所以，在管理中应当精确定义“人”的本质，由此获得组织的最大限度的可持续发展。
3.精确管理与中国人
企业不是中国的产物，现代企业是大工业的结果，是市场不断突破地域和国家的限制进而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成长与发展的根系，从某种角度上讲，竞争的激烈与生存的需要迫使企业采取有效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制度文化。这种因竞争而对结构和制度的需要进一步强化着企业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结构和制度的和谐与有效性上。
这些组织结构和制度文化保证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和周围的环境互动，以获得个体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像达尔文所讲的动植物世界一样，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这种自然法则需要在一个环境里运行，而不管环境如何，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制度本身构成了企业的内因。这个内因必须要把握，如果连自己都把握不住，就谈不上对环境的主动应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精确管理则表现或者首先表现为企业对自己的把握以及企业结构的构建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但是必须遵循可以依赖的路径来实现，以获得企业与环境最佳的互动结果。
过程与结果的这种结合就是精确管理。
显然，过程不完全是“黑箱”的运作，许多规则和轨迹明显得像火车车轨一样，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企业必须遵循的法则和程序，像资金的管理、生产过程的管理，以及物资的保管、运输、加工等等。这些管理的动作是因果逻辑相关联的，需要一个能耗最小的、成本最低化的管理过程。这就是精确管理的管理事实。也就是说，这部分管理可以精确化并能很容易地精确化，这是精确管理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在管理历史上，又正是这部分管理得到了最充分的研究。因为这是在剔除“人”的因素的作用下的“理想化”的管理。
不过，这部分管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且这部分管理的研究或实践的结果也没有被大量地普遍地应用在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管理并没有向社会输送自己的积极属性，影响文化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现代企业不是内生的，中国在“洋务运动”以前的经济组织大部分是一种自发的伦理状态。也就是说，它是经验型的，因而更受到文化本身的影响。
中国的生存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模糊逻辑。这种逻辑的目的也在于对世界的精确把握，但过程则是模糊的、经验型的，甚至是神秘的。这种过程让中国的文化与民族性格更多地以“本质化的玄学思考”来超越实际的论证与推理。这使社会运转本身简单化，并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也使文化环境变得模糊化。
具体地说，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原则是“人伦”，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前提是“人性”的把握。管理上若不注意研究人性，必然忽略人的重要作用，不去鼓励人与物的配合，则易犯偏重物而约束人的错误。所以，必须正确把握人性，正确运用人性，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价值。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在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有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
4.中国人性的弹性
中国人性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两个方面作简要阐述：其一是人性的假设前提，其二是国民性格特点。
关于人性的假设前提，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人性有深刻的认知，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的性善论、法家的性恶论、道家的中性论。
【1】儒家性善论
儒家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宋代《三字经》开篇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一观念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性善论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心灵。
【2】法家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为人生来爱好私???，所以为争名夺利，不知辞让；因为人生来有缺点，所以会有阴谋诡计，因此忠实守信不存；因为人生来有耳目之欲，所以好声色，因此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不存；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定会相互争夺。
【3】道家中性论
在老子看来，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老子指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老子认识到，声色犬马，本是人的需要，过分放纵了人性，必然会带来恶果，说明人性有恶的一面。有恶必有善，《道德经》指出：“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说明人性有善的一面。
由于中国古代儒家统治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人性学说对中国人的人性影响最大。中国文化中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君子具有优秀的品质，而小人则相反。如“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如鱼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又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榜样，小人则相反。
基于对中国式的人性假设，中国人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就是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做事就是如何提高工作绩效。搞好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绩效就是管理。只会做人，不会做事，是一团和气，是和稀泥，管理上等于零。相反，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常常得罪人，他的管理也等于零。因此，要先会做人，然后会做事，这就是管理。抓住中国人人性的特点，选拔人、用好人，是管理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对国民性格有深刻的洞察力，即有必要对国民性格特点作一下研究，并以国民性格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中国国民性格有什么特点呢？
简要概括是“不一定”。中国人的个性就是“不一定”，中国人的事情有变动性，抓住这两句话管理就比较容易掌握住精神。中国人满脑子都是“不一定”，中国人最喜欢说的也是“不一定”。同样一个中国人，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不一定。中国人说一定的时候，结果也常常不一定。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最强，弹性最大，适应力也最好。中国人最爱，也最擅长变来变去。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就是“不一定”。
5.中国人强烈的伦理属性
人性是难以定论的特质。无数的事实说明，人性是变动的，这些人性的光明面也好，阴暗面也好，以上所列举的一些特质较为普遍存在。管理的重点是通过管好人进而管好事，如何管好人呢？前提条件是对被管理者的人性特点深入洞察，因势利导。中国优秀的管理者，无不是抓住了国民性格的特点，对症下药。
【1】要面子
中国人把面子看得很重，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方能实施有效管理。不少中国人要面子，平时自己萝卜咸菜省吃俭用，可是朋友来了，却大鱼大肉招待一番，勒紧腰带花钱买个面子。
中国人最讲究面子，不管在什么场合下，只要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吵得不可开交，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引来大批人驻足观看，甚至影响交通。吵架者认为这是为了争个面子，其实面子丢尽了。
【2】重理重情
中国人很重理重情，这就有了“合情合理合法”之说。中国人在管理上有一套独特的功夫，这套功夫有个“三字要诀”，即“情、理、法”原则。如果中国人遇到了什么纠纷，总会按照这三字真言依次进行解决。我们的办法首先是“动之以情”；如果对方不讲情面的话，那就不妨“晓之以理”；如果讲理也讲不通，那就只好撕破脸皮上法庭了，所以这最后一招叫做“绳之以法”。按照中国人的脾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轻易拿出法律武器的。这一点跟西方人似乎不一样，他们可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很多时候也懒得讲理，遇到事情干脆直接对簿公堂好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律师这一职业是很吃香的。
除此之外，中国人人性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只是不够典型，在文中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有效管理离不开文化背景，了解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对症下药，是有效管理的基础。
事实上，模糊本身的精确在于，模糊要有精确的边界条件。这些精确的边界条件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精确管理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讲，精确管理是有自己的层次的。但精确管理确实是中国文化模糊之病的“良药”，没有这个“良药”，中国未来就没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因为模糊的管理将导致文化的非组织化与非结构化，而非组织化与非结构化的文化如同一个成熟的细胞，最终无法形成一个人体。也就是说，不具备成长性。事实上，如同物质与精神的不可分离一样，管理的软与硬、文化的软与硬都是必需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去“硬件”化导致管理本身的不能充分发育。因为，管理本质上是人对人的组织行为，而人明显地是文化的结果。管理的文化本质，使中国管理具有先天的不成熟性。
精确管理则是针对这种文化弱点进行的管理变革与文化变革。而且，这种变革也是从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或者基础管理入手的。
四、精确管理的理性：避免改造人的心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如下两个问题：
1.心理有没有好坏？
2.心理需要不需要去改造？
为什么管理的过程总是这么痛苦，为什么人们总不愿意接受管理，根据我的分析，是因为以前所有的管理学者都在试图对以上两个问题做出定义。虽然其他管理理论一样精辟地分析出了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心理，可是这些学派无一例外地都在考虑如何鉴定哪些心理是好的，哪些心理是坏的，哪些心理是需要改造的。
从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心理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又是与其后天的文化有一定关联的，所以一门管理的学问或者是一项管理的工作，被赋予改变人性与文化的内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是无力承担也无法接受的。
精确管理的精确还在于，精确管理在认真分析文化、人性、心理后，并不去鉴别好坏，也没有试图去改变人们本来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去避开文化、人性、心理给现代管理带来的不确定的部分，期望在最小的成本支出之下，使人的快乐感增加，实现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