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完成其特殊的使命，也是社会的第一位需要和利益所在。如果机构完成其特殊任务的能力减弱或受到损害，社会就不再能得到收益而必定遭受损失。一家破产的企业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雇主，也不大可能成为社区中的一个好邻居。一所未能为未来培养出领导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大学，无论它做了多少“好事”，也不能说是对社会负责。
因此，机构的首要社会责任，是机构对其本身的特定的使命所负的责任。对工商企业及社会的其他经济机构来讲，更要强调这一点。在解决对社会的一种不良影响或社会问题时，除非把它转化为取得成就和成果的机会，否则都会造成社会间接成本。这种成本只能由流动成本或资本来支付。如果由流动成本支付，那就是由消费者或纳税人来支付。如果由资本来支付，那就会使未来的就业职位更少、更差，并使生活水平降低。
那么，一种解决办法达到什么程度，就会使现存的而又为社会需要的机构（经济的、保健的、教育的或军事的）取得成就的能力受到损害，对社会来说代价过大，因而不宜采用呢？怎样使关心社会问题的需要同保持现存社会机构的成就能力的需要达到最理想的结合？到了什么程度，就会使现存机构负担过重，有可能无法为社会作出贡献——因而造成新的和更大的问题呢？在原有成本和新的收益之间，哪一点上是最理想的状态呢？
管理人员必须仔细考虑他所负责的企业的成就能力，以决定该企业能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限度。尤其重要的是，管理层必须知道企业为了弥补风险和承担起未来的责任而需要的最低限度利润率。一家企业为了“做好事”，首先就必须“做得好”（而且的确“做得非常好”）。任何时候，如果一家企业忽略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限制并承担了它在经济上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它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此外，管理层至少必须知道自己及其机构在哪些地方是真正无能为力的。企业通常在一个“无形的”领域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企业的长处在于能够计算和衡量，即有关市场测试、生产率和利润率衡量等方面。凡不属于这些领域的基本上就不是企业的长处，也不属于企业的基本同情范围，即不属于它们自己的价值系统。
管理层在承担某项社会责任并处理某项问题以前，最好仔细考虑一下，那项工作有没有以及有哪些部分可使之适合于自己机构的能力，是不是有的部分可以用具体的目标和可以衡量的成绩来予以规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可以认真地考虑承担起社会责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而在很多领域中答案都会是否定的——那么，不管问题是多么重要，而且对企业来说解决这问题又是如何迫切，企业最好还是不要承担。如果勉强承担了，只会对社会和本企???造成损害，而不会取得成就，因而也就不是真正负责任。
拒绝越权
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限度是职权的限度。法学家认为在政治词典中并不存在“责任”这个词，而存在“责任和职权”。任何人要求职权就要承担责任，而任何人承担责任也就是要求职权，两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始终意味着要求——职权。
当我们这个多组织社会中的企业或任何其他机构想承担社会或社区中某个问题或弊病的社会责任时，其管理层必须认真考虑一下：“企业有这项职权吗？它应该有这项职权吗？”如果企业没有而且不应该有这项职权——在很多领域中企业是不应该有职权的——那么由企业来承担责任就大可怀疑了。那不是承担责任，而是篡权和不负责任。
当企业或其他机构被要求承担起某项社会责任，并被赋予分外的权力时，企业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这种拒绝也是为了企业自己的利益。拒绝这种要求，正是以真正的社会责任为依据。
德鲁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自由经济思想之间分歧的点破——利润最优化还是利润最大化。企业究竟应该对谁负责？传统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社会”一直因为含混不清而饱受诟病，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第一次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土壤——各类利益相关者才能形成社会表现的预期，承受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评价企业社会行为的结果。90年代末期，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产物，企业公民的提法向“公民观”回归，也显示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回归——与以前的任何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观不同的是，企业公民不是责任先行，而是更多着眼在一个核心理念——公民权（Citizenship）上，从亚里士多德、洛克到发达资本主义的今天，公民权将“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义务、更多照顾社会利益的义务和责任”（亚里士多德语），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到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观点表示认同和支持，包括美国管理学家安德鲁斯（K.R.Andrews）、现代管理学宗师彼得·德鲁克、世界著名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加拿大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等。尤其是迈克尔·波特2006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一文，指出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的发展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社会责任的承担应该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迈克尔·波特论企业社会责任
面对弗里德曼对社会责任的责难（即职业经理人浪费股东钱财做公益），波特并没有选择回避，而是将矛头对准了企业，并提出了两大战略模型，帮助企业将社会责任转化为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指出，公益活动之所以未能解放企业生产力，是因为这些企业犯了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它们把企业与社会对立起来看待，而两者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的；第二类错误是它们只是泛泛而谈公益慈善，从未将其与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相结合。波特进一步指出，成功的企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反之亦然，两者如唇齿相依。企业只有找到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契合点，才能踏上通往可持续发展之路。
雀巢在印度莫加的发展历程便是这样的例子。雀巢于1962年进入印度，政府允许他们在莫加地区经营。这个地方经济落后，到处都是穷人，多数农户只养得起一头奶牛，仅能自给自足。由于没有冷藏设备，新鲜牛奶也经不起长途运输。雀巢去印度当然是为了挣钱，而不是做善事，但由于雀巢的生产高度依赖本土化、分散化的奶源，雀巢必须花钱帮助当地建设强大的奶源供应网络。为此，雀巢斥资兴建牛奶冷藏基地，组建车队到各地收购牛奶，还派遣大量兽医、营养专家、品质控制专家指导奶农生产高品质的牛奶。这样一来，不但当地的牛奶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奶农从最初的180户发展到如今的75000户），而且雀巢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就是雀巢热衷社会责任的秘密所在。
承载责任的两大战略模型
既然社会责任如此重要，那么企业应如何剖析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呢？波特用他的两个经典战略模型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模型是价值链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波特把企业的价值活动分为两类：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建设。
所有这些价值活动都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譬如，与技术开发相关的社会责任因素就可能有：企业与大学的关系，即企业是否与大学建立公私合作的关系，推动技术创新；技术伦理和实验伦理问题，如企业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动物测试；产品安全，即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节约初级材料，即企业是否通过开发新技术节约初级材料投入，从而达到保护森林、煤炭等初级资源的目的；产品回收，即技术革新是否有利于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回收活动。
通过逐一分析每一项活动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企业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价值活动的社会影响。波特把这一方法称为自内而外的方法。与之相对，第二个模型——钻石模型，则运用了自外而内的方法。该模型是波特在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提出的。他认为决定一个产业竞争力有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及对手表现。
这一模型也适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情景。波特认为，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四个因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企业竞争的外部环境。如果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一点都不考虑社会因素，就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丧失竞争优势。以需求条件为例，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的需求结构和特征存在巨大差异：穷人不喜欢大瓶装的洗发水，而宁愿要分装成一片一片的洗发水，因为他们不想一次掏那么多钱买洗发水；而富人则希望瓶子越大越好，因为他们没有支付压力，觉得那样方便实惠。因此，日用品生产商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经营要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只有那些细致考察过穷人需求且设计出满足他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能成功打开穷人的市场。这个市场被称为“金字塔底层”，规模巨大且蕴涵无限商机。
联合利华在印度的“金字塔底层”战略就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自外而内的方法，企业可以发现社会责任对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事实上，两个模型各有特点。第一个模型可用于企业自检，即通过详细检查价值活动，发现与企业社会责任正面或负面相关的问题。企业需要对这些问题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列，并尽力解决可能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的问题。第二个模型可用于企业挖掘责任竞争优势，即从外部环境变迁出发，找到一些有利于塑造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问题，并在解决社会、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外部环境变迁涉及因素过多，波特并不提倡企业对社会问题的考察面面俱到，企业仅需要抓住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两点。
波特用他犀利的战略思维重新诠释了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使之与企业竞争优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之间的藩篱。凭借该文章，波特2007年又一次获得了《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奖。这意味着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正从管理思想的边缘走向主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企业公民、无边界的权力和透明化，再次将企业公民推到了前台。如果说，在美国私人资本主义的早期，“美国的事情就是企业”（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是那一时代的阶段特征的话，那么，今天裹挟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而来的跨国企业更像是“超级金刚”，它们的权力已经跨越了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成为全人类的事业。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法力愈加无边，那么，人们对它的苛求和期望就会越多。企业公民的回归，也昭示了自由主义市场价值的破产。在自由市场和道德重建之间，过去200年来资本主义片面追求利润最大的单极化导向，已经严重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平衡，一种新的商业伦理价值观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