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国的想象力在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即在最不应该衰退的时候开始衰退。利玛窦[1]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明史》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明朝礼部竟然认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中国人当时拿到了《万国全图》，却没有一个游历各国的中国梦想，依然闭关锁国。1794年，清朝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表现出自满保守，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明朝后期和清朝既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冒险精神，连黑格尔都为中国感到惋惜，他说：“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安格斯?麦迪森也写道：“在1405～1433年，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体现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上。中国的航船比葡萄牙的大得多，由于有先进的防水设备，中国的航船更坚固，也更舒适，它们甚至能远洋航行到非洲。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就从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撤回到东亚一隅，远洋航行技术也日渐衰落。”
[1]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传教士。1583年（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敬重，称“泰西儒士”。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编者注
第三节 高水平农业经济均衡：1～1839年 (1)
中国历史上曾在农业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火驱赶猛兽，用疏导的方式治理江河泛滥，“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造就了一个平原地带供人们居住，可以有粮食吃了，然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产量，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中国在公元1～1839年期间，历经了汉朝（公元1～22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元朝（1206～1368年）、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和清朝（1616～1839年）。汉朝和罗马帝国是同时代的强大国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录了西汉初年中国的基本状况：“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兴了。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36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国经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
中国农业经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朝。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市场叹为观止的繁荣景象。尽管增长步伐并非平稳，但中国在人口增加数倍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通过持续的农业技术进步，奇迹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同时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写下的《论美国的民主》中评论道：“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每200～300年的时间便更替一次，但经济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懋可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式样》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试图解释中国千年的经济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得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诱导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反复。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劳动力十分廉价，人均收入只能下降，从而达到“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又使农业剩余减少，储蓄不足，阻止了原始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即使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仍旧无法诞生现代工业。
尹懋可的这一理论尽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其有4个不足之处：第一是对中国人均收入下降的推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力，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第二是工业革命需要很多条件，特别是类似纺织机的发明，资本积累不是充分条件。第三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技术改进得越好，越可能对工业技术置若罔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轨既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尹懋可在分析中国经济时，注意点集中在中国没有能独立创造出工业革命上，这造成推断超出应有的逻辑范围，不免牵强附会。第四是忽视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内生性。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总会出现高速增长呢？尹懋可没有回答。我把人力资本引入尹懋可的模型，得出对中国近2000年农业经济的一个新模型。
以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的经济增长模型[1]作为主要的标志，人口出生率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家庭同时决定养育后代的数量和积累资本的数量。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得出两种可能的均衡：一是“贫穷陷阱”，即高出生率伴随低经济增长率，这是人们常说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二是“高收入均衡”，即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父母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质量，减少孩子的数量，低出生率伴随高经济增长率。怎样才能走出“贫穷陷阱”达到“高收入均衡”的状态呢？贝克尔、墨菲和塔莫若对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2]没有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只认为需要历史的运气，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投资才可能触发经济由“贫穷陷阱”向“高收入均衡”的过渡。英国工业革命的伴生特征是人口转型，即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欧洲文艺复兴和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带来的教育普及可能是英国人力资本的“第一推动力”。
从公元1～1839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相同，进入了一个“高技术水平、低人力资本、高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停滞”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消耗，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人均土地的减少，又推动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总量，但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用一个医学例子来说明：人体超重容易导致高血压，就是因为心脏供血能力跟不上体重增加。
我把中国经济总量比作人体的体重，把血压比作人均收入，血压上升表示人均收入减少。这个人体体重增加很快，但血压没有升高，人体仍然健康如初，因为这个人体的心脏越来越强有力。这个心脏就是中国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能力。如果中国没有持续改进技术的“心脏”，就会出现“高血压”，体重不可能增长。正是这颗“心脏”，使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动态均衡”的陷阱。比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中国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情况下搞出“两弹一星”，显示出技术大国的传统。下面，我列出4个事实，来对中国近2000年的经济作一个简洁并内在逻辑一致的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拨开看似矛盾的历史迷雾。
事实一：中国人口出生率高，人力资本水平低
除了在战乱和大规模饥荒期间人口出现减少外，中国人口在总体上长期增长，在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下，跳出了低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奇迹。如图2-1所示，中国和印度人口从公元1～1839年期间长期增长，特别是中国人口在1700年开始大幅度超过印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过“文景之治”，中国人口逼近5000万人大关。公元1年，汉平帝登基，汉朝的人口继续暴涨，总人口是5960万人，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比当时的欧洲总人口多出近1倍；宋朝时人口突破1亿人；1644年，清朝建立，人口约1.4亿人。“康乾盛世”先后持续了150年的稳定和繁荣，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清史》称“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康熙“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刺激了人口增长，1741年，全国人口突破1.42亿人，1820年逼近4亿人，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这在没有工业化的经济中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规律即“马尔萨斯陷阱”在中国也发生作用。中国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必然有相应的机制抑制人口。马尔萨斯写道：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而且大部分地区每年收获两次，人们生活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不用再劳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抑制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即究竟是哪些罪恶、贫困患难抑制人口不超越土地的供养能力。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尔萨斯推测中国“早婚”的广泛盛行导致出生率很高。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已经停滞了，怎么还会有高的出生率呢？他感到很困惑。所以，他推断，中国饥荒和弃婴很可能大量出现，人口受到积极性抑制的影响。他写道：
但是，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情况，与这个论点不太一致。据记载，中国各个阶级都盛行早婚。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似乎是相矛盾的。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时间，土地每年的平均产量不太可能有较大增长，所以，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再迅速增长。盛行早婚的情况也许并不确切，但如果早婚盛行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似乎只能这样解释：盛行早婚必然造成人口过剩，但不时发生的饥馑和弃婴现象却又抑制了因早婚所带来的人口过剩增长。而荒年的弃婴现象可能比欧洲人想象的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