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经济体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时代。欧洲、日本的退休人员预计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将逐渐增加，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在成为“银发族”，也开始步入老龄化。许多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政策对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退休问题相伴随的财政压力预想不足。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提出警告：“虽说这场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中国虽然还不是发达国家，但同样面临着成本高昂的人口结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担忧同样也适合中国经济。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处于老龄化门槛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1000美元，所以中国居民是“未富先老”。200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现了人口年龄的“倒三角”结构，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如图4-4所示，从2009年至204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预计2040年以后，老龄化趋势减缓，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以上，这意味着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现金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到2029年正好达到65岁，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申领养老金的退休生活。这个养老金潜在缺口现在还不明显，但2029年前后会充分显露出来。财政的中长期规划应及早考虑这个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能等到2029年以后才开始应对，未雨绸缪将赢得主动。特别是2029年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时代”，财政收入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减缓，财政花费的增长还难以预测，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加是必然的。由于“中速增长时代”约3%的增长速度很可能高于中国国内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中国国内债务的可持续性应当没有问题（见图4-4）。
若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需要的税率会惊人的高，必将减少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削弱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工作的意愿，减少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的积极性，削弱中国经济应对生产力革命和其他外部冲击的供给灵活性与弹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可行的办法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相应的工资收入，在不征收或少征收社会养老保险税的前提下，加大劳动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贡献。同时，合理运作国有资产和全国社保基金，使其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以弥补养老金缺口。但工资提高、国有资产增值和全国社保基金的有效运营所能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充足的，可以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做法，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逐步延长到65岁，再视情况延长到70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延迟退休与大量年轻人就业困难形成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重大考验。
除养老支出外，还有3项必须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花费可能占GDP的15%以上，它们同样不容忽视：一、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医改将覆盖全体国民，未来40年，医疗花费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显著上升；二、中国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逐渐增加到5%；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1%的GDP大关。在品牌时代，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2029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4%的财政投入。
（五）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如图4-5所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中相遇。中国老太太到死的时候才攒够了钱买房子，美国老太太在死的时候刚刚还完贷款，但已经享受了多年的房子了。这个笑话表示中国老太太储蓄倾向更强，而美国老太太消费倾向更明显，中国老太太与美国老太太在收入消费倾向上差别很大，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消费倾向上的差距很大。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来看，美国储蓄率过低，导致居民部门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过高；而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减速，表明中国受外部冲击仍然很大，国内消费还是不够，也就是说国内储蓄率过高了。
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部分用于出口，而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就会减少外部冲击。要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艰巨任务。1964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一代”在2029年就基本退休了，“80后”和“90后”具有与“60后”和“70后”明显不同的消费习惯，在2029年左右达到生命收入高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倾向。中国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蓄率。如图4-5所示，我预计，中国储蓄率在2009～2049年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下降太多。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减少国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渠道。
[1]人口红利：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编者注
第二节 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1)
日本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认真研究日本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所说：“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日本曾有过15年的高速增长年份，那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为止。在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日本的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每年10%，其后出现了‘石油冲击’，日本经济学家们改口说，不是10%，而是7%～8%。其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他们又说，不是7%～8%，而是每年5%。现在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又说应该是3%～4%。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日本快速增长给日本人带来了超现实的乐观情绪，以为这种快速势头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纵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日本经济，它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保持在6%左右，所以，日本极有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平均值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如果能取得4%的增长率那也是非常难得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如图4-6所示，1955～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18年间，实际增长率年均为9.7%，令世界瞠目结舌。1955年底，日本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自立为目标，预定的年均增长率为5%～6.5%。1956年，日本加强电力工业建设，从国外进口原油，促进了炼油工业的发展。1955～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意想不到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政府预定的目标。1958年，日本开始生产汽车、电视及半导体收音机等家用电器，钢铁取代纺织品成为主要出口物资，出现了第二次经济增长高潮，称为“岩户景气”。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参与该计划制定的经济学家下村治提出建议，“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勃兴期，国民创造能力的解放，乃是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尽管1959年经济急剧膨胀，增长率达到17%（当时统计的名义增长率），但仍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自1961年起，日本年经济增长达到11%，日本用10年的时间让经济总量翻倍。为迎接1964年东京奥运会，大量建造体育场馆等设施，1963年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设备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增加的局面，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1964年10月，当东京奥运会隆重开幕时，东海道新干线、东京高架单轨车、首都高速公路网、地铁、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已相继通车，日本国民生活开始流行“三大件”，即当时有所谓的“3C”（新三宝）：汽车（car）、空调（air conditioning）、彩色电视机（color television）。“伊弉诺景气”指的是1965～1970年期间连续5年的经济高增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1970年3月15日～9月13日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有8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入场者多达6421万人，取得巨大成功，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经济区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4000美元。1955年，日本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6.0%，而1973年对美国的比重提高到了35.1%。
1974年1月，“石油危机”爆发。这一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锐减，实际经济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数，宣告了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只是在1995年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出现过短暂增长，之后一直处于长期低迷。从1991年至2001年，是日本经济“失落的第一个10年”。2002年后，在国外需求特别是中国进口上升的拉动下，情况有所改善。2007年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基础仍然相当脆弱。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轻易衰退。
为什么日本经济会突然减速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它的制造业。“日本制造”征服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汽车、电子、造船以及钢铁等产业拥有多个世界级企业。日本的工业界几乎都是机械化，比如高级精密仪器和精密机床国际一流，而且可以说是效率非常高的产业。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没有开发商业飞机项目，却选择了机器人的技术路径，工业用机器人的生产量约占世界的7成。“日本制造”拥有高品质的国际形象。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成为全球管理界学习的典范。日本靠制造业维持了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