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梯是富裕。“沿着发展之梯继续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则属于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亿人。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国10亿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数千万高收入个体。北京的青年专业人士也能够列入21世纪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第一节 生产力革命创造世界 (2)
除少数国家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外，实际上各国收入都出现了“马太效应”，也就是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杰弗里?萨克斯毫不掩饰地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是还有1/6的人口根本没有踏上发展的阶梯，每年有800万人因极端贫困而死。“因此，当我谈及‘贫困的终结’时，我将讲述两个紧密相关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结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惨处境——这些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天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享受基本的营养标准、健康、水与厕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参与社会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包括那些处于中等贫困的穷人）能够有机会沿着发展的阶梯向上爬。”
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富裕的阶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贫的阶梯上？为什么这个阶梯看得见，却爬不上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人类福利的阶梯是如何产生的。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对于我来说，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当出现一个使其平坦的机会时，他们的视野才会平坦，但如果出现另一个机会，它便不再平坦了。”什么是德鲁克所说的“机会”呢？在我看来，能够改天换地的“机会”和造就人类社会福利阶梯式分布的根本方式只有生产力革命。
时至今日，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生产力革命，即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着的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是生物技术革命。早在19世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农业经济，农业也会被工业改造。他说：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1]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
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做“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
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唯一的生产力革命类型，在此之后，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特别是在国门初开的中国。他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产力革命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未来学派”洞悉大千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
综合这些所有的引证，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阶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们目前只看到历史上有4个世界：狩猎经济世界、农业经济世界、工业经济世界和信息经济世界，另外，可能正在迈入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国家先后攀上工业经济的阶梯，也仍有一些国家停留在农业世界的阶梯中。人力资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导致出生率高，从而进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贫穷陷阱”。在工业经济世界里，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发展过程中有能力持续改进技术和创造品牌，“日本制造”也饮誉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后，没有能够抓住信息经济的新生产力革命，信息产业被制造业压抑了，自1991年以来长期停滞。在信息经济和生物技术经济的世界里，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美国。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通胀，低失业率，高增长”的奇迹。但经历了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维艰，信息产业没有能如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迅速地东山再起。美国生物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本市场的培育下，刚刚“小荷才露尖尖角”，还难挑大梁。
生产力革命没有碾平世界，而是摧枯拉朽，无情地按自己的意志彻底改变了世界的一切状态，创造了自己的新世界。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生产力革命的特例，即当时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了极为生动深刻的描述，他们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确，生产力革命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特定生产力的地盘里，一切由生产力做主。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举例说明生产力革命后，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指出，“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河”依旧是平的，但事实上，“河”已经是工业化的河了，“鱼”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河水依旧是平的”只是一种肤浅的错觉。在农业时代，农业是在有限土地上的辛勤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工业时代，农业被变成“工业化的农业”，化肥和农业机械成为农业产量的主要保证，“一分耕耘”，可能“十分收获”；在信息社会，“订单农业”和信息化物流出现了，开辟了一个无缝链接的世界农业市场；在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是“基因工程的农业”，西红柿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马铃薯也不用在地下野蛮生长，而是在树梢上自由自在地沐浴阳光雨露，药物将根据个人的DNA进行配置，人类寿命可能达到120岁的天年。
[1]萨依（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编者注
第二节 生产力革命 (1)
黑天鹅和煮青蛙
生产力革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观察报》2001年9月采访国际投资家乔治?索罗斯时，采访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最害怕什么？”索罗斯答道：“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我相信，索罗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抓住其哲学要害的。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能精确地测量粒子的位置，因为测量必须用光子照亮粒子，一旦光子照亮粒子，粒子就会改变位置，所以就不能精确确定它的位置。同样，中国有“朝三暮四”的成语。其典故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每天给每个猴子一定数量的橡子吃，有一次这个人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不得不削减喂猴子的橡子数目到每天7个。
他与猴子们商量早晚橡子的数目。这个人对猴群说：“我给你们每只早上3个橡子，晚上4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摇头，于是这个人又对猴群说：“那我给你们每只早上4个橡子，晚上3个橡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过去人们常嘲笑猴子，认为猴子不懂算术，每天总量是7个橡子，“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以为猴子们很愚蠢，其实它们是很聪明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差别就在于从朝到暮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这个人可能在一天中午就破产了。在不确定性下，猴子们的“朝四暮三”选择比“朝三暮四”更安全更好。生产力革命的本质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天崩地裂”和“星移斗转”的事件，是超出想象的突发事件，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即“黑天鹅事件”。
美国证券交易员塔勒布在其畅销书《黑天鹅》中认为，黑天鹅事件是超过任何想象的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它罕有发生，但一旦出现，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举了个典型的例子：欧洲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后，“天鹅都是白色的”的信念被彻底地动摇了。一个黑天鹅事件的例子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造成2752多人罹难。开始美国CNN报道的是一架小型飞机碰巧撞上世贸中心，没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商用大客机。后来，在美国国会的《“9?11”事件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增强想象力。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事件，导致10万多人死亡或失踪。可是印度洋在过去多少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海啸，对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人们来说，海啸是超乎想象的黑天鹅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