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是什么？
水手就是满世界流浪，肌肉发达，面色如铜，寂寞得要死，潇洒得要命的人。他们多次在我的笔下出现，打架、斗殴，不是赌徒就是酒鬼。
我从不丑化他们，我认为，我喜欢他们。我喜欢他们的粗砺、豪爽，以及对命运的仇恨。而我呢，我极易受到伤害，感情细腻，优柔寡断，总是相信那些走近我的人，直到我吃亏为止。因此，我虽然也做过水手，却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种水手。
1977年，我作为最后一批招工的知青，由一个小镇来到县城。那时候，我瘦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宰鱼之胆，却被分配到顶顶糟糕的单位——装卸公司。走过山跳，背100多斤的大包，或者赶着骡子在大街上拖卵石、预制板，这不是要了人的命吗？不行，得赶快行动，拒不执行命令。我的瘦弱说服了交通局局长，他们将我调到水运公司，驾船去。
驾船就驾船吧，驾船人在县城也没有好名声，但总比赶骡子强，总还有点技术可学。
于是，我去水运公司了。
那是个什么公司呢，不就是每家每户组织起来的船业社吗，年轻人全是船家子弟，最高文化水平的才初中生。两间办公室，还是半截墙呢。
我天生不是一个水手，驳船绑在拖轮上，那隆隆的机器声日夜不停，根本叫你无法入眠。后来，领导得知我能写会画，意外地将我调回“坡”上，在办公室里搞文字工作。
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水运公司，我和一帮水手哥儿们混得极好，这里面，有党团员，有孤儿，有扒手，有强奸犯，有呆头呆脑的人，我跟他们亲密无间，我买烟给他们抽，我自己也学会了抽烟。并且，我成了公司的团支部书记，交通局团总支宣传委员。然而我最大的忧伤是在这个县城被人小瞧，我的单位，我的集体所有制编制，限制了我想得到一位姑娘爱情的奢望。这种歧视使我夜不能寐，于是，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首忧伤的诗，一篇篇痛苦的散文，作为心灵的安慰。
1979年，我把那些根据当时杂志上流行的标准写的诗，诸如哲理诗、歌颂祖国山川的诗，投寄了出去，第一首竟然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发表现在看起来脸红的诗了。
我毫不掩饰我当初走上创作的盲目性，我甚至咒骂我功利主义极强的创作欲望。事实上，创作的路，就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道路。在五年的水运公司的生活里，我品尝到了船工生活的无穷幽秘，我痛苦而绝望地认识了一群人，他们的故事全被风浪浸过，他们告诉了我吃“水饭”的艰辛与神奇。长江，以及周围的那些河流上，到处扔弃着船工的故事，如被汛水冲刷的断砖碎瓦。他们告诉了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否则，一辈子也只能在三尺船板上守着一壶老酒，过着与陆地完全不同的寂寞日子，与世隔绝。
我离开他们，然后我再写他们，歌颂他们，都发自内心。这奇怪吗？我想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当我离开它之后，我的诗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们，并且，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碰见过比他们更真诚、更真实、更善良的人了。
1982年，我借调到文化馆，我不再是“船拐子”，我穿西服，挺像回事的在乡下业余作者面前谈诗歌的意境、意象和押韵。
我的生活从此改观了，我有幸被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漂亮姑娘爱上了。
然而，我发现，在水运公司，我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水手，而在文化馆，却是一个典型的水手。我散漫、执拗、犟、渴望流浪的生活。我和我另一位文化馆的朋友（他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了），十分讨厌文化馆不让写小说诗歌、只能搞剧本、唱词的呆板生活，决定一走了之。
三进三出，每一次走掉，又被说服回去。最后一次，我们发誓再也不回文化馆了，我们准备骑车从长江上游一直到黄浦江边。
为此我们准备了大约半年。正当我们准备成行时，一次偶然上省城开会的机会，得知了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我同样讨厌上学，我认为文凭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它使人变得虚荣。在朋友王家新的怂恿下，我去找他大学时的同学、留校老师於可训（著名评论家）报名了。
我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报名。结果以第三名被录取。录取后武大找我去报到，可我人远在鄂西利川，害得於可训老师拍了不少电报，我才最后一个去学校报到——这事於老师经常提起，让我汗颜。于是，我来到了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武汉。
两年的大学生活使我的精神境界辽阔起来，让我由野蛮人变成了一个文明人。我读书，写作，并且放下诗，转向小说创作。那两年，我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中篇处女作《黑艄楼》，受到了好评。接着在《青年文学》上发表的《黑藻》（责编詹少娟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斯妤），《雨花》上发表的《镇河兽》，都是写水上生活的，我挖掘记忆深处的那些船工，对自己是一种心里平衡。
毕业后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每天看剧本。
我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了，我不能睡懒觉（习惯叫我总是12点过后入眠），每天8点都得准时上班，在办公室里，木头木脑地坐着，像个傻子，像个大笨蛋。
一走了之。往海南去，淘金去，我办好了停薪留职手续，与我的朋友们一起，渡过琼洲海峡，来到有异国情调的海南岛。
遍地都是“乞食”的大学生，闭上眼睛都能抓一把“作家”。作家算什么，作家算个球！
我和为我出路费的朋友，尽量玩，尽量吃，到通什，到三亚。吃了玩了，得弄份工作。那有多难呀！某家报社纸的主编是诗人，一谈就熟，他们让我先为他们报纸写点报告文学，也就是拉赞助，搞广告，说按20％提成。按照他们先联系好的地点，我去了一家大公司，我得到了相当冷漠的接待，我采访了一天，没喝上一口水，没吃上一口饭，公司领导倒是很想上报告文学，大谈自己的经历，临了把一大摞“绝密”、“孤本”资料给我，吩咐我写完了再还给他们。回到旅社，想到一天的遭遇，什么扯淡的改革者、企业家，见你妈鬼去吧，一分钱提成咱都不要，将那些“绝密”、“孤本”资料，全扔在厕所里了。
吃够了海鲜，赏够了风景，满脑子去海南开创业绩的计划都如过眼烟云。三个月以后，又垂头丧气回到了武汉。
看样子，还是得老实过点日子，老实写点混不了多少稿费的小说。我不是水手，我空有水手的一腔情怀，一身胆气，却无水手的本领。
回到武汉，研究了一年的戏剧之后，我调到《芳草》编辑部。我和我的妻儿借居在郊外的东湖旁。写作、会友，闲时搓搓麻将，钓钓鱼，少有的宁静，使我进入了平凡的幽居生活。我喜欢那郊区的景色，无论是早晨和傍晚，鸟叫蛙鸣不绝于耳。一个不是水手的水手，似乎找到静泊的境界，一个小憩的港湾了。我现在渴望宁静，讨厌叱诧风云，惊世骇俗，高谈阔论，东游西荡。我知道，一切别人都不会在意，有名也好，无名也好。要紧的是，自我得到充实，“趁夜雾升起之前/穿过那片松林/享受落日/一个心眼地去爱黄昏。”为此，我重操旧业，写了近百首“幽居诗”，这些诗至今还放在我的抽屉里，友人来了，让他们偶尔读读，都称我这才是真正的诗，洞悉人生与社会。
我不以为然。我知道，我不是水手，因此不能在喧嚣的尘世间击风搏浪。我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读书、写作、睡觉、换煤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