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上，茅盾摒弃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他以其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从中国小说史的实际出发，努力揭示小说民族化发展的规律。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他不仅从总体上提出了中国"市民文学"的概念，充分肯定了其中含有"民主性、革命性和现实主义传统的东西"，而且从那些"不朽的、古典的市民文学"中，举出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作为学习民族的形式应当注意的代表性作品。他针对认为章回体是我们的民族形式的长篇小说、笔记体是我们民族形式的短篇小说，以为故事有首有尾、顺序展开是民族形式，而不按顺序、拦腰开头则是外来的形式的普遍看法，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认为章回体、笔记体、故事有头有尾顺序展开等形式，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但它们在民族形式中却只属于技术性的地位，"而技术性的东西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唯一标志"。他明确指出，如果一定要在我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方法中找民族形式，则"应当撇开章回体、笔记体、有头有尾、顺序展开的故事等等可以称为体裁的技术性东西，另外在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这两方面去寻找"。这无疑切中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要害。茅盾还认为，我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发展的。他揭示了中国小说"由简到繁，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的结构的变化发展规律，指出正是在这发展过程中，我国的长篇小说完成了民族形式的结构。结合对古典文学名著《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结构的具体剖析，茅盾把我国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结构原则用12个字来概括，"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并指出正是依靠这种结构方法，我国的长篇小说才得以"长到百万字却舒卷自如，大小故事纷酝杂综然而安排得各得其所"。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茅盾则以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的细描相结合。"茅盾的这些阐述，不仅体现了他在小说创作理论方面的深刻见地，更为文学民族化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91年
茅盾与民间文艺
茅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创作家和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的民间文艺学者。茅盾对民间文艺的热爱和重视，他对民间文艺学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他在创作领域中表现出的与民间文艺的密切关系，都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总结。这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对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理想、理论，茅盾在他所写的大量的文艺论文和文艺杂感中，曾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这些见解，广泛论及了民间文艺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民间文学的基本原理，对民间文艺学这一人类文化的现象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它们无疑是我国民间文艺学理论的一种优异的存在。
对于民间文艺的本质特点，茅盾有明确的阐述。他认为原始的歌谣舞蹈，以至民族史诗，都是"为人民所作，为了人民，而为人民所有的文艺"。"那些民间故事和民歌在老百姓间口中流传，何人创造，--张三或李四可不知道，但那些东西是在人民中间产生，为人民所共同创造的。"在《民族的"深土"的产物--民间文艺》一文中，茅盾鲜明地指出，流行于口头的民间文艺是从中国民族的深土里发长出来的，"它的基础是全民族民众的情绪和思想"。他认为正因如此，民间文艺才会显示出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它们虽从来为士大夫所看不起，"可是不因被他们看不起而遂停止了发长"。茅盾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各地几乎都有自己的独特作风的民间文艺，贯穿在其中的，"是老百姓的对于他们所爱所憎的人物的赞扬和讽刺，他们给这些人物创造了典型。而作为这些民间文艺的灵魂的，还有老百姓的从生活里得来的人生的真理和对于生活的积极的态度"。
作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艺，其产生和发展，必然与劳动生活有着最密切的直接联系。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熟悉劳动，但在阶级社会里，又受到剥削和压迫，这些也必然在民间文学中反映出来，对民间文艺的这一创作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茅盾也作出了论述。他在《田家乐》一文中即明确指出，从前的"田园诗人"有歌咏四时的"田家乐"，民间的无名诗人也编出了无数的通俗的给农民们劳动时歌唱的"四时田家乐"，然而，动机是不同的。"风雅的"田园诗人"意在颂扬"尧天舜日"下的治绩，民间歌人则直诉了朴质的农民在一年中"和土地奋斗"所备尝的酸甜苦辣。""并且民间歌人的鼓词或小调大都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事历程描写得很具体，很详细，把农事的知识来歌谣化了"。茅盾还进一步指出，太平时代产生了"田家乐"，荒乱年头就应该有"田家叹"了。而对农家的苦痛，""田园诗人"自来不肯形诸笔墨。民间的歌人呢，是要"叹"的。大都是短短的小曲"。
茅盾明确地肯定了民间歌谣准确反映人民意愿，作为人民舆论的性能，对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作用也作出了论述。他曾鲜明地指出："民谣是民众思想的结晶的表现。"在《民间·民主诗人》一文里，他谈到，早在原始公社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民，即用歌谣"歌唱了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喜悦"，赞扬战胜自然界种种危害的集体力量，以此"激励着人民"。而在悠长的阶级社会中，"当一切发表言论的工具都被统治者一把抓在手里的时候，人民曾以歌谣这形式作为反抗暴政、要求解放的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歌谣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声诉了勤劳的人民如何被剥削、被虐待，暴露了专制魔王及其走狗们如何荒淫残暴，表示了人民对于这些压迫者如何愤恨"。它除了仍然"激励人民"和"颂扬人民力量"以外，更"执行了战斗的任务"。
对于民间诗歌中数量最多、艺术性较高的恋歌，茅盾尤为重视。早在20年代初期，茅盾即在积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呼吁不能把文学当作消遣的同时，明确肯定民间文学是"真的文学"，赞扬民歌中的情诗"的的确确是真文学，是表现当时代人生中恋爱那件事的文学"。在1925年写的《打弹弓》一文中，茅盾不仅指明"民谣中尤以恋歌为重要的部分"，而且对"为什么民谣中独多恋歌"作出了妥当的解释。他认为，赤裸裸的恋情的表白，是从前的文学家有所顾忌则不敢形之笔墨的，但被率直的民间文学家借了民谣的形式而产生出来；由于民众的极其欢迎而传布得快，又因为不受文学上传统法则的拘束与法吏的检查，能自由创作而出产甚多，久而久之，便占了一民族民谣的大部分。同时，茅盾还指出这种恋歌的可贵之处，"即因他们是民众的真挚恋情的表现，是健全的民众的恋爱思想，既不带有偷香窃玉以恋爱为游戏的怪相，亦不夹着色情狂的邪气"。他认为，健全的恋爱观念，在各走极端的禁欲（假道学）与纵欲（色情狂的描写）两种思想所表现的中国恋爱文学内是寻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民谣里却寻得出来"。他还全文引录了流行于江南民众口头的《打弹弓》这首恋歌的歌词，肯定了这一长达十五段的对话体的恋歌的"特出"之处；又举出《凤阳花鼓调》中一首虽短却意义曲折的恋歌予以赞赏。
茅盾不仅论述了民间歌谣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质，而且对民间歌谣在艺术表现上也能够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所喜闻乐见的特点作出了概括。他认为，"各民族的歌谣，其体制虽然不尽相同，可是基本特色则大抵不外乎：质朴，刚健，有音乐性而又容易传唱"。在《文艺杂谈》一文里，他还谈到，由于民歌非文人的作品，这"对于民歌之文字的朴素，结构之单纯，几乎有决定的意义"。
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茅盾予以高度评价。他认识到民间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也是作家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对民间民族与作家文学的关系，他也作了很好的阐述。早在20年代他所写的《楚辞与中国神话》一文中，茅盾即明确指出，"故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他认为，《诗经》是中国北部的诗歌总集，《楚辞》是中国南方文学的总集，而前者源于民间歌谣，后者源于神话。茅盾还强调，"一民族的文学发展，大都经过两个阶段；最初是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文学"，"其次乃为著于竹帛的文士文学"。"而"初期的文士文学，亦必须以民间文学的神话与传说为源泉，然后这些文士文学有民众的基础，为民众所了解"。这无疑指出了口头文学先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看到了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茅盾还把文学的新转变取决于作家向民间的学习。茅盾以屈原为例，来论证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艺术成就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将神话对屈原的哺育和陶冶，当作其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肯定屈原由于撷取民间的神话传说，使中国文学发生了转折，产生了真正不朽的作家文学。
茅盾重视伟大作家需要民间文学的哺育这一重要的艺术规律。在《创作的准备》一文中，茅盾谈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试笔以前所读的文学作品，正是作家最初的创作的准备，而民间文学的无名作家"也一定记诵着不少在他以前的无名作家的作品--口头流传的故事歌谣"。他认为，一般作家在从事文艺创作以前，大都受到过前人的名著的影响或受益于民间文学，"赤手空拳毫无凭借的作家，事实上是不会有的"。
茅盾在肯定民间文学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多功能性的同时，还看到了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的民间文学难免要打上统治阶级的某种思想烙印，作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就难免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意识色彩，而这又会影响到形式。他曾在《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民间文艺形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这五光十色的民间文艺，都是千百年来大众生活经验、意识情绪之结晶，与大众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同时，这一切中间，也缠满了千百年来封建意识的葛藤，也渗透了千百年来长期被压迫而产生的退让保守的心理。而凡此种种，又必然影响到形式。"这种见解，无疑是极其深刻的，它既符合古代民间文学的实际，也显示出茅盾对待民族历史遗产的科学态度。
茅盾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为马列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基础充实了有益的内容，丰富了我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财富，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
神话，在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几乎被公认为是散文体文学的源头。在论及茅盾关于民间文学的思想理论时，我们尤其不能忽视茅盾在神话研究中的建树。茅盾不仅是我国现代神话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我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
研究和介绍神话，是茅盾早期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1917年，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久，他即着手编写了含大量神话在内的《中国寓言初编》和童话。1918年，青年茅盾为借鉴西洋，取精用宏，创建新文学而"穷本溯源"，即对神话产生了兴趣。他利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丰富的藏书，大量"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并广泛涉猎了19世纪后期欧洲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为他研究神话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21年，茅盾在主编和改革《小说月报》不久，即在这年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六号的"海外文坛消息"栏内，介绍了捷克斯拉夫、波兰、印度、爱尔兰等民族的神话故事。1923年，茅盾在上海大学任教时，曾在英国文学系开设了"希腊神话"课程。此后，茅盾开始编译希腊、北欧神话，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连载。从1924年9月至1925年4月，他连续编译发表了10篇希腊神话和6篇北欧神话。这是中国青少年学生最早接触到的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其中，既有英雄神话，也有自然神话。在茅盾看来，这些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神圣的历史，又可以说是他们的小说和传奇故事"。显然，茅盾是在真正了解了神话的价值后进行介绍的。茅盾在介绍时，不仅注意到了材料的选择，而且加进了神话学的科学说明，并对神话材料加以大胆的艺术处理，为神话故事健康地进入儿童文学园地作出了有益和成功的尝试。
茅盾不仅较早地把外国神话介绍到了我国，而且是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神话理论的学者。他对19世纪西方各种神话学派，诸如文字学派、比较神话学派、人类学派等大多作过研究，并着重介绍了理论最为丰富复杂的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这些介绍，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