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
关注妇女问题，为同社会解放紧密相关的妇女解放事业倾注心力，是鲁迅毕生伟大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开始了对妇女问题的严肃思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将妇女问题与思想革命结为一体，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目标结为一体。他把关于妇女问题的深刻思想融于自己一系列的光辉作品中，自觉地为妇女解放而呐喊、战斗。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社会论文《我之节烈观》，即针对强加于妇女身上的封建道德规范，进行了充满理性和激情的批判。他还猛烈批判了"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由妇女"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的历史，讽刺了这种转嫁罪责行为的荒谬性。他大声疾呼应当把妇女从封建道德迫害下解放出来，"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他还在《热风》《华盖集》的许多杂文里，对于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以及猥劣、腐败的禁律、教条乃至陋习，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在易卜生主义风靡一时的年代，娜拉成了妇女解放的象征。而"易卜生的终点正是鲁迅的起点"。深谙中国国情的鲁迅，将娜拉安置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中，深刻地指出了娜拉从专制家庭出走的结局。他鲜明地提出，为改变妇女的命运，为娜拉计，"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的了"，而要取得经济权，"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20世纪30年代，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一步为广大妇女谋求解放指明了方向。他针对中国社会现状，引导人们警惕女权幌子下的旧传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妇女的叹息和痛苦是永远不会消灭的。他呼吁广大妇女"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
与此同时，鲁迅又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塑造了一系列闪耀着思想光彩的妇女形象。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一个个鲜明而真实的艺术典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劳动妇女怎样在"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下挣扎、奋斗的悲惨遭遇，看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第一代知识妇女反封建的精神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
鲁迅还怀着无限"悲哀与尊敬"的激情，描绘了从容转辗于文明人发明的枪弹攒射之下的中国女性的不朽；他热情赞誉了刘和珍等中国新女性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赞扬了她们在执政府门前"喋血"时，仍能"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勇毅精神，称誉这是中国女性"被压抑至数千年"之久，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
面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史上女作家寥若晨星，女性文学被视为异端，备受压抑、摧残的状况，鲁迅还自觉地把培育中国现代女作家，促使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鲁迅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许多著名的现代女作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和鲁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先生的引导和扶植，鲁迅先生崇高而闪光的人格与品质，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给予中国现代女作家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鲁迅先生在他毕生的文学活动中，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学新人的培养。他在领导左翼作家联盟时，更明确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并把这项工作视为"急务"之一。为此，他作出了不懈努力，建立了不朽功绩。对现代女作家的扶植和培育，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以广博的胸怀和培养青年革命文艺战士的无限热忱，在与现代女作家的交往中，给予了她们热情关怀和无私帮助，为她们指引和开辟了创作道路。
鲁迅是著名革命女作家丁玲的引路人。
1924年，在不到20岁的丁玲只身从上海来到北京，面临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她心头"闪烁"。丁玲如饥似渴地读鲁迅的作品，从鲁迅那些深刻的篇章里，她进一步认识了多难的祖国和可悲的同胞，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20世纪20年代末，身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漩涡中的丁玲，深"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她阅读了鲁迅发表的各种文章，阅读了不少经鲁迅介绍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艺理论，并把鲁迅"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
1931年，丁玲在丈夫胡也频被敌人杀害后，毅然挑起了创办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重担。在此危难时刻，丁玲主编《北斗》的工作，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的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即是鲁迅介绍给丁玲的，鲁迅还亲自为此画写了文字说明。鲁迅曾向丁玲要《水》的单行本，他要把这一标志着丁玲创作转变的新小说及时介绍给国内外友人。在鲁迅先生的鼓励和影响下，丁玲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用她的优秀作品自觉地参加到人民斗争的行列。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押往南京。鲁迅得知丁玲被捕后非常愤慨，在他致友人的书信和一些谈话中，都对国民党迫害丁玲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当社会上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鲁迅先生义愤填膺，奋笔写了《悼丁君》一诗，抒发了对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愤懑之情。鲁迅又特别将这首诗寄给《涛声》予以刊载。他还转告赵家壁先生早日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事宣传。
1936年夏天，由于曹靖华受托把丁玲的消息和要求及时报告给鲁迅，由鲁迅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同志，丁玲终于能和党取得联系，逃出南京。鲁迅临终时，丁玲已辗转到了西安，将进入鲁迅生前系念的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丁玲万分悲痛，她当即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发去了唁函。鲁迅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鼓舞着丁玲，使她决心"拼命努力来纪念着世界上一颗殒落了的巨星"。"中国最光荣的一颗巨星！"鲁迅的《悼丁君》一诗永远铭刻在丁玲心头，永远鞭策着丁玲前进。
此后，在半个世纪坎坷的生涯中，丁玲不断从鲁迅的著作和思想里汲取力量。如她在忆及20世纪70年代初自己经历的5年铁窗生活时说："我在这时通读了马恩全集和重读了鲁迅的许多书。这些书给我很大安慰……"鲁迅的著作给了丁玲从艰难困厄中走向新生的勇气和力量，使她如"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语），用自己的言行体现了对革命的赤诚和追求，用丰厚的创作成果丰富了革命文学创作的实绩。
萧红在鲁迅先生的亲自扶持下蜚声文坛。
早在哈尔滨读中学时，萧红就开始从鲁迅的著作里汲取营养。她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选择了鲁迅所开辟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萧红完成了她的第一部中篇《生死场》的创作时，写信给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鲁迅，请求指导。对于鲁迅复信，萧红只是作为一种"遥远的希望"在等待着。想不到鲁迅先生于1934年10月9日接到信后，当夜立即作复。"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塔灯上的灯光"，它使萧红与萧军"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行"，增添了"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接到鲁迅先生的回信后，萧红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她和萧军的合集《跋涉》寄往上海，再次向鲁迅先生求教。
1934年11月初，23岁的萧红同萧军从青岛乘船来到了上海，投奔到鲁迅先生身边。从此萧红得到了鲁迅先生如严师、慈父一般的关怀和爱护。在政治、社会环境十分复杂的上海，鲁迅在百忙中特意安排了同萧红、萧军的会见。11月30日，鲁迅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同萧红、萧军见面并长谈，向他们介绍上海文坛的现状。鲁迅还带去了萧红他们要借的20元钱，使他们免遭经济拮据的困境。此后不久，鲁迅又以与许广平联名邀请吃饭的形式，特意安排了萧红、萧军与上海文艺界著名左翼作家的正式接触。鲁迅把前辈作家茅盾，还有左联的青年作家聂绀弩、叶紫等人，介绍给萧红、萧军，又指派叶紫作为萧红、萧军在上海的先导，帮助他们在上海尽快立足。与此同时，鲁迅鼓励和指导萧红的写作，并利用自己与出版界的关系，多方设法为萧红向外介绍作品。鲁迅将萧红的作品推荐给《太白》《文学》等刊物，还推荐给日本的鹿地亘先生，又介绍萧红和美国的史沫特莱女士等相识。由于鲁迅的热心帮助，从1935年起，萧红的作品开始在《太白》《文学》《海燕》《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各种重要刊物上出现，萧红终于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跻身于中国左翼作家的行列。
在萧红的创作道路上有决定意义的是《生死场》的出版。鲁迅认为《生死场》"是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他将亲手校改过的《生死场》稿子介绍给生活书店。但书稿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书报检查委员会之后，耽搁了半年，结论还是"不许可"。鲁迅决定从日常生活里节约出钱来，付资促成《生死场》的出版。在他的奔波努力和资助下，1935年12月，《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终于由虚拟的上海容光书店出版了。它的问世，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初地位，使萧红成为中外知名的抗日女作家。
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正是鲁迅先生的器重和厚望、鼓励和帮助，给了萧红文学创作以巨大的推动力，促使萧红在创作中自觉地师承鲁迅，又相继写出了长篇《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等优秀作品，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著名女作家。
葛琴从鲁迅先生那里获取了生活和创作的勇气。
"一·二八"事变后，葛琴毅然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总退却》。这篇1万余字的作品，迅速而真实地反映了"一·二八"战争中，十九路军广大战士的转变和退却时的愤怒与失望，写出了战场上的民族精神。《总退却》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鲁迅读到这篇小说十分高兴，他托人转告葛琴："努力吧，二十年！"鲁迅先生的殷切鼓励，给了葛琴继续创作的勇气。此后，她连续发表了几篇小说，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3年冬，葛琴的丈夫华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两岁的孩子亦不幸夭折。刚在文学道路上起步的女作家面临着严峻考验。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葛琴准备把已发表的几篇作品编集起来，总名为《总退却》，并以试探的心给鲁迅先生写了信，询问是否能给作品集写序。如葛琴后来回忆时所述，她"怀着满腔惊悦和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那样一位当代文豪评阅，也许会遭遇轻视拒绝吧"！然而出乎她的预料，鲁迅先生很快复了她两封信，并约她到内山书店会见。在书店里，鲁迅亲切地接待了葛琴以及同她一起前来的几位青年，不但当即答应为《总退却》撰写序文，而且热情地鼓励葛琴继续写作。鲁迅又邀葛琴到书店隔壁的一家咖啡店继续长谈。鲁迅回答了葛琴提出的种种文学上的问题。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即将序文写好，并发信约葛琴去取。12月28日，葛琴谒见了鲁迅先生。就在当天的鲁迅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稿费百，假于葛琴。"鲁迅在交给葛琴序文稿时，又把当天才收到的这笔难得的高稿酬全部交给了葛琴。鲁迅告诉葛琴，这一百元钱是帮助她营救华岗的。华岗当时的身份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从中我们既可看到鲁迅对葛琴的无私帮助，也可见鲁迅对党的一片深情。葛琴在《〈总退却〉后记》里这样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我私人事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位被人家骂为冷酷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此后，鲁迅先生又在同编辑赵家壁的交谈中，向他推荐了《总退却》，以促成小说集的出版。
是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期望，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使她在坎坷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奋勇向前。葛琴说："每每想起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的勇气。"半个多世纪以来，葛琴一直铭记着鲁迅先生的鼓励和教导，一面继续做党的工作，一面在文坛上默默耕耘，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草明"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教育、熏陶和帮助"。
1933年，20岁的草明初次到上海并加入了左联。在左联欢迎英国的马莱爵士和法共的古久列的盛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
有一次，草明发现有人冒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无聊的小说，登在一个无聊的刊物《六艺》上。草明气愤之余，写了200多字的斥骂冒名者的声明，并拿这个声明去请教鲁迅先生，希望他介绍到《申报》上免费登载。鲁迅认为此举实为他人作义务宣传，便代草明拟了含蓄而简短的声明，教草明附在下一次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题目下面列出。鲁迅先生高超的战斗艺术，给草明上了生动的一课，并使她再次切身感受到鲁迅先生的爱护和帮助。1935年，草明被国民党逮捕，投入监狱。鲁迅先生从经济上接济了草明。草明出狱后，鲁迅又为她介绍医生看病，甚至亲自查看德文诊断书。
草明深情地说："不论从思想上、风格上、生活上我都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教育、熏陶和帮助"，"我受过鲁迅先生的教诲，我吃过先生的"奶"。我要永世学习鲁迅精神。"正是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下，女作家草明几十年来创作不辍，成为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作中坚。
陈学昭在鲁迅先生的"鞭策和帮助"下写作。
1925年夏天，19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如她所说："从1925年夏天认识鲁迅先生起，我一直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他总是鼓励我学习写作，鼓励我多写。"鲁迅先生主办的《语丝》创刊后，陈学昭写新诗投给《语丝》，她常从旁人的口中，听到鲁迅先生带来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