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气横溢、文笔秀婉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国土沦丧和丈夫去世的悲痛中，晚年颠沛流离，飘泊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台州及金华一带，屡遭打击，“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谢世后还给人们留下一个不可轻易解开的谜：她晚年有没有改嫁张汝舟？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中存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此信约写于绍兴三年（1133）之后，其述说中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讲了这样一段自身的经历：绍兴二年（1132），这时离丈夫赵明诚去世已有三年，49岁的李清照重病在身，孤身一人，境遇颇难。官员张汝舟对她频频致意，以甜言蜜语殷勤通问，李清照“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被骗得分不出东西南北。“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便与张汝舟结婚。婚后，李清照发现两人“视听才分，实难共处”，丈夫时时暴露出的市侩嘴脸，让李清照日益觉得此次婚姻是个错误，“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尤其是张汝舟开始以暴力虐待，“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正好张汝舟以不正当手段得官的事情有所暴露，李清照便甘愿冒坐牢之险而去官府揭发其丈夫。后张汝舟被撤职除名，编管柳州，其婚约也得以解除，但是宋代刑法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需服徒刑二年。当李清照被关入监狱，“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之时，翰林学士綦崇礼伸出援助之手，使李清照在被关九天之后得以释放，免受牢狱徒刑之苦。于是，清照以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封书信，对綦崇礼“感戴鸿恩”，深表谢意。
关于李清照此次改嫁之事，除李清照自己在这封书信中有详细的告白外，还有七八种当时的宋人著述提及，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清照“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王灼的《碧鸡漫志》也说李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还有洪适的《隶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尤其是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记载了此事，其书在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载：“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其继夫张汝舟，字飞卿，早在赵明诚任建康知府之时，就曾携一玉壶来访，此时正以右承奉郎衔在池州为监诸军审计司之职。有学者以为，他娶李清照是看上她还有一些古物宝器诸财产，一旦财产到手，便露出庐山真面目，且对李清照加以虐待，以致李清照只能以控告手段谋求离异。所谓“妄增举数入官”的罪名，是指犯人因谎报参加科举的次数而得官的不正当手段。宋代对屡试不举的士人给予一种“特奏名”的优待，就是只要到一定次数和年龄，都可直接参加殿试而授予官职。张汝舟显然在这方面欺骗了朝廷而谋得官位，这一情况正好让李清照掌握。张汝舟在事实面前无言以驳，最后受到编管柳州的重惩，李清照也因此得以与其离异。
然而到明代，有一位姓徐的学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绍兴二年，清照已年近五十，似无改嫁的可能。当时国破家亡，作为南逃的官员家属，李清照还会有多少财产？说如此市侩之张汝舟会追求如此年纪之李清照，令人不可思议。二是宋代官宦出身的妇女，一般是不允许改嫁的。李清照父李格非，工词章，有笔力，熙宁进士、历官太学博士、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其夫赵明诚，出身宰相之家，由太学生入仕，历守莱州、淄州，终知江宁府，著有《金石录》。这样官宦家庭出身的李清照不可能改嫁，所以改嫁之事不可信。
清代更有许多学者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学者卢见曾根据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真挚坚贞、生死不渝的感情生活，夫妇志趣相投、同研金石的人生佳话，及李清照对《金石录》卷轴百般爱护，赵明诚过世后，她又为《金石录》的出版耿耿于怀、尽心尽力，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李清照以六七十岁高龄，还表上《金石录》一书于朝廷诸有关事迹，推断改嫁之事不可能发生。李清照曾言“虽处忧患而志不屈”，其他一些词文作品，也都可作相关佐证。卢氏在《雅雨堂本金石录》中这样感叹道：李清照曾经丧乱，犹复爱惜丈夫留下的一二不全卷轴，如见故人一般。其眷恋明诚若是，安有一旦相忍背负之理？
学者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李清照改嫁的不可信。他先采用史家编年的方法排比岁月，从中指责有关著作记载的不可靠，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其所居之地与李清照远隔万里，很可能是误传误听而误载的结果。然后考证了李清照的生平经历，也认为没有改嫁的可能。最后是指出上面李清照那封信的可疑之处，如信中记载了改嫁、不和及矛盾加剧的整个过程，由是李清照告发张汝舟的罪行，涉讼要求离异，应该是正当的行为，为什么信中后面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且以为“已难逃万世之讥”，更“何以见中朝之士”？以至于“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呢？再如男婚女嫁为世间常事，朝廷不需过问，但信中怎么会有“持官文书来辄信”诸语呢？此信前后矛盾，文笔劣下，却又杂有佳语，定是经后人篡改过的本子，信中有关改嫁方面的内容，定是后人恶意添加上去的。据此信的内容分析，应是李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的信函。这是李清照在建炎三年（1129）遭遇的冤案，有人诬蔑她曾把玉壶献给金人，为了洗清罪名，李清照追随御舟作了辨明，此案延续了二年多时间。
近代学者况周颐写文考证了李清照与张汝舟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结论是两人的踪迹各在一方，判然有别，不可能有婚配之事。学者黄墨谷还补充道，綦崇礼与赵明诚有亲戚关系，李清照如果真的改嫁，且还因改嫁而涉讼，会好意思向前夫的亲戚求援吗？赵明诚的表甥，綦崇礼的亲家谢伋在《四六谈麈》中引用李清照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仍称李清照为“赵令人李”，难道他对李清照改嫁之事会一无所知？李清照自传性文章《金石录后序》约作于绍兴五年（1135），却只字未提自己改嫁之事。李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若改嫁后又离婚的话，她能这样自称吗？所以李清照前面那封书信只有为了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而作，那才说得通。写信感激朋友数年前的帮助，也是常有之事。
尽管上述学者提出这么多有价值的理由，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悌、黄盛璋等人，还是坚持李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胡仔、洪迈、王灼、晁公武诸人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其著述的性质又都是史书、金石、目录等严肃的东西，胡仔一书写成于湖州，洪迈一书写成于越州，离李清照生活之地并非遥远，不至于讹传如此。况且这些著作成书时，李清照尚健在，难道这些学者敢于就在李清照面前明目张胆地造谣中伤，或者伪造那封书信，这是不合情理的。何况，南渡后赵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到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而“颁金通敌”案发生于建炎三年，李清照那封信写于绍兴三年之后，之间相隔好几年，两事应并不相关。谢伋之所以仍称李清照为“赵令人李”，是在看到李清照改嫁后仍眷眷于赵明诚，为完成前夫遗志而不辞辛苦的事实之后，存心避开有关旧事的做法。中国古代妇女守节之风要到明清两代才趋严格，而改嫁在宋代是极为平常之事，有关官员家中妇女改嫁之事史书中时有记载，甚至对皇室宗女都有诏准许改嫁，所以，宋人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是不会大惊小怪的。至于明、清时期有关学者的那些“辩诬”，主要是卫道士们不能接受一代才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这段历史“污点”，从而拼命地加以掩饰，力图否认她改嫁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近年又有学者提出“强迫同居”说，认为是张汝舟利用官府司法的力量，强迫李清照同居。过去人们对李清照那封书信中“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一句中的“官文书”，错误理解为“告身”、“委任状”之类的证明文件，张汝舟以此来骗取李清照的信任。其实，“官文书”在这里应指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李清照因“颁金通敌”之谤而被官府问罪，从而成为“犯妇”，按照当时的规定，其出路之一就是沦为官婢而被强卖。张汝舟对李清照这位才女仰慕已久，便用手段搞到有关的官文书批条，并骗取李清照的信任，将她据为己有，所以书信中接着说“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终被强迫来到张家。这样，一个孀妇因冤狱被官府错判而为人强占，这类强迫同居的性质与自愿“改嫁”的婚姻是两回事。由此，前面反对“改嫁”和肯定“改嫁”二说的观点都不能成立。
此说虽有新意，但能成立吗？有学者以为也不足信。张汝舟作为一名有特权、有地位的官员，有必要用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去强迫一个近50岁的女词人为自己的妻室吗？再者，既然将“犯妇”李清照断给张汝舟有“官文书”，且只是强迫“同居”，就无所谓婚姻关系，那为何后来李清照要涉讼去谋求官府批准离异呢？同时，赵明诚的两个哥哥都为朝廷命官，权势不小，怎能对弟媳如此受辱之事袖手旁观？尤其是官任“内翰承旨”的綦崇礼，也早该在李清照被逼为人妇之际出手营救，何必等到李清照涉讼要坐牢之时再费力气呢？总之，“同居”一说也经不起推敲。
上述诸说，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然而也有臆测的成分，孰是孰非，谁能判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