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词学》到“歌词学”，可以说，这是一门已经诞生，还在期待不断完成的新学科。《歌词学》不仅为这门新学科架构了一个建设性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其中对一系列与歌词相关的音乐现象和事实作出的本质上的思考，都为后来歌词研究者们提供了许多具有意义的学术生长点，这也正是歌词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宽阔的研究前景。
安德烈?纪德的小说《窄门》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至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至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歌词学》就是这扇“窄门”，通过它，我们势必将发现这一学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第34章 评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多元史观下的文学探寻
——评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
穆海亮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学界曾有“贫矿”之喻，意指随着横向研究之泛与纵向研究之深，在现代文学30年这本不十分富余的研究领地上，可供开发的处女地越来越少。现代文学研究选题之难、出新之不易似乎已人所共知。然而，孟庆澍的《历史?观念?文本——现代中国文学思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思问录》)却给人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以“三十年”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研究，而是力求打破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全书以十余个专题的形式，分别讨论了晚清以降的报刊舆论、文化运动、观念论争、经典传播、当下创作等等。全书形式多样，既有厚重的历史考源与观念思辨，亦有精细的文本阐释，不仅内容丰富、视野开阔，而且在资料与观点上时有新见。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是因为《思问录》不仅能将严谨的理论思维建于扎实的历史文献之上，于细致入微的资料扒梳中进行一种“在地的文学史研究”；而且将鲜明的微观史意识融入开阔的跨理论视野中，进行一种微观史料学基础上的文化反思，在前所未论或看似寻常的问题上坚持反思立场，从而做到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
一
翻开《思问录》，首先让人感到的就是其扑面而来的历史感。这不仅是由于作者对资料占有的全面翔实，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历史刨根问底的信念和对学术精益求精的追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开篇对《甲寅》杂志兴衰脉络的考究已让人眼前一亮，“历史的碎影”一章对《绿波传》、《闲话并耕》的考辨更是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点”的突破。通过严谨的考证，孟庆澍指出《绿波传》署名“孤桐”的作者并非章士钊，而是文学史上默默无名的蔡达，所以该小说收入《章士钊全集》实属误收。孟庆澍还借此整理出蔡达小传，这与对周作人佚文《闲话并耕》的发现同样可谓对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小小的补缺。这些纠偏和查漏的工作看似细小，但在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几近泽竭，文献学、史料学的发掘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显得极为可贵。同样，对《骆驼祥子》在战后美国文坛的传播情况的考察，也有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意义。更何况，作者还由此发出呼吁：“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及传播研究绝非仅仅属于翻译学或比较文学领域，而从来就应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呼吁绝非无的放矢，若能受到重视，将开辟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广阔空间。《思问录》一书浓郁的历史感，还体现在以丰富厚实的史料营造时代气息，竭力复原历史形貌。这从第一章对《甲寅》和《新青年》渊源的探讨，尤其是第二章对清末民初公共领域、报章舆论的考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作者在探究“作为舆论事件的新文化运动”时，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理路，通过对原生态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鲜活时代氛围的描摹，令读者如临其境，如面其事，在真切可感的历史语境中，体会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舆论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的发轫之间的互动与纠结。
于是，可以看出，《思问录》对文学史的描摹，借鉴了微观史学的研究思路，注重从细微处入手，挖掘历史细节，善于从貌似偶然的小事中追寻历史的脉络。这种做法，并不是由于作者深入细致的史料考究带来的无意收获(尽管它必须以深入细致的史料考究为基础)，而是作者意识鲜明的有意为之。不仅研究思路如此，这甚至还影响了《思问录》一书的表述方式。附录之《世界舞台上的民族主义》一文对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评论，就是从一件偶然的事件——在湖南教书的美国女教师与避难中国的菲律宾共产党员的邂逅和交往——入手，切入评论的视角。当然，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微观史考察，是《思问录》对清末民初政论杂志的研究。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发现新的问题，做出新的阐释。如对《甲寅》和《新青年》渊源的研究，作者避开了此前研究者从发刊宗旨、编辑思路、栏目设置、刊物风格、政治理念等方面展开论述的传统视角，而是“从杂志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编辑和作者的人际互动以及刊物所依托的出版机构等角度切入，重新释读这两份杂志之间的渊源，尝试以微观史学的方法，再现新知识者在民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围绕报纸杂志这一新兴的言论空间进行交往和互动，构筑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网络，制造引导时代进步的新议题的历史过程”。作者详细考察了《甲寅》主事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的文字交游，以及《甲寅》、《新青年》与其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为阐释《甲寅》与《新青年》的渊源和差异开掘了新的视角，并为进一步考察民初政论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之发轫的关系提供了史料学、社会学乃至文化理论的支撑。通过微观史、日常史的考证，作者发现，只有将更多看似琐碎的历史细节纳入研究的视野，人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新文学与新文化究竟缘何而来。这提醒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研究，应该更多注意文本之外的因素，政事、制度、市场乃至琐细如私人情谊者，都有可能于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历史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将这种视野一以贯之，详细考察了近代报刊与官方势力、市场效应、士绅阶层的互动，印刷技术、邮政事业对报刊发展的支持，新学堂的开设、识字率的提高、新知识分子的涌现和租界的存在对近代舆论形态的影响，以丰富的材料为读者勾画出了中国近代舆论的多元内涵和多维动态结构。在这样一个具有自身发展逻辑的独特历史存在中，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发生所做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便顺理成章，作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此前长时间知识积累的产物，这些知识与新式教育、近代出版等社会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所必备的一整套资源谱系。其中，以《甲寅》和《新青年》为代表的民初政论杂志，既是这资源谱系的一部分，又参与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知识生产的过程，还作为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公共领域中的特殊结构和主体，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交往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从而为新文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