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医生的强烈的愿望，已被文学创作带来的无可比拟的刺激冲刷洗净。他把自己最圣洁的感情交付给了缪斯女神。然而，缪斯女神既不会挤牛奶，也不会做面包给他的圣徒，女神只会撩动使人丧失心智的裙摆，赐予他一直咧着嘴的心渴求喝到的甘露琼浆。为了生计，安娜得带着三个孩子日夜工作赚钱，郭沫若自己则当助教、当报童、送报纸，但《创造》杂志却还是因为资金匮乏而停印了。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从福冈回到上海。此时，在生活重压的长期逼迫之下，郭沫若对待文艺的态度也有了质的转变："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他决心"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写受难的人生。"
郭沫若先是在仅有一面之缘的瞿秋白的推荐下到广东大学教书，接着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参与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督师北伐，郭沫若跟随队伍负责宣传、动员工作。10月，郭沫若晋升为中将，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戎马书生"。郭沫若打从一开始便没有打算作一名纯粹的文人。文学于他只是一杆顺手的好枪。在北伐战争中，郭沫若所表现出来的宣传才能，就连蒋介石也对其侧目。蒋介石许诺郭沫若"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高位，以及每月三百大洋的津贴，以及待到拿下浙江，长江六省的政治权力。并恳求"你无论怎样要跟我一道走"，但是郭沫若不但不领情，反而想法设法要撕去蒋介石反革命的本质面目，写下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郭沫若的"不识相"，使得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遭到通缉。万般情急之中，郭沫若于1928年2月27日抵达日本神户，同家人会合。这次日本之行，是流亡，郭沫若只能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一家人只能住在远离市区的真间山脚下。但是，郭沫若不再像孩提时那般借酒浇愁，他将全部的心血花在了中国历史研究上，在这段时期内，他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与此同时，他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对华态度日趋恶劣，日本国内战争呼声高涨。郭沫若眼见着这一切却没有一个充满力气的拳头可以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