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情,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反对全盘西化:
" 国家为有机体,犹人身之为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日更可装置也。"
在杨昌济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情好比一个得了怪病的人,没有病例可供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药到病除,研究和学习西方思想,是把此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一味药,要想治愈则要靠国人遍尝百草的胆量和韧性。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决定留在国内,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救国的药石。毛泽东在当时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打声中,一个猛子扎进了传统文化的深海中,遍游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临泰山、拜谒孔墓、游历孟子故里,在被时代砸烂了灯盏、一片漆黑的历史长夜中,窸窣的翻找、查阅,向历史与河山问路。
四
为了工作便利,毛泽东搬出杨宅,与蔡和森、罗章龙等八人一起,在距北大红楼不远处吉安所左巷8号院租了一间房子。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蹋,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年仅49岁。去世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
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