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成立之后，如何组建队伍，抓好采编、发行与广告工作便成为摆在袁强面前的难题。如风汽车集团拨给报社的启动资金只有区区5000元，怎样才能把这笔微不足道又极其宝贵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呢？袁强颇动了一番脑筋：办公室可以暂时借用公司的，然后通过为公司做宣传服务来冲抵。人员工资方面，自己兼任社长、总编，工资不从报社账上支取；从公司下属分厂九昌蓄电池厂抽调一名宣传干事易京，任报社常务副总编，工资50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月工资在300元左右，广告与发行人员根据业务量可提取一部分酬金。用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开支每月控制在2000元左右。报社没有传真机，袁强将自己家里的一台传真机搬到报社“充公”。主要的开支用于报纸的印刷及业务的拓展上。用袁强的话说是：“节约好每一个铜板，一切为了办报。”
条件的简陋与待遇的偏低并没有影响到如风汽车报人的创业热情。《四轮驱动报》元老之一、后任该报主笔的易京回忆起创业初期的情景，至今充满怀念与感恩之情。他说，那时报社员工根本不计较工资的多与少，劳动强度的大与小，一门心思只想办好报纸，提高质量，扩大发行，增加广告收入。为了保证质量，作为副总编的易京立下规矩：凡是自己负责的版面出现错别字的，按照一个字扣5元的标准进行处罚。有一个年轻编辑，功底不错，可做事马虎，有一期报纸他的版面上居然出现了8个错别字，按规定扣掉了40元。对于月薪只有300元的员工而言，40元该是一笔怎样的数字啊？“当时那个娃子想不通，也闹过情绪，直到离开报社时还不肯‘原谅’我。可是，后来他在其他单位工作之后，相反理解了我，现在我们还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呢。”易京说。
为了充实报社的力量，袁强四处网罗人才，如风汽车标准件厂宣传处长尔木光又成为他的“猎物”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强没有看错人。原副总编易京因为家不在如风，而报社又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其户口问题，其妻子的工作与孩子的入学成为困扰易京的一个重要因素。权衡再三，易京决定回到九昌，以九昌记者站的身份继续为报社效力。尔木光便接替易京成为报社采编事实上的负责人。
《四轮驱动报》那时尚未获得国内统一刊号，仅有一个内部准印证。作为社长兼总编的袁强当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为报社争取刊号的工作上，报社的核心工作即采编工作实际上是由尔木光一手在抓。每周一期对开四版的报纸，尔木光一个人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是校对人员。常常是一周7天上班、天天工作8小时以上。碰到特殊情况如突发新闻、重大新闻调整等，往往是通宵达旦地干。渴了，喝口凉水；饿了，买份盒饭；困了，趴在桌上打个盹；病了，在附近医院挂个“吊瓶”，针头一拔，照常工作。
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严重影响了尔木光的健康。熟悉尔木光的人都知道，在调入报社以前，尔木光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根根银丝清晰可见。
除此之外，袁强还善于巧借社会力量办报。九昌汽车集团资深干部靳河、汪福、佟单成为这支社会力量的代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福与佟单，前者是九昌汽车公司党校副教授，后者是九昌汽车集团退休干部。汪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四轮驱动报》，从此与该报结下不解之缘。为了推广该报，年近花甲的汪教授放弃了在家抱孙子、安享天伦之乐的晚年生活，放弃了学校根据其出色表现而预备给予的正教授职称，也放弃了照料重病在身、相濡以沫一生的妻子的大部分时间。佟单则是一个新闻爱好者，一个摄影发烧友。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不顾自己身患鼻癌的艰难处境，不辞辛苦，数年如一日地为报社采编新闻，征订报纸。
报社最该记住的人当属袁强。这位看上去非常瘦弱的中年人，骨子里有着一股倔劲。袁强常给属下说的一句话是：“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盯出血来。”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理念，袁强敢于也善于克服办报途中遭遇的任何困难险阻。
《四轮驱动报》5周年社庆的时候，一汽、上汽、东风汽车公司都派人参加了相关庆典活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家机械工业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单位的领导同志纷纷为报纸题字、题词。可是，人们只看见了那些鼓舞人心的题词，却没有看到在求得这些“墨宝”的过程中袁强所付出的努力。据易京回忆，有一次，袁总为了求来汽车行业一位中央级领导的题字，自费到北京，守候了5天也没有得到该领导的“接见”。怎么办？继续等下去，时间与经费都不允许；打道回府，这样空手而归，咋对得起翘首以盼的员工们？对得起自己一手创办的如亲生子女般的报纸？
天无绝人之路。袁强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该领导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天下的钥匙扣。得知这一信息的袁强欣喜若狂，立马找到北京几家卖钥匙扣的商店，将里面的钥匙扣每样买了一个；感觉还不足以打动人，又在经常卖些纪念品等小玩意的地摊上，精选了几个设计独特、样式别致的钥匙扣。以送钥匙扣的名义，袁强在避开“行贿”之实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报人的专业与热情固然是《四轮驱动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准确的定位、丰富的信息、权威的报道才是《四轮驱动报》安身立命的根本。
创刊初期，报纸的宗旨是：“立足如风汽车，面向全国行业，服务社会各界，通连千家万户，发展支柱产业，扩大内外市场。”按照这一宗旨，报纸讲求“新闻和服务”。在办报方针上，“不求最好，但求最新”，紧紧为企业、行业服务。
在这一宗旨与方针的指导下，《四轮驱动报》头版有很多期是宣传报道如风汽车工业总公司与九昌汽车公司的稿件。平心而论，这不应该是一份面向全国汽车行业的报纸所为，但它的好处是能得到这两家大型企业的鼎力支持，使报社无论在新闻资源还是在发行与广告客户资源上都有一定的保障。
但是，在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之后，袁强意识到，如果长时期以一两个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势必让报社在业界失去公信力，势必失去绝大部分汽车业界内外的读者与客户，并最终影响到报社的长远发展。基于此，袁强开始有意在采编方面作些调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头版的主要内容改为行业当前的热点、焦点与冰点报道，对企业的报道也一改过去“工作报告”式的报道方式，改为结合行业、解析个案的方式，让报道更中性，更贴近普通读者。
在创刊的8年时间里，《四轮驱动报》策划了“轿车能否进入家庭”的专题报道，对当时尚持争议的轿车能否进入家庭问题，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意见，并为轿车进入家庭鼓与呼；用较大篇幅支持农用车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农用车上规模、上档次；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公车改革大讨论，这轮讨论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波及全国；积极推动汽车尾气达标排放工作，为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汽车生产技术的提升起到了良好作用；
……
在中国报界尤其是汽车传媒行业，《四轮驱动报》犹如一轮清晨的太阳，冉冉升起，充满着朝气与活力。
然而，就在《四轮驱动报》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其创始人袁强因为常年奔波，积劳成疾，等到发现时已是癌症晚期。这位50岁出头的报界精英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是他一手“养”大的报纸。他知道，尽管报社目前略有盈余，在业界也颇具影响，但与强势媒体相比还很弱小，在报业竞争激烈的今天，稍有松懈即会前功尽弃。因此，他勉励继任者一定要牢牢把握为行业服务的根本，克勤克俭；即使碰到风险，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报社渡过难关，“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袁强去世之后的2000年初，如风市行业管理办公室委派其一名处长瞿胜兴，担任《四轮驱动报》社长。
当时正值全国整顿行业报的关键时期。一大批行业报因经营管理不善、报社长期亏损而成为被“整”对象，而《四轮驱动报》因其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权利。但是，内部资料的身份，让《四轮驱动报》在拓展市场空间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因此，争取全国统一刊号便成为瞿胜兴接手之后的首要任务。
瞿胜兴不愧是政府官员，非常擅长高层公关。在刊号资源非常紧张的年代，瞿胜兴仍然为《四轮驱动报》取得了公开发行的席位。2000年8月8日，《四轮驱动报》顶冠沐足，向业界正式宣布自己已经从“内部资料”长成了“公开合法销售”的报纸。
然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四轮驱动报》进入了一个定位上左右摇摆、管理上杂乱无章、效益上江河日下的时代。
第二任社长瞿胜兴在争取公开刊号上旗开得胜之后，得到了业界内外的高度赞誉，一些人开始借出谋献策之名，行溜须拍马之实。有人说，《四轮驱动报》现在有了统一刊号，不比以前了，应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有的说，报纸现在形式上太土气，内容上太专业，应该以如风都市报为榜样，把版式设计得灵活一些，把内容变得更可读一些；还有的人说，只要下决心改革，《四轮驱动报》不愁办不成“汽车行业内的如风都市报”，到那时，瞿社长将是全国报业明星，万众瞩目……
平心而论，这些建议中不乏闪光之处，如果报社在瞿胜兴的带领下，立足现实，深入调查，仔细论证，再做改版与否的决定，《四轮驱动报》也许真能改革成功，在原有的基础上跨进一大步，成为行业龙头老大。然而，瞿胜兴担任社长之前，是一介政府官员，对媒体尤其是行业报纸既没有理论上的研究，也没有实践上的经验，因此，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建议也就缺乏起码的辨别能力。出于发展壮大报社的良好愿望与做出成绩的迫切心情，瞿胜兴决定对报社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形式上，《四轮驱动报》一改过去对开四版的版式，变成四开十六版的小报样式。瞿胜兴“智囊团”的参照媒体是如风都市报、如风晚报等大众化、市民化的报纸。“受老百姓欢迎的、能够赚钱的报纸大多数是四开小报，而且这样的报纸也方便读者阅读。”这就是他们的意见，“《四轮驱动报》也一样可以走上报摊，面向社会大众，成为一份深受车主、潜在车主及汽车爱好者喜爱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