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改革的员工们列举目前这种办报模式的种种好处：“鸡蛋不能够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此多元化操作是给报社增加抵抗风险的能力；多开辟一些新的项目，有利于报社提高影响力；新项目为报社的经营收入开辟了新的渠道……他们甚至认为，报纸目前的困境不是因为定位问题造成的，而是因为操作不到位的缘故。
希望稳健发展的员工则认为报纸发行量下滑、广告收入萎缩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内容做得更深更透，资讯做得更新更全。既然要做地方行业媒体的老大，就应该囊括地产行业的一切信息，让读者拿到报纸之后，可以阅尽长江市地产业的湖光山色，而不用在其他媒体里到处寻找地产行业的新闻与信息。但是，《大炉地产》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发展与报纸主业没多大关系的其他经营项目上，实在是本末倒置，注定是要失败的。
就在《大炉地产》内部就定位、战略等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长江市各大综合类媒体的地产专刊已经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比如《大炉晚报》的《靓舍》周刊，由创刊之初的两个版，发展至16个版，简直可以独立成刊了。再如《大炉晨报》的《居者》周刊，干脆整体承包给一家专业广告公司，除了内容需要终审并且每年收取500万的管理费之外，其他的如采编、版式设计、人员安排等工作，一切丢给了广告公司。这份周刊发展得不错。在两份周刊的夹攻之下，《大炉地产》只有喝汤的份儿了。
李向泽正是在那个时候萌生了去意，最后被赖天厚相中了，并成为《主流群》杂志社的一员。
赖天厚知道李向泽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
倘若他仍以总编之名对李向泽施加压力，那只会令李向泽加倍反感。赖天厚于是抛出了“知遇之恩”这张牌。
果然不出所料，李向泽一下子居然无以言对。
看到第一步奏效了，赖天厚开始实施第二步。他以一个对世事看透的过来人的身份，劝李向泽不要书生意气。他说：“向泽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豪情满怀，对新闻事业充满理想与激情。可是，当激情褪去之时，我们发现那个年代的自己是多么的幼稚？难道不是吗？别的记者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总编、社长的意见采新闻写稿件即可，凭什么我们就要做得与众不同？别的记者为评职称、分房子绞尽脑汁勾心斗角，凭什么我们就置若罔闻、假装清高？ 向泽，在杂志社，你至少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你的差旅费单位会替你报销。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可是，难道我们为了一点钱，就要选择放弃我们苦苦追求的新闻理想吗？那我们记者的新闻职业操守何在？《主流群》杂志社的社格何在？”李向泽说。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为本能而活，高于为崇高的理想而死。”赖天厚看李向泽这小子冥顽不化，不禁有些生气，“现在有几家媒体不是在为衣食而苦苦奔波？尤其是纸质媒体市场，近两年更是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几家媒体不把广告客户作为上帝？有几家媒媒体能够抵挡住高额广告费、赞助费的诱惑？”
“……”
看到李向泽默不作声，赖天厚将话题又扯了回来：“你还得当初面试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么？你的财经杂志的认识，也要我学到不少东西。你说过财经杂志不能像生活刊杂志一样走发行量的路线，靠发行赚钱。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靠发行赚钱的杂志基本集中于生活期刊之中，比如《知音》、《家庭》等等。财经杂志的发行只要有一定的规模即可，然后便是运用其在业界的影响力寻求合作的企业。杂志的影响越大，在合作的过程中杂志所占的主动权才会越大。”
“孙素琴的推断得到了证实。李向泽啊李向泽，你还是太嫩了一些！”李向泽想着，“事已至此，不如顺水推舟吧？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赞助费，可以给杂志社解决不少的问题。再说了，有些媒体费尽周折，还不一定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机会呢？”
李向泽还记得《大炉地产》被《大炉晚报》的《靓舍》周刊与《大炉晨报》的《居者》周刊围困之后，一度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为了找米下锅，《大炉地产》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架，在广告市场四处出击、全面开花，管它企业大小、做什么行业，反正“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
有一次，《大炉地产》的业务员瞄准了一家生产室内空气清新剂的企业，想让他们投放一些广告。这家企业的老板表示，做广告可以，但没有现金，只能用产品来抵广告款。按照报社的规定，用物品作抵押的，应该按原价的六折计算费用，比如一支空气清新剂，原价是20元，那么，折算成广告款之后，只能算成12元。企业一听这个要求，就表示不愿意合作了。换成以往，不合作就位倒吧，报社还求着企业不成？可是，“人穷志短”，大量空闲的版面没有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钱款或者物品，让社领导感到很心痛。于是，一咬牙，就同意了。结果，交易达成之后，才发现换回来的产品，只有不到10天的保质期了。《大炉地产》吃了一次哑巴亏。
还有一次，《大炉地产》求广告心切，没有摸清客户的情况，差点让自己卷入官司之中。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自称是南方上坊商业地产公司总经理的男人，来到报社，征询报社的广告价目。送上门来的广告哪有不接的道理？于是报社马上派人跟这名姓邹的男子进行商谈，将报纸的发行量、在地产行业的影响力、刊发后会有怎样的影响等要素一一讲给客户听。邹先生微笑着听完介绍之后，告诉报社业务员，他已经被打动，决定在报纸上投放广告，而且连续投放三期，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分两次付款，第一次只付三分之一的广告费用，剩下的三分之二待新楼开盘一个月之后再付。按照当时的报价，三期广告，广告总额为36万，有什么理由不做？结果马上与对方签了合同，却糊涂到忘了审查对方的营业执照等关键证书。
几个月之后，《大炉地产》报社大门前突然来了300余名群众，他们愤怒地质问报社：“为什么伙同上坊公司欺骗业主？”报社的人一头雾水。群众中有人告诉他们，南方上坊商业地产公司到长江市进行投资，买了一栋烂尾楼进行改造。翻修完毕之后，用那里１－5层的铺面为幌子，许以高额的租金回报，以先卖后租的方式来引诱群众购买。当大家付清购铺款后，向其索要房产证时，却怎么也要不到。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怎么能够销售？他们这才觉得上当受骗了。等他们找到公司在长江市的办事处时，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受骗的投资者只好找到当初为他们打广告的报社，谴责他们不该如此草率地为一家皮包公司做宣传。如果不是出于对报社的信任，大伙儿又怎么会将自己大半辈子积攒的血汗钱拿去买这个连房产证都没有的铺面呢？
报社的领导自知理亏，于是躲着不见人。群众哪肯善罢甘休？他们的人越聚越多，短短两三个小时之内，就聚集了500多人。他们在报社楼下打出横幅，声称“报社伙同皮包公司骗了我们的养老钱”，“还我血汗钱”，等等。大家群情激愤，有的在门前喊口号，有的静坐示威，有的堵在大厦的楼道里，更有甚者，跑到离报社不远的长江市政府门口闹事，事态进一步恶化。
《大炉地产》的领导们这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派出员工给投资者们做工作，声称“报社也是受害者”，以解他们的心头之气；一方面，到市公安局报警，缉拿上坊商业地产公司负责人。折腾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算将事态平息下来。后来，南方上坊商业地产公司的负责人邹某被长江市警方抓获。原来，邹某在南方做生意的确赚了一些钱，长江市那栋烂尾楼的产权，是他以1个亿的价格买下来的。当然，1个亿分5年偿清。但这个邹某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沾染上了一些恶习，比如吸毒、赌博。
在开发烂尾期间，他因吸毒花去了1000余万，因赌博而输掉了5000余万。他的上坊公司已经资不抵债。银行为了追讨贷款，将上坊公司告上了法院。法院在调查之后，认为情况属实，于是查封了上坊公司在长江市开发的这栋烂尾楼。邹某原指望通过这栋楼赚些钱来弥补亏空的，谁知到后来连房屋的产权证也办不下来，只能凭借一纸预售证，从数百名市民那里融来了近两千万的钱款。但这些钱相对于上坊公司的财务亏空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邹某于是破罐子破摔，想通过赌博翻本，将钱赢回来，好让公司继续办下去。没想到逢赌就输，越陷越深，最后输得邹某连自己姓什么都差点忘了，哪里还有心思去管企业？
经过警方的调查，虽然排除了《大炉地产》报社伙同上坊公司作案的嫌疑，但是，报社因此而受到伤害却是巨大的。一批与报社长期合作的客户，因为“上坊案”而选择与报社分手，因为他们觉得将报社良莠不分的宣传政策刺伤了自己敏感的心。而一大批《大炉地产》的忠实读者，也开始对它说“拜拜”，理由是“不知道哪一天又会碰到上坊这样的事情”。半年之后，“上坊案”给《大炉地产》造成的负面影响才慢慢被人们淡忘。
“唉，还不是因为广告难做、报社资金吃紧，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饥不择食’的情况？”李向泽想，“因此要想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得改善杂志社的经营状况。一句话，让杂志社钱粮充足，员工们衣食无忧。牛星集团的这500万，是杂志社一年的运营成本。不能不让人动心呵。换成我是总编，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毕竟，牛星集团不是上坊公司。再说了，这笔钱是以赞助的方式给杂志社的，而不是像上坊公司那样，在《大炉地产》做促销广告。即使有问题，杂志社也可以自圆其说。老赖说，实际效果达到了，不妨改变一下初衷。哈哈哈。李向泽，你就同意他的说法吧！怎么着这笔钱也是入了杂志社的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