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亦将不济；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亦将来临。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知道后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赏赐丰厚，待遇尊隆，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地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
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秦始皇是否坑过儒？以上说法是否属实？“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因此，秦始皇坑儒千古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谜团。
第一，史籍中对此事件所提及的具体人物为侯、卢二生，以及韩众、徐市等四人。《史记》载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四人皆为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取仙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但是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当受骗，于是发怒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一致，只不过这次株连面过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与儒家观点类似，但是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之士。汉初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等对秦政多有评论，屡屡谴责焚书事，但也从未论及“坑儒”之事。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之博学，“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知晓，假如秦始皇所坑确实是儒，尊儒的贾谊、董仲舒等绝无不议之理。据此可以判断，“坑方士”之说，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时间距秦王朝已远，“剧秦”之社会舆论、儒家独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之学风日盛，提供了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的土壤。班固用“术士”一词，其词义就更加广泛，他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术士”已有隐指“儒生”之意，于是就被后人附会为成“焚书坑儒”。
第二，对被杀者所定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费以巨万计”的赏赐，可是“终不得有药”。反而却作诽谤之言，最后一个个逃跑了。秦始皇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他们，这就是“坑儒”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是秦始皇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杀所聘之“文学、方术士”四百六十余人。因此，即便四百六十余人中确有儒生之流，但秦始皇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而非针对儒家。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坑儒是存在的，这四百多人中儒士占了大多数。而且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还不止一次。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和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引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秦始皇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按照他颁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诸生，凡是到咸阳的一律拜为郎，前后有七百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骊山坑谷比较温暖处种瓜。等到瓜结果成熟，他诏博士、诸生谈论这件事。冬天种瓜，儒生们实在搞不清楚，各人谈各人的观点，乱哄哄的。于是始皇让大家前去察看，预先派人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机关。诸生贤儒来到后，大家仍是互相谈论不止，始皇命人触发机关，从上面将土往下填，不一会儿众儒生全部被压在下面，没多少时间就没有声息了。”卫宏的记录，当然是得之于传闻，而且这件事情《史记》没有记载。与前面的“坑儒”不知是否为一件事，目前因没有佐证而无法知道。
既然载入了《汉书·儒林传》，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人知之者甚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不否认骊山坑儒的史实，但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是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
因为这两次坑儒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共杀死四百六十人，另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坑埋，共埋死七百余人。骊山温谷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愍儒乡，有学者考证，该谷在今临潼县西十公里的洪庆堡，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又据刘修明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坑儒谷当在今临潼西南五里处的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里，其地“温泉水脉纵横，瓜果能不按季节而生”。山谷两边都是高坡峻岭，只要投下黄土石块，守住谷口，进的人，别说是数百人，即便是数千人也同样逃不出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卫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地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很高。加之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
也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儒生兼事方术，方士也可能兼事儒术。侯生、卢生为秦始皇寻仙药，显然他们是术士，但他攻击秦始皇的那段话，口气与儒生一模一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秦始皇迷信方术，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所以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应是很有可能的。
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有过几次？秦始皇到底坑过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隋炀帝杀父之谜
导言：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历史上子杀父的例子还不少。隋炀帝有没有杀害自己的父亲隋文帝呢？为什么要下此狠手呢？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有关，加上对他的谥号“炀”是最贬义的一种，所以，后来的人们都认为杨广和秦二世胡亥一样，是最坏的皇帝。其实，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他的功绩，应该肯定。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地否定，那么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该给予肯定。总之，杨广应该是个毁誉参半的皇帝，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是阿麽。杨广少时聪明伶俐，相貌英武，加之他巧于辞令，故而颇受父皇母后的喜爱，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除了王位外，还让杨广做并州（现在的山西太原市）的总管。面对如此殊荣，杨广并不满足。从小在争权夺利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塑造了他一副十分复杂阴险的秉性。他深知自己是皇帝的次子，皇位的继承人是自己的兄长杨勇。
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选任习惯，本不该他来继承皇位的，但杨广却在隋文帝死后，君临天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毁掉了兄长杨勇，篡权为君的。那么隋炀帝到底有没有杀害自己的父亲隋文帝呢？
有人认为是隋炀帝杀害了自己的父亲。《隋书·后妃列传》中对隋文帝的死亡前情形是这样记载的：上恚曰：“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严出阁为勒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与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隋书》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文帝被杀，但实际上已给世人留下推猜的余地，即文帝之死具有被谋杀的性质。
正史的记载有所顾忌，野史的记载就直截了当了。唐中期的马总在其《通历》中记载说，“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欧欣。是时唯太子及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而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在《大业略记》、《隋书后妃列传》、《通历》等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杨坚死后，杨广又假传隋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未及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杨广既然可以公然强奸父妃，又残忍地将自己的哥哥杀死，禽兽不如，他为何不能弑父呢？
当然，对于隋炀帝杀害其父隋文帝的说法还有人提出了质疑，并且找出了相关的证据来进行论证。
第一：隋文帝从四月得病到七月份病危期间，宫内的情况基本正常。他留下遗诏说：“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念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国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不仅为杨广说了很多好话。他还交待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是耽于女色，伤了身体。对杨广来说，即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他根本不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弑父夺位。
第二：隋炀帝与宣华夫人的艳史在后人看来具有太多荒淫之处，但在当时却很平常，并不面临太多道德上的谴责，也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严重。因为隋唐皇室的祖先是鲜卑化的汉人，多与鲜卑人通婚，具有鲜卑的血统，又长期耳濡目染鲜卑族文化而深受影响，所以在皇室中多有行鲜卑人以继母为妻、以寡嫂为妻的婚俗事例。到了唐朝，太宗也循鲜卑之俗而收继弟媳。《新唐书·太宗诸子传》云：“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巢王就是在玄武门事变中被杀死的李元吉，巢王妃就是李元吉的王妃。
后来唐高宗、玄宗的事就更不必说了。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隋唐文化本为一体，此说同样可以解释隋朝的诸多“乱伦”事件。更有甚者，还有公卿子孙，嫁卖父祖的遗妾。据《隋书·李谔传》：“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
第三：《隋书》是唐初编纂的，有可能诋毁隋炀帝，即便如此，也没有找到隋炀帝杀父的证据，不然，是决不会放过这个充分诋毁隋炀帝的机会。郑显文在《隋文帝死因质疑》一文中认为，史书载的因隋炀帝逼奸宣华夫人说，经不起推敲：①文帝病重，隋炀帝宫中侍疾，宣华夫人起身更衣，旁当有宫女侍候。其时隋炀帝尚未即位，处于仍受威胁的地位，一向以谨慎著称的隋炀帝绝不会在此时做危及其继承帝位之事。②其时宣华夫人二十八岁，已是半老徐娘，若她与隋炀帝俩人以前没感情基础，隋炀帝绝不会对她非礼。事实上，隋炀帝早与宣华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这种交往使俩人感情发展很深。这从宣华夫人死后，隋炀帝作《神伤赋》的内容便可得到验证。既然隋炀帝和宣华夫人早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宣华夫人就不可能到隋文帝面前揭露杨广的恶行。
以上的说法究竟那种是真实的呢？两种观点都貌似真实，各有其理。但是，毕竟隋文帝之死距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历史记载也可能有所偏差，我们对事实的原委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隋炀帝杀父就成了千古难解的奇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