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建明从北京回来后，径自从单位骑了自行车回家。那段时间，单位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了他老婆的事。即便我们的所长，那个面相慈善、其实小肚鸡肠的老男人，也对宗建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以前那样有板有眼地划考勤。
宗建明住的是桃源镇90年代风靡一时的独院二层商品楼，院子里有个自建的地下室，用来储藏白菜和粮食。地下室只有一扇狭小的玻璃窗，玻璃窗用旧报纸糊了，宗建明看到里面透出昏黄的光斑。他将自行车支好，将窄旧的木门打开，猫着腰低着头，顺着水泥台阶一步步往下走，拐了个弯后他看到了曹书娟。这么冷的天，曹书娟穿着乳罩正在套呢子长裙。她的脸庞在黯淡的灯光下显得红润油亮，披散的头发让她楚楚可怜。宗建明从地板上捡起一个避孕套，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将那瓶香水掏出来咒骂着摔到地上，玻璃瓶在瞬间破碎成无数的晶莹碎片，有那么一片甚至嵌进了他的左眉骨。地下室浮游起了一种芒果酥麻的香气，这香气让宗建明刹那间宁静下来。他拧了拧鼻子，试图让那股呛人的气味变得舒缓些。曹书娟瞥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将羊毛衫套上，一言不发。宗建明就是此时爆发的。事后他跟我说，他受不了曹书娟的眼神。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眼神？没有自责、廉耻和羞愧，也就是说，灯光虽然黯淡，她的脸却异样清晰，而他从她的眼神里却读不出任何内容。这让他焦虑不安，仿佛不久前在密室里偷情的不是曹书娟，而是一身寒气的宗建明。他抽掉自己的腰带，朝曹书娟缓缓走过去。这条“金利来”腰带是曹书娟给他买的。曹书娟这才停止了穿衣，向后退缩了两步，也只是两步，然后她的腰板就挺得和平日里一样板直，她甚至不慌不忙地捋了捋自己额头上的几缕头发。宗建明一腰带甩过去，正抽在她干瘪的臀部，她“吭哧”了声，扭头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过身躯，背朝他趴在一张废弃的木床上。宗建明手里的腰带本来已经抽回，见了她这般模样，手又不由自主地高高举起。在整个抽打过程中，曹书娟没有叫，她甚至连丝呻吟都没有，只是间或“哎呀”两声，仿佛以此来证明皮带确实抽在了她身上，而不是宗建明身上。抽着抽着宗建明手酸了，他将皮带狠狠摔到地上，抱着曹书娟的腰身嚎啕大哭起来。
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的样子。一个男人打自己的女人，无疑比打自己更软弱。要是曹书娟和他同样悲伤，或者至少表面上显得理屈词穷、羞愧难抑，宗建明下手也不至于那么重。关键就在这里，曹书娟没哭，何止是没哭，简直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她挣脱开宗建明的双臂，从床上哆嗦着爬起，打包里摸索出条手绢，光着脚朝宗建明走去，替他擦掉了大滴大滴还在暗涌的眼泪。擦完眼泪，曹书娟抚摸婴儿一样抚摸着宗建明的耳垂、下颌、喉结和小腹。她动作迟缓，在触摸过程中偶尔神经质地哆嗦一下，无疑是刚才鞭打的余痛还在折磨她。宗建明的下半身就是在皮肤与皮肤温和的摩擦中渐渐硬起来的。接下去的场景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不可避免地做爱了。
宗建明后来说，那是他们最疯的一次。他们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将门窗插死，在地下室做了一天一宿。这一天一宿里，他们没有走出过地下室，只用电磁炉煮了两袋过期方便面，卧在木床上恹恹地吃。吃完后继续做，做完后就睡觉，睡觉时也在梦里做。他的器官一直没离开过她的身体。他很诚恳地说，当时他特别贪婪，妄图把他那条无法软下来的东西，一辈子都留在她温热的身体里，永远都不离分。翌日晨起，宗建明发现自己下不了床了。他穿裤子时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床单湿透了，散发着汗臭，床板也断了半扇。曹书娟把他扶起后，麻利地套上羊绒大衣和帽子，抱了抱他，一步一步地朝地面走去。她的身影在阴暗潮湿的台阶上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团粉红艳影在他眼前晃了晃，随着“哐当”的关门声彻底消失了。宗建明坐在地下室的床上，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那一定是曹书娟开着她的红色宝马去锹厂上班了。
然后，再然后，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而我跟小学老师，无非也是老样子。孩子大了些，不像以前那样让人费心。小学教师的时间又充裕起来，重新迷恋上了织毛衣。她从超市里买来五颜六色的毛线，将它们缠绕在一个破损的线轴上，每当她需要时，就从上面毫不犹豫地撸下来一绦。她给我织了好多东西，有黑色高领毛衣，灰坎肩、蓝袜子、白色围巾、斑马花纹毛裤、桃红色手套，她甚至给我织了顶漂亮的紫色单角贝雷帽。我为她编织的天赋很是苦恼，除了给我织衣物，她还义务为亲朋好友编织，当所有的熟人都穿上了她的杰作后，她开始装扮我们家里的餐具，比如，她为餐桌的四条银色桌腿织了四只短短的绿袜子，让我们家的餐桌看起来像是来自火星、面目忧郁的机器人。
有时我闻着房间里毛线的气味，冷漠地走到窗前，盯看着冬天的街道。桃源镇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但街道还是以前的街道，跟80年代没什么区别：低矮的砖楼，狭窄的街道以及两侧千篇一律的柳树和白杨树。凝望着流淌的人群，我很轻易就预见到了我的将来：女儿上大学，我从税务师事务所退休，拿着不多也不少的养老金，同时患上形形色色的小毛病：气管炎、咽喉炎、高血压、风湿、肩周炎、老年痴呆症或心脏病。晨起会到街心花园跟一帮面孔模糊的老人打太极拳，或者跟穿着艳丽绸缎的老太太打安塞腰鼓，白天则坐在这座老房子里，继续看着退休后的小学老师不慌不忙地织着毛衣、毛裤、袜子或手套，餐桌已经不需要袜子了，没准她会给它织一条肥大的内裤，最后我或她，在床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或先或后地离开这世界，我们的女儿会从外地回来奔丧，将我们燃烧成捧尘土。从此我会在桃源镇彻底消失，留不下一点痕迹，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一样。这样的想法让我五脏六腑都冷得够呛，说实话，只有在接到小柔电话时，我才稍稍暖和些。
小柔每个礼拜五都给我打电话。我记得当初并没给她留电话号码，那么，该是她向我朋友讨要的。她为什么跟我朋友索要我的号码？我们仅有一面之缘，我对她或她对我的情况都不了解。我只记得她摇晃着身体唱歌，歌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地下室》。她声音低沉无味，没有明显的平仄起伏，倒与那首歌的旋律如出一辙。她对我倒印象深刻。她说，她很喜欢我的模样，当然，这不是主要的。那晚我留给她最美妙的回忆，是在她唱完歌，去洗手间的走廊里遇到我时，我给她变了个小魔术，用她的话说，那是当晚我馈赠她的“小小惊喜”。说实话，我倒一点不记得。她说，怎么可能？你还真忘了啊？你两只手交叉成十字架，优雅地晃了几个来回，她声音激昂起来，然后你的手指间，突然就飞出只蝴蝶！不是那种普通的黄色小蛱蝶，而是只色泽斑斓的凤尾蝶！那只凤尾蝶在“钱柜”的走廊飞过来，又飞过去，于是，在嘈杂的歌声中，侍应生和领班都帮我逮蝴蝶。你呢，则在旁边傻笑，说实话，我当时最担心的，是怕你再变只蝴蝶出来。
我想小柔一定是记错了。我从来不会变魔术。我连最简单的扑克魔术都不会。我只会打乒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