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柏华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福州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第一任船政大臣，主持船政，组建当时亚洲最大的造船厂，创办船政学堂，建立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水师。后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要职，是晚清重臣。
一、船政之父·海军之父
1866年7月14日，船政经清朝政府正式批准创办，目的是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组建海防水师。不久闽浙总督左宗棠调陕甘，临行前荐沈葆桢负责福建船政。左宗棠认为沈葆桢除清廉外更主要的是他重视科技，主张发展民族经济，是办洋务船政的不二人选。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亲外甥及女婿，深受林则徐赏识。沈在从政之前，就曾经在林则徐身边，所以深受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
船政从1866年选址设厂到1868年7月大部分建筑落成，沈葆桢事必躬亲，其在船政仪门题联云“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可见沈葆桢有一股创业精神，决心创立我国的海防军事力量。至1874年船政造船设施逐渐配套齐全。如锻造车间、轧材车间，动力车间、锅炉制造厂、安装车间、翻砂车间、仪表车间、锯木车间、冷作车间、船台三个以及船政衙门、学校、耐火砖厂等。一个英国军官在参观后说“这个造船厂和国外的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说明当时船政在沈葆桢的领导组织下的起点是很高的。
1869年8月，中国第一艘自造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试航，沈葆桢亲临现场。当时排水量1370吨，时速10海里，火炮4尊。从那以后到1875年，福建船政共建造出了15艘军舰。
1867年，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创建了船政学堂，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培养海军军官和造舰人才的地方。船政学堂分前学堂（造船班），后学堂（驾驶班、轮机班）学期均为5年，学习内容完全是近代科技；学生不但学习书本理论知识，而且还要下厂实习，理论联系实际。船政学堂中的佼佼者有刘步蟾、严复、邓世昌、林永升等人。
沈葆桢还奏请朝廷派遣船政学生留学英法。1877年3月，35名船政优秀毕业生被送往英法留学，这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军官。这批留学生学成归来，皆成为中国近代科技、海军、外交及近代工业的骨干。1863年，由朝廷出资，英国人阿思本指挥组建的阿思本舰队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诞生的，是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例证，但它是一直不被正式承认的中国舰队。
1870年沈葆桢福建船政制造的4艘兵轮，加上外购的3艘军舰，编练成队，成为“船政轮船”；而至1879年共18艘军舰，定名为福建水师。这是北洋水师成立前中国最强大的舰队。
1875年沈葆桢主持建立了南洋水师。其时他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建造舰艇，培养人才，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福建、北洋、南洋、广东4支水师提供装备和培养人才，组建福建水师扩充南洋水师，钦差办理台湾防务，统率中国船政建造的舰船与陆军协同作战，将日本侵略军逐出台湾。
不仅如此，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沈家四代共培养了近百名海军军官。其中著名的有：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北洋水师管带其亲外甥林泰曾；长孙沈翊清，钦命会办船政大臣；孙子沈颐清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曾孙沈觐宜192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海军制造所。
二、保卫台湾
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它扼西太平洋航道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不仅有“东南之锁钥”“七省藩篱”美称，而且有“海防生命线”、“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美誉。即便是将近400年前的顾炎武也说，“澎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台湾）即澎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齿寒，不特澎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
1871年，有琉球人海上遇风暴漂流至台湾东南部，遭牡丹社生番杀害，日本遂以此为进犯之借口并于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出兵台湾，在琅峤登陆。清廷发现日本志在侵略，事态严重，改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镇道各官归其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轮船归其调遣。沈葆桢在其受命钦差，尚未渡台之际，与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州将军文煜联合上奏。建议四事：（1）联外交，以国际舆论牵制日本；（2）储利器，购置铁甲轮船及水雷枪弹，充实军备；（3）储人才，请调淮军悍将罗大春及前台湾道黎兆棠随同渡台，会筹一切；（4）通消息，设福厦间陆路电线与厦门台湾间水底电线，如此则事至不虞仓猝。
面对日本增兵侵台的严峻形势，沈葆桢立即从鲁、粤等地调集舰船30余艘集结于福建沿海，组成庞大的中国海军舰队。5月22日，“扬武”号炮舰载台防同知傅以礼等到达台湾，会晤日酋西乡从道，先探知日本侵略军意图。6月14日，沈葆桢自率“安澜”、“伏波”、“飞云”等舰赴台，17日到达台湾后，立即检查海陆军防御力量，命令修筑防御工事，准备武器弹药，部署陆海防御体系。他命令“扬武”、“伏波”、“安澜”、“靖远”等6舰驻防澎湖进行军事演习，以吓唬日本人；命“福星”号炮舰驻守台北，“万年清”号驻守厦门互为支援，“济安”号炮舰留守省城福州；“永保”等三艘运输船负责向台湾输送军队及物资；派遣船政优秀毕业生刘步蟾等随“长胜”号炮舰，到台东沿海探测港口、地形，绘制海图，搜集气象资料，同时积极搜集日本海、陆军情报。他还发布命令不准杀害难民。一切准备停当，决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此前沈葆桢义正词严照会西乡从道。内容有4个要点：（1）台湾“生番”是中国人，土地是中国领土。（2）“杀人者死”，惩办“生番”是中国的主权，与日本无关。（3）“生番”杀琉球人是中国与琉球国之间的关系。日本若“专意恤邻”，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而不应诉诸武力。（4）明确指出“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
6月19日，沈葆桢乘军舰到达西乡从道占领的龟山岛，随后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到“都督府”会见西乡从道，与其交涉退兵，会谈一共三次。西乡从道表示：“生番是化外”，潘霨把《台湾府志》和番社纳税数字及民众连环保结给他看。西乡理屈，修书一封给沈葆桢：“你我都是新兴海军的创始人，彼此各有千秋，宜和不宜战，战则两败俱伤。”沈葆桢复书有理有礼有节：“中国非好战者，贵国宜先罢兵，则战可免。”西乡接函后复信表示：“本人愿和，但需得日本政府的命令才能撤兵。”
沈葆桢认为，对日本仅有谈判而不作战备“断难戢其贪心，”必须“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在他刚到台湾时，驻台湾清军仅有两千人。他呼吁紧急增援。为保证海口防务，沈葆桢于这年9月，在安平修炮台“亿载金城”，不久又修建东南港炮台、基隆炮台等，建立了近代新式大炮的岸防体系。在海上沈葆桢以福建水师为主力调整部署，又奏请调李鸿章系淮军唐定奎所率的洋枪队13个营6500人赴台增援，该部为淮军中最精锐部队，号称武毅铭字军。此外，沈葆桢还在台湾招募乡勇、兵勇，并组织与奖励乡团。至这年7月，由他直接指挥的兵力已经达到1万多人。
为了保障军需供给，沈葆桢奏请清廷将台湾盐税、关税、厘金应解省者，尽数截留，拨充海防之用。7月中旬，李鸿章援助的洋炮20门，火药4万磅，闽浙总督李鹤年拨解的火药3万磅先后到台。
除此之外，沈葆桢还奏请购买西人铁甲舰也被清廷照准。
而相比于沈葆桢的准备，日本在台湾的兵力较弱，海军舰只多是向外国购买的旧舰，而中国海军都是福州船政新造的军舰。日军前有台湾高山族土番反抗，后有中国强大的陆海军严阵以待。加上劳师袭远，兵无斗志，得传染病瘟疫渐多，日本侵略军已成骑虎难下之势。
我们还应看到，此时日本在外交上已处于孤立地位，国内文部卿木户孝允等人竭力反对，而沈葆桢已开始从长计议“开山抚番”，日方已认识到长期占据台湾绝非易事。于是训令柳原公使赴北京求见清帝，又命令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意欲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索赔、罢兵的结局。
谈判开始后，沈葆桢对主持外交的总理衙门“急于求抚”曾十分担心，曾在信件中说“但愿总署坚与相持，彼自情见势屈”。在给李鸿章的函中又指出：“柳原既入，田边接踵而来，即其国自知支撑不住，总署能坚持成议，勿迁就之，其归我范围也决矣。”可见沈对当时情形看得很明白，如按他的办法，继续坚持，则谈判结局对中国更加有利。但总署“急于了结”，加上英国公使威妥玛调停压力，将赔偿300万两改为对被难人的抚恤金，并减为10万两，加上日本在龟山岛上筑路、建房等，估价为40万两，由中国收买，合计50万两。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约》，同年底日军全部退出台湾龟山岛。
沈葆桢保卫台湾的壮举与数年后他的恩主左宗棠出师新疆，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及伊犁重镇，挫败英俄分裂中国领土的胜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三、台防善后
对于开发台湾问题，沈葆桢真可谓构思绵密谋深思远。他认为全台的开发及善后“非穷年累世”而不能急于求成。为促进台湾政治的现代化，他多次在台湾善后折中提出“移驻巡抚，添设郡县”的建议，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提出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经沈葆桢同意后复奏。1875年11月27日谕旨“着照所请办理”。1876年1月16日上谕又同意台湾由1府4县3厅，增为2府8县4厅，即增设台北府，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沈葆桢的移驻巡抚和添设郡县，为台湾建省创造了条件。经济文化上：早在日军侵台期间，沈葆桢就“一面抚番，一面开路”，奏请开“严禁内地民人渡台之旧例”，开“严禁台民私入番界之旧例”。此举对东部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推广了政令，确立了治权，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汉化步伐。军事上，他充实台湾军备，重新编练台湾军队，并扩建新式炮台，从而奠定了台海防卫的基础。教育上，沈葆桢大办番学，移风易俗，使台湾逐渐告别愚昧落后的原始状态，走向现代文明。近代化建设上，沈葆桢大力鼓吹西式采煤炼油建议开采煤油并委托丹麦人架设闽台电线。后来全国最早的新式大煤矿基隆煤矿最终建成，实际上沈葆桢是具有开创之功的。
作为一个战略家，沈葆桢所有的台防善后举措应以“开山抚番”最具战略眼光，因而也最为世人称道，也是他能以超越同时期的左宗棠的出兵新疆的地方。日军侵占事件结束后，沈葆桢在会衔所上《会筹全台大局》折中说，“为会筹全台大局，抚番开路，势难中止”并强调指出，“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海也。”认为此举不但“关系台湾安危，而且关系南北洋全局”，这是具有何等的战略眼光啊！他和盘托出开山抚番的目的“进番壤而郡邑之，取番众而衣冠也”。沈葆桢开山一举，建设了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南回公路前身和险峻异常的八通关古道等，促成了台湾政治经济中心由南部向北部转移。
在开山伊始即募民屯垦，沈葆桢认为“今欲开山不先开垦，则路虽通而仍塞”，但“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当时清朝制定许多禁令，主要是严禁内地人民渡台垦荒，共有6条，分别是：（1）不准内地人民偷渡；（2）如有充为客头，为首以刑法论处；（3）内地商人置货过台，由原籍给照；（4）重治偷私渡首犯；（5）地方官应于海口严格盘验人员出口；（6）禁止无照人民过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戒律也有3条：（1）以杖徒法律严处私入番界者；（2）勒石为番界；（3）台民与番民不准结亲。以上种种已严重阻碍台湾经济发展和汉化步伐。沈葆桢紧急上奏清廷呼吁开禁。1875年2月25日上谕：“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着急于开除。”以后又在厦门、汕头、香港各设招垦局，招民开垦。在招募垦民中，首先以台人优先。对大陆应募来台者，“日给口粮，人授地一甲，助以牛种农器”，3年之后，始征其租。通过废除旧禁，鼓励到台垦荒，使许多“番民”渐渐也加入了垦荒的行列。如当时千总吴金标在率兵抚垦中，招抚木瓜、大巴垄等29社番丁17719人。再比如，光绪元年（1875）提督唐定奎率淮军开垦外狮头番社时，与“番民”发生战斗。“番民”被打败后，唐定奎与“番民”有7项约定：约遵剃发，编户口，交凶犯，禁仇杀，立总目，垦荒地，设社学。正是由于这种抚垦并行的方针使得台湾的气象为之一新。沈葆桢老成谋国，为加速屯垦进度，他计划“劝坂桥林家，向已开路处分段屯垦。各富绅有闻风而起者，一律许之”。他认为，这样可以做到政府民众互利共赢，他主张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如兵勇有愿意携家入山，结茅屋居者听之；有与“生番”自愿通婚者，亦听之；他们如能教“生番”耕种，垦殖则更好。对阿迷番请求“赏地耕垦”，他痛快答应，认为此番受役于诸番，且为凶番所逼，遁走南方，“性耐苦，颇知耕作”，应予鼓励。可见沈葆桢十分熟悉番情，并且极具战略家的眼光。众所周知，台湾自郑成功入台后，“抚番”工作一向被视为首务，但“番衅”不断。隔200多年后，沈葆桢入台时，台湾的生产力发展仍然十分不平衡。“番民”被誉为“野番、生番、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生番即今高山族先民，以凶悍著称。沈葆桢深感到“抚番”工作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因此不遗余力地开展“扶番”工作，做到既化干戈为玉帛、“化番为民”成为开发台湾的一支重要力量，又有利于巩固东南海防，可以说是公忠谋国、谋思熟虑。正因为沈葆桢殷忧在前，未雨绸缪，才会有今日台湾民进党部分人想将台湾从祖国版图中分裂出去而遭到多数台湾人的反对无法得逞。这就是“智者之谋在五世之后”。连横在评价沈葆桢“开山抚番”的功绩时说：“沈葆桢奏开番界，析疆置吏，而台湾局面一新，其析疆置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这一番话绝非过誉之词。
四、铁甲情结
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洋各国争相发展铁甲战舰，木壳船舰已渐有落伍趋势。沈葆桢关心国际时局，知己知彼。早在入台之前，他就提出护台四策中，第二策即为储利器。他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购买两艘铁甲船。沈葆桢运筹帷幄，购船佑以闽厂自产舰艇，就可取得台湾海峡制海权。这样，既可防止日军侵犯大陆，又可控制台湾海峡，若挥师北上，可泊船于定海、上海，伺机炮轰日本长崎，封锁鹿儿岛出海口，陆军随即夺取敌方海口岸防大炮，海军则足以歼灭那里的日方舰队，迫使日方屈服。
沈葆桢在渡海入台后写给王玉山的信中提出对日斗争的具体方针，强调“……鄙意陆得淮军，水得铁甲船，方为万全之策”，是一语中的之说。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以李鸿章为中心并冠之以“海军之父”称号，其实真正的海军之父是沈葆桢，李虽为海军创建者之一，但眼光不及沈葆桢。沈力主建设以铁甲舰为主体的外海水师，历来为学者所忽略。从《沈文肃公牍》所载与李鸿章的书信并结合《朋僚函稿》，此事始末则可详悉。
围绕铁甲船订购与李鸿章争论，沈葆桢主张购铁甲舰始于日本侵台。由于当时西洋强国以“中立”名义禁运。日兵退后，沈看到海军发展趋势和日本侵台野心未死，坚决要买铁甲船。1875年，沈令好友法人日意格向李鸿章开列了铁甲船船价，结果遭英人赫德和李鸿章阻挠，而沈与李的购买铁甲舰之争，却是第一次在《沈文肃公牍》里被发现。如《复李少荃中堂》“兴师动众，非目前之患，然外海水师决不可不创，铁甲船决不可不办，不可不学，购款陆续应付，似尚不至十分掣肘……”沈葆桢强调铁甲舰应购建并行，以购为主，砸锅卖铁也要买，并且要欲购从速。“况铁甲舰封港，只求消息不可得耶……我公任天下安危，只有进步，更无退步，万不可因此灰心，千秋自有论定。”信中语气之重，耸人听闻，就是要让李鸿章幡然醒悟。
沈葆桢毕竟有过造船的经历，他知道李鸿章受人蒙蔽，会影响中国海军近代化，他因此写了三封信劝告李。“铁甲舰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阿姆斯特朗、克虏伯之炮，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若仅恃炮台、水雷、蚊子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在《致李中堂》的长信中他说道：“赫德谓有碰船（锥船），蚊子船即无须铁甲船，且谓有德国人英国人驾驶，与英国铁甲船斗，定可得胜……西人心计最精……如果锥船可破铁甲，岂有尚汲汲于巨费之铁甲，以待锥船之破之耶……倘在外洋，铁甲船一点钟行四十余里，蚊子船一点钟行十余里。”“鄙意非谓有铁甲船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船而后诸船可用。问各国之强，皆数铁甲船以待。独堂堂中国无之，何怪日本生心乎？”
近人池仲祜的《海军大事记》评价沈葆桢汲汲于建立近代海军，苦心孤诣：“是时发捻初平，患在外海，直督李鸿章、江督沈葆桢提倡兴办海军不遗余力，闽广沪局自制之船陆续下水……沈葆桢又奏定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两，专储以筹办海军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嗣患恐缓不及事，请以四百万两尽解北洋，俟北洋成军后再解南洋。于是筹议多购碰快船、铁甲舰及各种蚊子炮船，以期编练。适值晋省告饥，朝士议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桢以为大戚，贻书李鸿章争之，谓‘国际安危所系，葆桢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
1888年，福建船政第一艘铁甲船“龙威号”下水，后改为平远号。此时距离沈葆桢逝世已有9年。
1879年，沈葆桢遗折中最重要的就是购买铁甲船：“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目下若节省浮费，专注于铁甲船，未始不可集事；而徘徊瞻顾，执咎无人。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临死前犹呼：“铁甲船，铁甲船！”
五、最早预言与日本终有一战的晚清战略家
日本侵台事件爆发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海防空虚需亡羊补牢。1875年即光绪元年，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从此开始。
沈葆桢的丈人林则徐曾警醒国人“亡中国者，终有俄罗斯”。无独有偶，沈葆桢则通过对日办外交之实践并研究日本地理与现实，发出了中日“将来必不免于一战”“倭炽可忧”的呼吁。
即便是与沈同时代的人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也有改变。他在给沈的函中称：“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说明李鸿章对日看法已有变化，“联日”的思想已经动摇。然而在《中日北京会议专条》签订5天后，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主要针对西洋各国，而并未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说明侵台事件后，李仍主张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直到日本吞并琉球后，李鸿章才幡然大悟，这不免显得与沈葆桢的战略眼光有较大差距。
有人说李鸿章智商最低时便是签《北京专条》——岂可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国属民”日本侵占为“保民义举”？这亦可看出李鸿章缺少远见卓识。
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日本用武力并吞琉球之后，即开始图谋窃占琉球姑米山以西与台湾本岛之间附属岛屿——钓鱼岛等岛屿的阴谋活动。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尤为担心，他说“台湾与琉球中间的岛屿与华离之地尚多，一并置戌，力必不及。弃之，则颇涉忽近图远之嫌，终于无所归宿。”沈葆桢所提对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应注意保护的意见是很有远见的。果然其后不久，日人古贺辰四郎开始经营琉球附近的海产，并于1885年前后登上钓鱼岛并提出租借该岛的申请。当年九月六日，《申报》刊文：“高丽传来消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正是因为清廷接受了当年沈葆桢等人的奏议，建立海军衙门和设立海军省，表示对海防的高度重视，使得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认为：“此际匆忙公开建设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由此可见，日本觊觎钓鱼岛由来已久，系不敢见人的窃贼行为。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其产生大量赞美战争和侵略的文人。据统计日本侵华文学仅在1937年～1945年间单行本就出了1000本以上。
沈葆桢在弥留之际曾叮嘱：“倭人夷我属国，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沈葆桢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沈葆桢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失败，国内年年战乱，国势日蹙、外患频仍、生灵涂炭，有流不尽的眼泪。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卧薪尝胆，试图侵略周边国家。1876年，日本在吞并琉球之后又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其速度之快，举世皆惊。所以有人说日本对于弱者往往暴露其野蛮和非人性的一面，这一点，沈葆桢是有先见之明的。
所以，若沈葆桢假以天年不死，抑或死后但清廷按照他生前所请，重治铁甲舰直追世界海军发展潮流，那就有可能不会有后来的甲午战争，所谓善战者不战。即便有，也不会一败不可收拾，那么整个的中国近代史将会改写，以至于远东国际关系史也要改写。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葬身威海，从而埋葬了轰轰烈烈卅年的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洋务老臣沈幼丹泉下有知，亦当恸哭于九泉。
沈葆桢是从福州三坊七巷缙绅冠盖走出的晚清封疆大吏，这个晚清同光时代的伟大战略家，其短暂的59年人生，功勋可谓卓著并以船政伟绩朝闻天下。其实，沈葆桢还应是收复台湾的三大功臣之一，即郑成功、施烺、沈葆桢，这三个人都是福建人，都是生于乱世，文武兼修的奇才，但其中应当以沈葆桢不战屈人之兵为最上。只是沈葆桢的收台在衰世，而且被其后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李鸿章办的外交《北京专条》所冲淡了，被同为英雄豪杰历来为人赞美的国姓爷郑成功冲淡了。沈葆桢在台期间，特地建设郑成功祠，并亲撰楹联。
（一）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二）
海上视师，紫阳于五百年前，早为后贤筹结局；
天南晞发，缅甸在八千里外，特延闰朔付孤臣。
沈葆桢对台湾对中华民族是有大功的，连马英九都常赞美他。楹联写得壮烈豪迈，虽然说的是郑成功，其实沈葆桢写的又何尝不是自己？！
参考书目
[1]《同治朝筹办事务始末》卷94，第3～6页。
[2]《同治甲戌日兵侵占始末》，台湾文海出版社，第31页。
[3]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选编：《沈文肃公牍》（一），第13页。
[4]《沈文肃公牍·巡台二》
[5]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
[6]《清德宗实录》
[7]连横：《台湾通史》卷33《沈葆桢》。
[8]福建文史馆选编：《沈文肃公牍》，第1298～1300页。
[9]《沈文肃公牍·巡台一》
[10]《沈文肃公牍·督江十六》
[11]《上海申报》，1885年9月6日。
[12]《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