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榕
在福州2200多年的历史中，三坊七巷犹如“翡翠”，逐渐定格在榕城市民的心中。因为从古到今，三坊七巷不断地涌现出了许多足以让国人为之仰慕的名人，如：黄璞、陈襄、甘国宝、梁章钜、林则徐、沈葆桢、林觉民、邓拓、冰心等。其中，清代台湾总兵甘国宝、船政大臣沈葆桢都曾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被誉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倡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台湾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孙女严停云是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出生、成长在郎官巷，曾以华严的笔名著文详述她的郎官巷故居和她外婆的杨桥巷“台湾林”宅院。这些都使三坊七巷的文化底蕴增添了不少台湾情结。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00多年来，无论它是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中，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其社会的建构与发展，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共同的文化，是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和祖国大陆密不可分的精神纽带。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5000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子民，多出自官宦之家或书香门第，文化底蕴深厚；其住房的建筑格局自晋代发轫，于唐五代形成，至明清鼎盛。它以南后街为中轴，虽坊大而少，巷小而多，但疏密有致的对称，充分体现了福州古城民居的技艺和特色，被今人称为是“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中国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当代著名作家郭风曾在《文汇报》撰文说：“这些古老街坊、街巷，似乎除其年代久远以及尚保存若干传统的民居以外，亦各以其为历史名人居处，和流传若干有关的民间传说而称著于世。”因此，开展对三坊七巷文化的研讨，无疑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现根据本届研讨会的主题，阐述曾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名人雷石榆对台湾文坛的贡献。如有不对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雷石榆（1911～1996）幼名雷社稳，广东台山县人。他6岁丧母，是在祖母的抚爱下长大的。其父在他未出生前去印尼学做木工，后因手艺精细，可带徒弟，遂经营家具店。雷石榆能上学读书和留学日本，全靠父亲的侨汇。他在台山县立中学时，就开始接受新文化，爱上了马克思主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樱花盛开时节，他入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后在补习日语的过程中对日本文学感兴趣，试写的日文诗又很快被当地左翼刊物采用。因此他就觉得文学最适于反映现实，是爱国反战斗争的武器，于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文学活动与创作。
1934年，雷石榆经台山同乡好友林为梁（即林基路烈士，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的介绍，加入“左联”东京分盟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他与先父蒲风（著名诗人、革命烈士）同年，又都是广东人，为此结成了亲密的友谊。1936年11月中旬，雷石榆应蒲风的邀请前来福州，榕城旖旎的风光，令其惊喜不已，“溯闽江回望，如身在水墨画中”。当时蒲风在位于光禄坊白水井的福建师院附中（现福州二中）任教。进入市区后，蒲风将雷石榆安排在教师宿舍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从此，他每天腾出一定的时间，帮蒲风批改两个班学生的作文，又仔细地校正蒲风与学生叶可根合译的日文版《普式庚诗钞》（即普希金的诗）。同时，他与蒲风一起参加福州文坛的活动，适时建议召开不同类型的诗歌座谈会；又一起帮助修改学生的稿件并把作品向报刊推荐，使一批青年诗歌作者很快地成长起来，如：谢培贞、康雄飞、梁碧瑜、叶可根等。这些静诗歌作者的作品经常发表在福州的《福建民报》副刊《艺术座》、《民族战线》和厦门的《鹭风》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1937年1月中旬，蒲风因母亲病重离开福州回广东，考虑到雷石榆尚无固定职业，遂把附中的教职让给他。雷石榆在授课之余，仍活跃于福州的文坛上，先后担任《艺术座》执编、主编。该刊撰稿的作者，多是福建学院附中的高中生，也多是三坊七巷居民的子女。有如此多的诗歌作者，与蒲风、雷石榆任教时努力培养年轻的后学有关。后来雷石榆在担任《艺术座》主编时，曾撰文指出：“几位新进作者的成绩是相当可喜的”，“有不可轻视的才能”。当时，日本正加快对华侵略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国民党军政当局又一味地热衷于内战，人们生活在苦难煎熬中。这批青年学生受蒲风、雷石榆两位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之影响，写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呼喊团结抗日的诗篇，如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谢培贞就写了《抗战》一诗在《福建民报》上；稍后，梁碧瑜写了《送壮丁入伍》在《民族战线》上发表，编者还加了按语，指出：“作者梁先生以强烈之抗敌情绪，一气呵成此曲，足以激励同胞爱国，共赴民族战线，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本刊有此项作品，为破题儿之第一遭……”（1937年12月31日《小民报》）《鹭江》第七期诗歌专号在一则《诗坛》消息中，也曾客观地作了如下报道：“福州艺术学院附中的诗歌青年，原因是去年蒲风曾在该校播种，后来蒲风因母病返家，代任者又是诗人雷石榆，故有今春厦所开之艺术座之花云。”
1937年8月，全国抗战热潮云涌。雷石榆怅然告别一些诗友和学生，离开福州前往广州，投入当地的新诗歌运动。他在福州三坊七巷居住了10个月，先后在《福建民报》副刊：《南风》、《野草》、《艺术座》，《小民报》副刊《新村》及月刊《平凡》上发表31篇杂文、通讯报道、诗歌、评论、翻译等作品。他居住三坊七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以他当时25岁的充沛精力，秉持文学应为抗战武器的理念，发表大量有如战鼓号角的作品，积极参与福州的文艺活动，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社会空气沉闷混浊的情况下，以笔墨为武器，或呐喊奋起，或图像击目，引起了相当积极的反响。
1938年8月，雷石榆投笔从戎，先后在晋南、豫洛战区，从事抗战的编译工作，继而辗转西南到昆明，坚持抗战的文艺活动。抗战后期，他又辗转到东南地区，于1944年末在赣南一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时，还写了《致南国的朋友》、《忆福州》的诗，表达了他对日寇暴行的声讨，抒发了他对福州的深深怀念。
1945年7月初，雷石榆因避日寇进犯经长途跋涉至福建长汀并在《民治日报》任副刊编辑，兼写第二部自传体小说《边秋一雁声》（第一部是《惨别》）。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百感交集地写下了《胜利》一诗。是年11月初，他离开长汀，在漳州《闽南日报》任短期的代总编后，又很快地前往厦门，任1946年元旦开张的《闽南新报》副刊主编。但该报因经费困难，仅办至4月初即宣布停刊。陷入失业的雷石榆获知友人陈郓和陈香（厦大毕业生），正拟到台湾高雄创办报社，想到台湾有在东京交往甚密的《台湾文艺》编辑吴坤煌、赖明弘等人以及其他相对知名的台湾作家杨逵、吕赫若等，遂决定应邀与他们一起渡海前往。
在厦门期间，雷石榆常写诗与木刻家吴忠翰的木刻相配，并参加厦门美术界联合画展。在吴忠翰主编的《艺苑》丛刊第一辑《诗歌与木刻》中，有雷石榆为前苏联克拉甫兼珂的木刻《你挑着盈溢的清水吗》、比利时麦绥莱勒的木刻《那么一天》、王琦的木刻《血汗和马驴》配诗，还翻译了海湟的《红拖鞋》，还有木刻家罗清桢的遗作、覃子豪配诗的《伤兵之友——一个难童的故事之三》。由此可见，雷石榆当时与吴忠翰、覃子豪的交往密切，随后他们又先后到台湾从事文艺活动。
雷石榆在厦门的另一重要活动，即是参与《人生杂志》、《明日文艺》等刊物的工作。《人生杂志》创刊于1946年1月15日，雷石榆与许虹、洪辛、赵天问等5人为编委，并发表了刻画一位开朗豪爽的抗日女战士的小说《苏琪》、诗《悲歌》、短论《再来一次狂飙运动》等。稍早创刊于莆田的《明日文艺》，因创办者曾迺硕急着前往台湾，将刊物托付给洪辛，两刊遂合并，仍采用《明日文艺》的刊名，由许虹任主编。雷石榆在厦门还写下了长诗《再一度生活在春天》、长篇随笔《舞场内外风景线》，前者表达了作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亦有对抗战局势的担忧，收入1946年8月由台湾高雄粤先印务公司出版的《八年诗选集》，厦大图书馆至今仍有雷石榆亲笔题赠的存本；后者于1946年6月在高雄《国声报》连载，其主题一方面是反映当时的厦门滥发“金圆劵”，纸币贬值，老百姓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也揭露由于官商勾结，市面呈现虚假的繁荣，舞场成为最适合纸醉金迷的娱乐及交易场所。同时该作品也有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拦着少女调笑结果被市民围攻狼狈而逃的描述等。雷石榆作为一个外地作家，他在厦门新文学史上留下的笔迹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1946年4月下旬，雷石榆从厦门横渡海峡前往台湾。先是在高雄《国声报》担任主笔，兼主编副刊《南光》，每周写两三篇社论，抱着“首先要反映本地人民光复前后的生活状况、思想情绪和斗争”的信念，针对当时台湾的重要社会问题发表言论，为台湾民众的民主和生存权利陈词说理。如：他当时在台湾酒楼饭店里有一些年轻女子当“侍应生”（女招待），而长官公署借有伤风化为名，通令取缔“侍应生”而使她们无法谋生。这些侍应生便组团上台北请愿，为此事，雷石榆连续发了3篇社论并以此为题材，写了两幕话剧在台南《中华日报》副刊连载。后来，“侍应生”的请愿斗争最终使取缔令搁浅。
1946年冬，雷石榆辞去报社职务到了台北，不久担任了台湾交响乐团编审并帮助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台湾知名女舞蹈家蔡瑞月赈灾义演。翌年1月末，他又转到台湾大学任法学院副教授，参加由台湾文化协进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讲座的目的是为了使台湾青年、知识界了解“五四”以来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成就，宣传、继承中国现代文学的民主精神、科学思想。雷石榆讲的是诗歌方面的理论专题。
雷石榆在台湾的最重要活动，是1948年参与了正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开展的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文学问题的争论。雷石榆论争的是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创作方法。论争的时间始于1948年5月至7月。论争的两方均以大陆作家雷石榆和杨风为主，但也有少数台湾本地作家化名参加。这次论战是发生在日本投降、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的翌年，不少本地的中文作家忧心忡忡地静观等待；原先的日文作家，则在文字的转变过程中苦闷，徘徊、彷徨挣扎，大家都在努力探索如何适应新的严酷环境，以便将来重新起步。雷石榆发表了《我的申辩》、《再申辩》、《台湾新文学创作方法问题》、《形式主义的文学观——评杨风的〈五四文艺写作〉》、《再论新写实主义》等。他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树。这种“新写实主义”，既超越自然主义的“机械规划”，也超越“浪漫主义的架空夸张”。台湾作家陈映真等认为，这其实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结合”的创作方法并视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首次引入台湾。不过，雷石榆却为这场辩论付出了代价，论战停息不久，即被捕入狱，后又被逐出台湾，流落香港。直至1952年初才返回祖国大陆，先后在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任教，并被誉为著名的外国文学史专家，多次应邀访日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