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
史玄之在清朝不同时期，三坊七巷走出了一批治台领导人的重要幕僚，其中代表人物即是被乾隆皇帝称为“筹台之宗匠”的台湾镇总兵蓝廷珍的幕僚——蓝鼎元、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幕僚——梁鸣谦、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幕僚——张亨嘉，他们为保卫、开发和建设台湾做出重要贡献，在台湾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一、蓝廷珍平台幕僚——蓝鼎元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州，汉族，福建漳浦人。清朝知名学者、官吏，曾佐理戍台名将蓝廷珍并曾任广东普宁知县兼署潮阳知县、署广州知府，对治理台湾提出系列极其宝贵的建议，被乾隆皇帝称为“筹台之宗匠”。
蓝鼎元就读于鳌峰书院期间居于郎官巷蓝氏宗祠旁的宅院，受知于福建学政沈涵、福建巡抚张伯行时也居于此，晚年曾在三坊七巷借居过。
（一）刻苦自励巡抚赏识
蓝鼎元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儒士。父亲蓝斌精通理学，但屡科不进。蓝鼎元10岁丧父，家境艰苦，靠母以女红度日。
蓝鼎元自幼聪颖，生性好学，勤苦自励。年少名列童子试榜首，颇得当地督学赏识。17岁时，他先观海厦门，后再游历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眼界由此大开，见识愈增，但屡次赴试不第。曾入邑庠，也曾就读于当时全闽最知名书院——福州鳌峰书院。后来，曾先后受知于福建学政沈涵、福建巡抚张伯行，巡抚张伯行称赞蓝鼎元是“经世之良材”。
康熙四十六年（1707），蓝鼎元应张伯行之聘，到福州鳌峰书院担任讲学并与同乡蔡世远共同纂订先儒诸书。两年后，蓝鼎元辞聘归家，在家乡教书和著述，因“念祖父母春秋高，母亦渐衰，辞归侍养”。自此，在家闭门苦读11年。
（二）上书护疆总兵奇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秋间，时任澎湖水师副将的蓝鼎元族兄蓝廷珍升任南澳镇总兵，上任途中便道返乡，与蓝鼎元等族人论及镇守南澳事宜。
蓝鼎元上书数千言，直指“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门户”，“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如果“上偷安则下怠惰，营伍废弛则士卒弱，将帅素尸则盗贼恣”，“愿兄无以开府满盈……抖擞精神，勤劳哨缉，一洗向来镇弁积玩逡巡畏缩之习”，又于书中条陈七大要务以供参酌。
（三）辅佐族兄赴台平乱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事，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受邀随行，于是到台参与戎幕。留台年余，蓝廷珍倚其为左右手，凡军中往来文书手札，皆出其手。军务备防诸事，蓝鼎元无不参与，史称：“出入风涛戎马间，羽檄纷驰，下笔千万言立就。”
佐幕期间，蓝鼎元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曾上言南、北路文武驻扎要害，官兵营汛添设更置，台镇不可移澎湖，哨船之舵缭斗碇各兵必不可换，罗汉门、郎娇、槟榔林、阿猴林不可弃等，均受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允行。巨细靡遗，“洞若观火”，令蓝廷珍“大奇之”。
戎马之中，蓝鼎元撰《东征集》3卷，又遍历台湾西部各地，对全台地理情形了然于胸，且能协助蓝廷珍调度指挥，确保迅速平定全台。
由于在台期间，无所不用其心，常与蓝廷珍“兄弟相对，竟日念念地方，不知其苦也”，因此蓝廷珍称赞他：“昔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为己任，予弟玉霖，其庶几乎！”事平后，撰《平台纪略》。
（四）建言献策治台方略
蓝鼎元之所以被称为“筹台宗匠”，就在于他提出的很多治理台湾策略，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
清领台湾后，行政建置的一府三县都集中于西部和南部，而北部和东部却未建署设官。这与康熙末年闽粤移民大量迁台，北部、中部土地已拓垦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尤其是土番居住的广大山区，汉番往来日多，而朝廷中却有人竟提出将山区列为“弃土”。
蓝鼎元建言：“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因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前此台湾仅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琅桥，比穷淡水，鹦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地、哈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开渐远，虽屡禁不能使止也。”
同时蓝鼎元还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蓝鼎元的意见，多被朝廷采纳；有关置县的设想及文武官员驻扎、营汛布防、哨船挨班等建议，一一得以实现。关于不能废弃山地的呼吁，也为朝廷大官要员所接受。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事实，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波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
蓝鼎元最早提出对台湾进行综合治理的具体措施，即十九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欲，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日，复官庄，恤澎民，抚士番，招生番，等等。这些，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
蓝鼎元之所以“大声疾呼，不啻舌敝颖秃”，是因为他提出的全百而系统的治理、经营台湾的理论体系被当时及其后的治台者所借鉴采用。
《平台纪略》是蓝鼎元在台一年后返乡撰写的。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还下手谕：“朕披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闽，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查核。如其书内所讨论各条，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因此蓝鼎元被乾隆誉为“筹台宗匠”。
（五）官至知府百姓皆颂
雍正继位后（1723），下诏选拔全国品学才干兼优者入太学，蓝鼎元以优贡生被选进京。清廷也在该年采纳他的建议增设彰化县于半线，同时设置淡水厅稽查大甲溪以北防务、兼管彰化捕务，使其主张终得实现。雍正三年（1725），蓝鼎元奉派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其史才为朝廷所重。
雍正五年（1727），经大学士朱轼荐引，蓝鼎元觐见雍正皇帝。蓝鼎元面奏经理台湾、河漕、兼资、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疆域6件时务，深得雍正赏识，授予广东普宁县知县，再兼署潮阳知县。
蓝鼎元到任后，励精图治，革除吏弊，兴学校、正风俗、秉公办案，深获百姓爱戴。特别是他平反冤狱，严惩歹徒，令行禁止，更是体现了吏治的严明。蓝鼎元还致力于复兴学校，亲自课经书，取缔邪教，在潮阳改邪教场所为棉阳书院，尽力改善民俗风尚，百姓皆赞。
蓝鼎元秉性亢直，刚正不阿。雍正六年（1728），因“豁免渔船例金”，以仵上官“违忤监司”，被革职入狱。幸得当地士民为其奔走鸣冤，潮州知府和总督郝玉麟、巡抚鄂弥达等多方协调、努力，才被保释出狱。
蓝鼎元请求归休，鄂弥达更为他上书申明受冤始末，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奉诏进京为雍正召见，命其署理广州知府并聘请他编纂《潮州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蓝鼎元到任广州知府。可惜仅月余，便因病去世。蓝鼎元一生清廉，过世时家中贫困，鄂弥达及上官、同僚等“怜其贫”，集资以助，才得归葬家乡。《清史稿》为蓝鼎元立传。
蓝鼎元一生著述颇丰，除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外，还有《蓝鹿洲集》、《修史试笔》、《东征集》6卷、《平台纪略》1卷、《鹿洲初集》20卷、《女学》6卷、《棉阳学准》5卷、《鹿洲公案》2卷、《潮州府志》等书传世。《四库全书》收录蓝鼎元专著。
蓝鼎元随蓝廷珍赴台时，一些族人也先后赴台，后多留在台湾拓荒垦殖。蓝鼎元生有六子，其中长子蓝云锦当时也留台开垦，后定居屏东阿里港（现称里港乡）一带。
二、沈葆桢治台幕僚——梁鸣谦
梁鸣谦（1826～1877），字礼堂，号庆璋，汉族，福建福州人。清朝著名学者，沈葆桢兴办船政、赴台驱日和领导台湾开发建设的重要助手，中国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对船政的创办与发展、对保卫和开发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居闽山巷。
（一）进士出身佐幕巡抚
梁鸣谦老家福州仓山区梁厝乡。其祖梁孟豪，父事渊，均务农。梁鸣谦自幼学习刻苦，品学俱佳，被荐闽县附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第三十六名举人。咸丰九年（1859）已末科第一百四十一名进士。钦受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四品衔，原官充军机处稽司行走。在京城前景看好。
梁鸣谦是个孝子。任京官不久，就因为母老多病，他为孝母宁愿放弃大好前程，辞官归里，奉祀孀母。
归闽后，梁鸣谦以教授生徒自给。梁鸣谦少年时就颇有文名，中进士后，声望更隆。
同治五年（1866），周开锡署福建巡抚，四处寻找拟章奏者，有人就推荐了梁鸣谦。遂入抚署任文案（秘书）。所拟文牍，颇合周意，甚得周之器重。
（二）力助沈公兴办船政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为强国强军，选定马尾，奏请朝廷创办福建船政，获准。左宗棠着手筹办，机械设备购自外国，技术力量依靠洋人。第二年，左宗棠奉命赴西北平乱，沈葆桢从左宗棠手中接过船政重担后，就请梁鸣谦做自己的幕僚。
在永盛梁《梁氏族谱》中有这样记载：梁鸣谦在船政创办之初，就力主沈葆桢办船政不能全靠洋人，还需自力更生。“梁鸣谦见事属创兴，百事繁兴，回望洋人居太上皇地位之权威，有感后患。鸣谦力倡奋发自力，摆脱洋人。但外购机械设备机械性能虽有案明载，奈洋文不通，无法一时行之。鸣谦只得亲自组织有识之士，不辞劳苦，朝夕深入机械车间，附和洋匠，解剖机械，逐一见习，记录在案，再一一合拢安装。”也正是因此，梁鸣谦被称为“中国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
（三）抚台有功升任二品
1874年，日寇出兵占领了台湾恒春半岛，调兵屯台，声称要攻打高山族。台湾告急，清朝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带兵巡台，调理各国事务，整顿海防，沈葆桢携梁鸣谦赴台。
梁鸣谦巡台功在何处？主要有3点：提出巡台驱日主张，被沈葆桢采纳，成功驱日；积极支持为郑成功建祠供奉，以团结台湾民心，那副肯定郑成功的著名对联即出自梁鸣谦之手；驱日之后，梁鸣谦提议对台政制疏陈十二便，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氏族谱》中有这样记载——鸣谦巡台提出以“民族为重，国土为要，民心为安，处事为稳”为宗旨的处事主张，“并着手选将练兵，严防警备，扩张声势，威胁利诱，扼制日军为策略。在战术上分析：大兵未至，兵力悬殊，干戈一动，台地战场，胜败莫测，万物必失，败者损兵辱国，胜者得不偿失，动武不宜，议和为善，行者急办，事不宜迟。此议沈钦差采纳，授命鸣谦速办……避免了一场战争，为国分忧，为台民排除灾难”。
“提议对台湾政制疏陈十二便，改制台湾道，令福建巡抚驻台湾，兼理学政，建三府，立十县，调清兵，筑碉堡，增炮台于要塞，对内屯兵镇压高山族滋事叛乱之顽民，对外防御外来入侵之敌，牢守孤悬海外之国土，此议表朝廷得准允行。”
“由于沈钦差、梁鸣谦以郑成功盖棺论断，应予谥祠于台祀之，以感台民忠义之气……沈钦差授命鸣谦拟本章奏帝……幸得穆宗同治帝谕旨准于谥郑成功祠于台南。建祠中沈钦差委鸣谦拟题祠楹联句，梁鸣谦挥笔亲书予联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台湾事定后，光绪元年（1875），梁鸣谦以船政功升三品衔，又以抚台湾功，晋加二品衔，以候补道任用。他回家乡，修《梁氏族谱》。
（四）执教鳌峰积劳病卒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因政务繁重，再聘梁鸣谦为助。事无巨细，皆与谘商。沈夫人去世后，沈葆桢身体也不好，就请梁鸣谦兼理家事，由此也可见沈葆桢对梁鸣谦非常信任。
光绪二年（1876）八月，梁鸣谦请假回闽嫁女，期间受福州鳌峰书院之聘，任教识，他严格执教，教导有方，亲自批改学生习作，深获学生敬重。
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五日，梁鸣谦因积劳病卒于闽山巷，年仅52岁。
三、丁日昌巡台幕僚——张亨嘉
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一作燮君，又字铁君、铁军，汉族，福建福州人。清朝著名教育家、名臣，曾任湖南学政、广西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浙江学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为海峡两岸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曾住杨桥巷。
（一）赴台兴教亲任山长
张亨嘉，同治四年（1865）中举。光绪二年（1876）秋，与吴曾祺同为福建巡抚丁日昌幕僚，并随丁日昌渡海赴台。
抵台后，张亨嘉跟随丁日昌巡视南北番社，教民耕种并开设义学。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台北学海书院重新竣工，陈维英力荐张亨嘉。不久，张亨嘉出任学海书院山长。后台湾北部学者出其门者数百人。
（二）辗转南北入国子监
光绪六年（1880），张亨嘉任知县并升同知，分发河南东河总督府任职，参与审理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王树汶案并为其平反。
王树汶案，为清末名臣赵舒翘平反的著名冤案之一。光绪五年（1879），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主犯胡体学用重金收买县役刘学汰后逃走，却以年仅15岁、并未实施抢劫的王树汶冒名顶替，致使王树汶被判处死刑。王树汶临刑前大呼冤屈。上奏朝廷后，朝廷下令河南巡抚李鹤年、东河总督梅启照等人复查审理。李、梅等人官官相护，维持原判。时任刑部员外郎的赵舒翘顶着压力，力主详查，终使冤案得以平反。真凶胡体学被严厉制裁，王树汶被释放，李鹤年、梅启照等参与此案审理的官吏多人以失职罪被判刑。
光绪九年（1883），张亨嘉考中进士，因擅长文学、书法，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光绪十四年（1888），张亨嘉出任湖南学政。他主试湖南，亲拟题目，分二三十门，发题百数十道，以考查学生的才、学、识为主。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每临考试，都是白日监场，夜间阅卷；尤慎于排列名次，反复斟酌，不使稍有颠倒；取舍人才，更兢较于毫厘。因其考试公平，应试者达一万七八千人。
张亨嘉曾刊行《湖南校士录》一书，命题宏博，学子争购，士习为之一变。其时他崇儒尊经，敦尚朴学，主张“先之以训诂，本之以义理，广之以兵谋、舆地、农政、河渫”，反对“以空疏为义理者”，后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即出自张亨嘉门下。
光绪十九年（1893），张亨嘉典试广西，充正考官。任上，他提出：“惟古今论国是者，曰富强，曰形势，曰人材。”“而人材非培养不成，非历试不见。”广西一行，他遍稽诸卷，拔取数十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亨嘉由编修入直南书房，升任国子监司业。
（三）创闽学会力倡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亨嘉与林旭等集合在京闽籍人士，创建闽学会，以宣传变法维新。八月政变发生，林旭等六君子被杀害，闽学会亦遭取缔。
张亨嘉后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经局洗马，迁翰林院侍讲，擢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传为佳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宫廷亲贵都相信义和团有“神术”，能攘外，便饰词入告。皇上命张亨嘉察视。张亨嘉即洞察其非，向上条陈，揭露所谓“神术”，均系愚昧之举，而真正保国救民，应靠清醒的头脑处理国事。
八国联军入京后，慈禧携光绪帝西窜，张亨嘉写下著名的《奏请回銮折》，指出：由于外敌入侵，“今千里之内，田庐榛莽，市里为墟，盗贼纵横，商贾断绝”。“故以维系人心言之，则回銮不得不亟者。”他深忧边疆危机，呼吁要保边疆，保民族。他分析古今形势之异，指出“今日之患，备海而陆已危，备陆而海又急”，故须采取措施，海陆并防。他认为：“外洋入寇，必借沿海岛屿，以为屯守之基，而后能反客为主，以与中国相持。”故提出要固守台湾，以防日本侵略。他强调要防备俄国侵略，指出：“终为中国大患者，夫人而知其为俄也。”因此，主张加强边防，增兵固守，以保卫满洲、新疆和内外蒙古一带。”他还谆谆告诫：“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莫甚于以因循为宽大；委靡为老成，销锋铸鐻，粉饰太平。及至祸迫眉睫，仓皇无所措。”他痛切地指出：“清谈不可以却敌，理学不可以济变。”他分析中肯，抨击时弊，持论峻切，常令闻者色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帝后回京，张亨嘉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
八国联军侵华，张亨嘉深受震动而警醒，开始注重新学，注重新技术。
庚子年末，张亨嘉出任浙江学政，任上着手改经史为西国政教，重视考生中有特识者，对有新学特长者，荐举于经济特科学习，不少人被选送于京师大学堂为师范生。
杭州旧有藏书楼，因兵燹被毁，邵章等重建之，唯规模甚小，藏书仅七百余种九千余册，张亨嘉乃扩而新建为浙江藏书楼，购书七万余卷，并制定章程，提供民众阅览。
由浙返京后，张亨嘉仍在南书房行走，被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兵部右侍郎，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师。
（四）北大校长办学有方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张亨嘉被任为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为我国首位国立大学校长。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在庚子事变中，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学校被迫停办。
张亨嘉上任时，京师大学堂因新遭八国联军之乱，百废待举。他上任仅一月，即积极为大学堂扩充校舍，派出留学生，改进招生制度，增建操场和医学馆。与之同时，张亨嘉吸取东西文化之精华加以认真研究，广揽俊秀，类别学科，优厚礼聘学有专长的学者及外籍教授。
张亨嘉身教重于言教，处处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他对师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深受师生的爱戴，一时学风颇盛。张亨嘉开创的优良学风，为该学堂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打下牢固的根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张亨嘉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职，后又任礼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玉牒馆副总裁。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1911年2月18日）张亨嘉无疾而终，谥“文厚”。张亨嘉为官清正，立朝20余年，空无所傍，毕生多从事教育工作。好读书，学识渊博，癖嗜书画，收藏近百件清代名家作品。
他一生著述颇丰，有《张文厚公文集》4卷、《张文厚公赋抄》2卷、《盘那室诗存》1卷存世。
著述教化余泽两岸著述教化余泽两岸
——追记南后街董炳章、董执谊父子董骏旧时南后街书肆林立。如今走近新修南后街置立的刻书铜像，缕缕书香依稀可闻。两座毗连的院落，错落有致。主座门楣“贞吉居”匾，出自宣统帝师陈宝琛旧题；副座门楣的“董执谊故居”匾，则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新题。老态龙钟的石榴树，仿佛总在诉说曾经卜居于此的父子举人董炳章、董执谊的故事。
在人文荟萃、科甲鼎盛的三坊七巷，父子举人并不稀罕。只因董炳章、董执谊著述教化，余泽海峡两岸，媒体舆论一直有所关注。早在1993年8月31日、9月2日，《新民晚报》和《长江日报》就分别以“福州保护古建筑”和“三坊七巷新貌”为题，特别介绍此故居。2002年作为《福州民俗文化丛书》之一的《福州古厝》初版，特选董家亭池为封面、封底。2012年3月22日《福建日报》刊登《一部书与一个城市的记忆——纪念〈闽都别记〉正式出版100周年》。4月1日海峡都市报刊登《文章千古事，百年身后名——〈闽都别记〉背后的故事》。8月30日福州晚报刊登《闽都文化的璀璨明珠——纪念〈闽都别记〉刊行100周年》。贞吉居的文化底蕴，于此可见。地契标明房产原为寓此先祖董炳章所置，如今的格局是董执谊光绪壬辰（1892）扩建完成的。
董炳章（1828～1877）祖籍长乐，同治壬戌（1862）举人；又名道行、炳昌，字琅山，号纫兰，取意《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生前担任台湾淡水厅学教谕。
据《长乐县志·循绩》，董炳章初“授（福建）上杭学教谕，修学宫、置祭器、捐俸复月课”。任职多年，为人师表，讲授仁义经，奉行仁义事。董炳章“岁舍絮衣百袭”。《长乐县志》又载“士绅延主讲邑（长乐）琴江书院，严课程，增膏火（生员津贴），文风日盛”。
1874年正值日军侵台，钦差大臣沈葆桢奉旨统管台湾并交涉日军撤兵、防卫、开山抚番、教化等全盘政事。董炳章是幸运的，因为多年执掌教政功绩卓著，深得上司赏识，因此此时他荣调百废待兴的台湾淡水厅担任学教谕，其辖区大致涵盖如今台北大都市圈在内的整个北台湾。董炳章是改制后的淡水厅新履任的首任学教谕。此前“淡厅初辟，土虽沃衍，民多杂处；革故鼎新，责在贤吏”。淡水既为要地，亟待开化。“故今之筹台者自当以淡水为枢要，势使然也，地薄边陲为沿海七省藩卫”。又“淡水居其北，辟治甫百余年，抑更荒矣”。
当然，董炳章专司淡水厅“立教设养”，只是沈葆桢统管诸政局部之一环节。董炳章既庆幸从此大有可为，又深感履新责任重大。此地“文献无徵，冠裳初著”，为兴教化、开民智，董炳章当然只有兢兢业业，勉为其难。董炳章还致力于培训社学骨干，鼓励门人到义塾服务，以使淡水厅多层次教育，均有起色。董炳章结合教学，精研经义，著有“《经义解纷》四卷、《屈蠖斋集》”。明志书院为台湾著名书院。据《长乐县志》记载，董炳章“兼主讲（淡水厅）明志书院，兴学教士如上杭，时台民素好讼，炳章力革之，士习为之一变。”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倡导的是“必也使无讼乎”，大儒谢章铤后来为董炳章陈夫人写的七十寿序，就赞扬后居黄巷的“（陈）惕园（寿祺）既不以一字入公门，其族党亦累世无控案”。上文“炳章力革之”发扬的就是三坊七巷一以贯之的儒教传统。榜样就是力量。文化人“士习一变”，台民之风自然随之渐变。董炳章为辖区教化、进步、安定、民族团结做出应有的贡献。
自1874年赴任淡水厅教谕起，在3年的时间里董炳章不懈努力，全然不顾精力透支。本当3年任满，即可依例荣升，不料差不了几天他却“卒于任所”。清代居台英年早逝的闽籍教谕，知名的还有台湾府教谕刘家谋（40岁卒于任上）等多人。今人难以想象，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闽籍赴台教谕的官员卒于任上。且看关于1885年赴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的记述——“初到台湾，台北府城无合适的住房，刘铭传只得暂住淡水县署。其时城内尽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又1888年布政司邵友濂报告“……台湾知县一班，本年春季病没数人，三次请调闽员，仅来李承诸一人，近又病没……查台地烟瘴横生，水土恶劣，两年间病没厅县十余员”又刘铭传奏称“……加以水土恶劣，人人视为畏途”。而如今台湾繁荣，我们对当年前仆后继献身于台的闽籍清代百官、士民先驱，不禁肃然起敬。
上文提及的淡水城、淡水县署景况尚且如此，再前推约10年（1874～1877）董炳章任职淡水厅教谕期间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董炳章安息了，“上杭、淡水同祀名师祠”——海峡两岸依然桃李芬芳，恩师英年鞠躬尽瘁，台湾学子痛心入骨，于是结伴不辞山海险阻，扶护董炳章灵柩返乡，“门人归其丧”也。董炳章安葬在福州郊外文山里山腰。或许是台湾门人赤子真情感化天公，“十年动乱”中这里因有地下油库，戒备森严。此墓居然躲过浩劫。
董炳章中举次年，夫人才有了独子董执谊，夫妇俩对独子自是关爱有加，让其自幼侍奉父母在闽台教谕署中，学习诗书礼仪。董炳章逝世，陈夫人独撑家门。夫人知书达理，是乡贤陈芷亭（兰泰，林则徐四舅）曾孙女，江苏按察使陈少希长胞妹。董执谊有此家学渊源，当然长而得从名师，学识日进。
董执谊（1863～1942年）名藻翔，号藕根居士。光绪丁酉（1897）举人，博学多才，诗文、联语、书法俱佳。曾短期就任盐官和省咨议局议员，辞归后专心治学。董执谊一生留意乡事，继前辈王应山、陈寿祺、郭柏苍之后，为传承、传播三坊七巷乃至闽台文化做出贡献，是福建省近代文化名人。
董执谊毕生最大的功绩是搜集、联缀包括《闽都佳话》在内的多种民间话本、传抄本，深度加工整理编纂成书。董执谊于宣统辛亥（1911），把自己整理编定本题名为《闽都别记》，并以“里人何求”为笔名，初刊油印25部传世。董执谊1927年又再版石印此书600部。后来闽台多次重版此书，当然无一例外均以董执谊定本为蓝本。《闽都别记》401回，150万言，既是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又是福建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民俗文化鸿篇巨制。
台湾先由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委托成文书局于1979年影印董执谊石印本，1500页，精装，分订3册；继有罗星塔月刊社1986年根据影印的董执谊石印本修订点校出版铅印繁体本，分装两巨册。台湾影印本出资方为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海内外乡亲均可人手一部”。
《闽都别记》至第242回始着墨台湾的传说，其后还有多回涉及台湾风情故事、地名传说。台湾“议员”张立中称《闽都别记》“如嚼橄榄，回味无穷”。台湾“中央图书馆”原馆长杨崇森撰文《介绍一本奇书——〈闽都别记〉》。杨先生等台湾人士一行三人，还应邀参加了今年8月25日福建省文史馆、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闽都别记》刊行百年暨闽都文化传播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带回台湾交流。
以下分述《闽都别记》成书始末、署名寓意、文化价值。《闽都别记》雏形起于清代乾嘉年间，故事源于说书人口传笔录的话本。两百年来，虽然其中故事，盛传不衰，可是传世底本、抄本零落，“讹脱殊甚”，直至清末未能成书，令人遗憾。董执谊慧眼识珠，从福州望族世家借得抄本，对照参考家藏善本钞本及福建方志，呕心沥血整理、点校、勘误、润饰字句，同时中将大量相关诗文，补充编入《闽都记》最后请人抄正，1911年终于完成这部完整的大型民间文学总集定本。
诚然，此书最终是由董执谊集大成编纂而成，不过原抄本、话本却成于诸人。“里人何求”署名，以“里人”扣合“闽都”，以“何求”寓意纂者“何可求”、“何用求”。这只是创自于董执谊的笔名而已，并非另有何求其人。《闽都别记》初版跋文后署藕根居士识。根据《说文解字》，“董”之本义即藕根；藕根居士实为董居士雅称。于是自然联想，“里人何求”既出于董执谊创意，是否也与“董”姓关联呢？其实“董”字草头之下可拆解为“一俚（里人）”。可见“董”可解作“草（野）一里人”。果然“里人”也出之于“董”。
《闽都别记》以福州方言土语叙述闽中故事，展现了上自唐末黄巢起义军入闽、下至清初福州地区风土人情、朝代变迁画卷。其中记录了大量神话传说、风尚掌故、生活习俗、俚语等，不少传说故事发生地延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东南地区，保存了相关地区的许多历史资料，可补正史、方志之不足，是研究闽越台湾地方史、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资料。《闽都别记》故事在闽台和南洋侨胞中世代流传，深入人心。翻开此书，人们不禁陶醉在温馨的乡音、美妙的乡土故事中。《闽都别记》书中的陈靖姑传说，洋洋洒洒二十万言，为两岸信众激赏。事实上《闽都别记》连同从中不断派生、二次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已成为团结隔海同胞的文化纽带，是维系、激发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无尽乡思、乡情和爱国情怀的精神食粮。
董执谊是闽都著名藏书家、出版家，自幼醉心于乡邦文化，迷恋地方文献，多年“广搜博览”，潜心研究、著述。董执谊另一大贡献是不惜重金，辗转购得明代王应山纂辑的《闽都记》雕版（道光辛卯重镌，书共33卷），全面勘订补版珍藏、刊行，让这一部难得而珍贵的文献得以流传。董执谊曾将手辑《近人荣哀文件汇订》、善本《三山志》等珍贵文献捐赠省图书馆。在南后街经营“味芸庐”书坊，广交各路文友，收集善本古书，精雕精校刊行一批实用书籍行世，如“味芸庐”版《四书体注》、《陈修园公余医录四种合刻》等适合社会需要的教材、医书。董执谊还亲临实地考察出土碑碣、文物；“郡邑修志，皆礼为顾问”。董执谊厚积薄发，才使他既能胜任《闽都别记》的编纂，又能协助陈衍、何振岱编纂《福建通志》、《福州西湖志》，分修《长乐县志》。此外他还著有《榕城名胜古今考略》、《闽故别录》、《藕根斋摭拾》。劫后余存，至今还有手辑《近人荣哀文件汇订》12卷、《藕根斋存稿》4卷，《惜昔室丛抄》、《藕根斋格言丛抄》、《藕根斋联语丛抄》、《龚易图海防条陈书禀》等20余卷，为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等多家藏馆收藏。
董执谊素研考据之学，精鉴、收藏，保护文物，不遗余力。如已为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宋）“陈万卿墓志”拓片（章专1338），篆额间有董执谊题刻跋语；还有嵌于其自家斋壁的两块宋碑（见于《福建通志·福建金石志·石十》），台湾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
清末以降，社会动乱，文物古迹多有损毁。有鉴于此，民国十九年，董执谊会同陈衍等人发起组织“闽侯古迹保存会”，历时数年修复自汉迄清诸多古迹，如冶山（泉山）、于山戚公祠等。此外，董执谊主持重修福州文庙，“三年寒暑不懈”，还协修福建冶山都城隍庙。当年董执谊撰写的呼吁保护“都城隍庙”诸文，如今于《藕根斋存稿》中还可见到。
明代名臣董应举，是董执谊引以为荣的同宗、敬仰的偶像。董应举为民兴利除患，并曾两度回里御倭、剿寇。董执谊奉母命勉力修复董应举祠一事，谢章铤记述如下：“明贤董崇相有专祠，在府学明伦堂右将圮，藻翔议复之力不能举，太宜人（执谊母）曰是尔之所当为也，费钱末也，即称贷可也”。
董应举所著《崇相集》中，有“严海禁疏”、“筹倭、防寇”各议，并多诸如“倭垂涎鸡笼（今台湾基隆）久矣”、“倭得鸡笼，则闽患不可测”警世告诫。此书至可宝重，董执谊当年费尽周折觅得一部，“为辗转劝人”才如愿重版；台湾于1997年由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此书（《崇相集选录》，列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传播文化遗产，海峡两岸同胞，可谓同心同德。
董执谊爱国爱乡，1932年5月9日，董藻翔（执谊）同陈衍等爱国绅士同集于山戚公祠，拜谒戚继光英灵，声讨当局对日妥协并题名录刻于厅前。董执谊垂垂老矣，还赋诗高歌“一例歼仇志待伸”，可谓苍凉悲壮。董执谊热心文化事业之余，曾主持省会育婴堂、冶山善社、民国八年长乐海啸善后等多项善事。何振岱称其“为善于乡数十年有如一日”。
董执谊一生继承父亲未竟的文化、慈善事业，逝世后与其父合葬于其父寿域。
福建台湾一衣带水，同胞自古血浓于水。董炳章、董执谊谢世后，后人故事还在继续。1945年日本投降，董执谊四孙董碧辰赴台参与接收与清理“日产”，翌年次子董琨生于台北。董琨后来成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博导、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曾多次应邀赴台湾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参与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董碧辰全家夫妻子女八人从教，被市政府评为福州首批“教育世家”。“十年动乱”后，一位承董执谊资助的台胞后人，专程回榕瞻仰董执谊故居并回馈董家一张董执谊长髯遗照，包括《三坊七巷志》、《长乐人杰》在内，所有书刊刊用的董执谊相片都本于此。“贞吉居”大厅原有6面文魁匾，是先人及董炳章、董执谊中举相继制作的，毁于“十年动乱”。其后长乐乡亲在祠堂又挂起新制的董炳章、董执谊文魁匾。如今董炳章、董执谊父子故居、合葬墓均列为福州涉台文物，得以保护。
闽台文化百代传承，人们永远铭记先贤！
参考书目
[1][8]民国《长乐县志》李驹主纂，董藻翔等三人分修。
[2][18]谢章铤：《赌棋山庄集·余集·董母陈太宜人七十寿序》，福建省文史馆藏。
[4]杨浚纂：《淡水厅志·卷4·学校志》。
[5]杨浚纂：《淡水厅志·序言》。
[10]徐万民、周兆利：《刘铭传与台湾建省》，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第242页。刘铭传：《台北建造衙署庙宇动用地价银两折》，《刘壮肃公奏议》，第290页。
[11]徐万民、周兆利著《刘铭传与台湾建省》，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第203页。刘铭传：《台湾水土恶劣知县员缺请饬部暂宽例章变通补署折》，《刘壮肃公奏议》，第401页。
[15]徐杰主编：《〈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台湾杨崇森等人论文。
[17]董执谊：《藕根斋存稿·卷4》，福建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藏。
[19]何振岱：《执谊同年七十寿序》，《福建文史》2007年第4期，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