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这部《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在科学的园地中，用看似笨的办法，却能结出丰硕的的成果，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笨”办法才是对办法。
可是，在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聪明”人，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他们都不喜欢用这种“笨”办法，用他们的话来说，太费时费力了。这些所谓的聪明的人，虽然省下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却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最近发生在郴州的两辆火车相撞的事故，就是由于火车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质量问题而造成的。 “6·29”郴州铁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因 K9017次列车第二位车辆在制造过程中，操作人员安装制动软管时违反操作规定，将防尘堵底盖遗留在折角塞门内，堵塞制动主管风道，列车制动力突然丧失而造成的责任事故。
这次事故，靠成了多人死亡，如果工人们当时能够踏踏实实地一处一处排查，把每一道程序都认真完成，有一点“笨”思想的话，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对于那些“聪明”人来说，也许只有等到发生惨痛的教训之后，他们才能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日一心得：
如果有人把认真、踏实、不投机取巧叫做“笨”的话，那这种“笨”，其实是一种聪明，生活和学习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走，一心只想走捷径的人，最后可能会发现，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面前。而那些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人，才可能真正达到成功。
开卷有益
季羡林语录：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来源于《渑水燕谈录》：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意思是：宋朝初年，宋太宗命人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总类》。对于这部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两、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 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有人觉得皇帝读这么一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劝他少看些。 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
季羡林也常向青年学子们讲上面这个典故，他认为，故事的内容虽然可以有恭维皇帝的成分在里面，但故事中提到的“开卷有益”还是十分可取的。季羡林认为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发明了文字，抄成或印成了书，书就成了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要生存下去，文化就必须传承下去，因而书也就必须读下去。
确实，书是历史的传承。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历史早已散失得没有踪影，我们就不会知道有“西施浣沙”的动人，也不会知道“火烧赤壁”的壮烈，过去对今人来说将只是一片黑暗的迷雾。正是因为前人把历史事实、文化思想、科技知识，等等，以书为载体，一代一代的传承至今，人类的文明才能薪火相连、绵延不误。
季羡林认为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他的理由如下。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所以，想获取知识的人都会选择书做为自己的老师。世界名人培根说过：“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这诸多意思，可一言以蔽之：开卷有益。
许多名人，都非常喜欢读书，鲁迅先生说的“随便翻翻”，意思也是说要多看看书。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联系的。鲁迅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鲁迅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辣得额头冒汗。鲁迅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读书虽然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也要注意方法，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否则开卷也可能会变成无益。不能“死读书”是说不要与现实脱节，读书时要牢记，读书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能“读死书”是告诫人们不要看错误百出、内容不健康的书。
“死读书”的人，常常被人们称作“书呆子”。书呆子读书或是与实际脱节，在实践当中不能让自己的知识发挥作用；或是生搬硬套，把书奉为至尊，不知变通。这样“死读书”其实已经偏离了读书的本来目的。读书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让人提高能力，更好的处理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让人成为书的奴隶，为书所累。
有这样一个例子，《庄子·列御冠》中的朱泽漫，他从书中学到了一门特殊的杀龙技术，但是学完后，他却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地方有龙可杀，这时他才明白世间无龙，他从书中学到的本领，一点用处也没有，白学了。可见如果如不加选择地拿起书就看，总会事倍功半，予人无益。
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但每天接触的信息是海量的，而信息的载体也越来越丰富，除了书刊，还有报纸，电视，网络，等等。在当今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否则将适得其反。信息怎样得到呢？季羡林觉得，现在信息的来源渠道虽然更多了，看能得到信息，听也能得到信息，但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所以非读书不可。我们也相信，虽然现在有了报纸，有了收音机，有了电视，有了互联网，但书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书有厚度。
一日一心得：
书是历史的传承，书是文化的积淀，我们可以从书中学知识、看世界，书能丰富人生。读一本好书，可以让人受益终生，但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所以读书不可盲目，也不能不加选择，应该带着自己的标准来读。
广通声气，博采众长
季羡林语录：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了乱比、瞎比的混乱歪风，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针对比较文学这种难以深入的局面，季羡林提出了“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救治方针。
那时许多人并不理解比较文学的真正含义，不少作者喜欢进行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择哪位文学家非常随意，没有什么标准。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读者往往不知其所云，季羡林也看得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他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对此，季羡林感到非常忧虑，这种没有深度的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发展下去，比较文学会有名存实亡的危险。
什么是比较文学呢？我们先来看看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可见比较文学并不是简单把国外与国内的文学家进行比较的文学作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浓厚的外学文学和中国文学相关知识是写不出比较文学的好论文的。所以季羡林才会发出“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建议。
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
季羡林认为不光在比较文学方面需要“广通声气，博采众长”，文化、经济、社会交流等方面同样也应该这样。他觉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季羡林打了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只会把自己隔离于发展的潮流之外。清朝政府夜郎自大，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结果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鸦片战争后被英法联军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强大。乾隆曾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清朝君主不重视与国外互通有无，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中，可是这种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想法，过于狭隘，没有远见。最终在晚清时期使中国陷入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的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成为地球村的一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翻天覆地，再次印证了，闭关锁国就会落后，开放交流才能发展的道理。
我们提倡“广通声气，博采众长”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发展，是为了在学习他人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长处，并与自己的特色相结合，形成自己的东西，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整个过程是一个引进、消化、吸引、创新的过程。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只知道引进，并不会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
这个问题季羡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关于文化交流，季羡林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季羡林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坚持，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
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一日一心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保持进步，就要经常与外界交流，学习别人先进的方法、思想和理念。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敞开心胸，多见多识。但是积累知识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常把学到的知识与自己的特长和特色联系起来，形成自己的东西，“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季羡林语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季羡林观察发现，一些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季羡林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季羡做学问的时候，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他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季羡林有一个习惯，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季羡林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1944年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佛典梵语中的音变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季羡林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季羡林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季羡林这方面，他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季羡林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季羡林用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他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坚持不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才能够有所突破。荀子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雕刻东西，如果半途而废，即使是腐烂的木头也不能刻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就连金属和石头都能雕空。坚持就有着这么大的作用，只要能坚持，许多事情都可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