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文学史上少有的事”
一九五七年七月以后，中国作协连续开会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压力之大，以至于只开了几天会，挨批者即纷纷认罪。后来周扬在总结报告中如实地说：“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有的事。”（《人有病天知否》，第一一三页）
周扬用了“恐怕”一词是极为准确的。一方面，把一个追随党二十多年、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打成反党集团当然是重要的，在文学史上确实是少有的。但这也是不确定的“恐怕是”，因为前不久的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毛泽东的“按语”一出，就揪出了一个规模远较“丁陈反党集团”为大的“胡风反党集团”，更属文学史少有。
事实上，要揪出一个反党集团并不需要“十六天”，对于掌握国家命运的领导人来讲，一句话就可以揪出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各层各级、各行各业，“反党集团”如过江之鲫。豪气干云的领导人以开创历史新纪元自期，不断地创造历史奇迹。胡乔木后来以批判《海瑞罢官》为例说：“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一三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没有先例的何止是批《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初，山西省晋剧团曾排演过一出晋剧《三下桃园》，主题是歌颂社会主义新风尚，有点像后来的样板戏《龙江颂》，而与王光美、与“四清运动”、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毫无关系。“文革”期间，剧团重排此剧，考虑到王光美与“桃园”的特殊关系，他们把剧名改为《三上桃峰》，并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初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但就是因为这出戏写的是“桃园”大队的事，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称《三上桃峰》是《三下桃园》的翻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要为刘少奇翻案”。随即在全省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高潮。“桃园”而外，因为《三上桃峰》的内容与马有关，所以是凡出现牛、马、羊等动物的戏剧，也受到批判。湖南花鼓戏《还牛》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通讯《两头风格牛》改编的，剧情也是歌颂新社会新风尚，就因为有“牛”，也被认为是《三上桃峰》的“姊妹毒草”而受到批判。中外文化史还能找得出类似的事吗？
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事”，但创造历史上“少有的事”的动机有时却不是革命。郭小川“反右”时是周扬的大将，“文革”中交代：“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周扬后来利用一九五八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个事。副部长刘芝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的分歧。原来在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管，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一九五五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玲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股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五页）
夺权而外，还有报私仇。“文革”中张光年交代，一九五五年反丁玲时，“周扬知道我在52年文艺整风期间对丁陈有些看法，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六～一一七页）解放初期，周扬与一个知名人士的女儿发生婚外情，在与丁玲的交谈中，他希望得到理解：“你是作家，你应该懂得感情。”丁玲则说：“你是领导，应该注意影响。”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丁玲把这件事连同周扬的宗派主义错误一起向中宣部领导作了书面揭发，周扬甚为恼火，曾对郭小川说：“为什么要印发这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这一“冤仇”，周扬当然不会轻易忘记。当丁玲因为挨整而感到痛苦时，周说：“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三页）一九七九年丁玲回京后不久，到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但周扬对当年的行为没有丝毫忏悔之意，他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一直等到死，丁玲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忠于革命、不原谅任何“变节行为”呢？“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剧作家田汉不也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吗？为什么周扬等人却要用‘铮铮铁骨’大加赞扬和悼念呢？”（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困惑》，《粤海风》二〇〇一年第三期）原因很简单：田汉一直是周扬的人，而丁玲却不是。
九、人道主义
一九五八年，丁玲以戴罪之身到北大荒“体验生活”。痛苦艰难之中想到自己的冤屈，不由得对周扬等人一腔愤慨：“大人先生们呵！你们幸运，可能一辈子也不会体会到这种滋味的。”（《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第二〇二页）八年后，周扬也由最高领袖极为信用的“文艺沙皇”变为人人喊打的“反革命两面派”。从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周扬整了几代人，手上有血，但十年的“反革命两面派”生涯却是周扬晚年的护身符，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被整的嘛！”无论一九七九年后周扬的“忏悔”有多大的真实性，但其思想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被认为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带头人。一九八三年，周扬因为讲人道主义而挨整。写回忆录时，丁玲可以把周扬前后的言行对照起来：
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痛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第二〇三页）
一九八四年周扬对法共《人道报》代表团说过：“我这个人一直信奉人道主义，你们是《人道报》，我就要见《人道报》的同志。”（李辉：《往事苍老》，第三四九页，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虽然不能要周扬为那么多游魂野鬼负责，但他毕竟是文艺界凄风苦雨中的呼风唤雨的人物，无论怎样丰富的联想，也没有人会认为周扬“一直”是人道主义者。“反右”期间时任作协党组成员的秦兆阳回忆说，在周扬治下，“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此时周扬手下的“大将”郭小川白天组织批判会，晚上却在写《一个与八个》，这首长诗讲的是革命时期“肃反”的悲剧，心理背景却是此时此地的中国作协：“这期间，我对于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狠，残酷得狠，简直没有什么好人。”周扬依靠邵荃麟、刘白羽等人控制作协十多年，伤人太多太狠。“文革起来时，作协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扬、刘白羽的。”（《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八三、二四九页）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他之倒霉，不完全是冤案。当然，没有毛泽东支持的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仅仅这一百多人是扳不倒周扬的，所以周扬确实是“晚年错误”和“四人帮”的受害者。
一个违背同志关系准则、处心积虑整人的人，是否能真的立地成佛，是否有权利讲人道主义？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理论与行动的脱节。周扬晚年认可了人道主义，也在口头上部分检讨了过去行为，向艾青、姚雪垠等人道歉过，但对丁玲、李之琏这些受他迫害更深的人，他仍然视为异类，必欲继续惩罚而后快。其实，即使在周扬大打出手的当年，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人道主义。一九六〇年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报告的主题之一是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但在闭幕前召集的小型会议上，周扬却讲了另一番话，其中有：“我的报告讲了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境无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主义的旗子丢掉。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黎之：《文坛风云录》，第二六一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批判“人道主义”的同时却又不想丢掉“人道”的旗帜，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大会一套，小会一套，肯定也不是周扬个人的主意。但这至少表明周扬当年对“人道主义”的某种认同。问题是，在他口头上反对“人类之恨”的同时干的又是什么呢？据于光远说，陆定一晚年承认：“我在中宣部的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了这个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周扬听说此话后，苦笑着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于光远：《周扬和我》，王蒙等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周扬可以成为人道主义的理论倡导者，却不大可能成为人道主义实践者，以至对他了解较多的黎之也认为：“我不懂得周扬如何从激烈的抨击‘人道主义’到以肯定的态度研究‘人道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文坛风云录》，第二一六页）
其次，对丁玲的批判不是周扬等人所能完全负责的。周扬并不是逢人就整的施虐狂，“反右”时既狠批丁玲、冯雪峰，也保护了舒群等人。据漫画家华君武说，周扬在中宣部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政治上并不是那么尖锐、那么厉害。要整垮丁玲这样地位的作家，首先要有一定的政治形势。一九五六年冬，政治气候相对温和，根据丁玲的申诉，中宣部审查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经过内查外调，准备推翻一九五五年给丁玲所作的结论，周扬也承认一九五五年的批判是不应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但“反右”开始后，陆定一表示：对丁、陈的斗争要继续。周扬再度主持批丁会议，丁玲的合理审诉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终被开除党籍。其次还要有最高领导的同意。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周扬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说，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的，而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炎黄春秋》二〇〇八年第四期）丁玲也明白自己被打倒是毛泽东的主意。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她在给丈夫陈明的信中说：“是的，我承认我是反党……1957年时，我们是因为觉得那是最高领导点了头，我们认为一切都应该只有接受，以后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更不敢违抗。”（《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
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文化内在地具有杀伤性。丁玲在这一体制中的作为，也不都是令人称道的。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为“王实味事件”与丁玲等人发生争论，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气氛紧张。大会主席吴玉章眼看无法收场就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萧军受到感动，平静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丁玲却站起来答曰：“我们一点也没有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袁良骏在一九八〇年代研究丁玲时，就有人对他说：“你不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丁玲：不解的恩怨和困惑》）当然，不能因为丁玲也可能整人就取消整人者与被整者的区别。也许丁玲的自我意识比较清楚，所以她从来是以革命作家而不是以人道主义者自居。
十、组织
“反右”期间，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曾对被批的冯雪峰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第五二七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郭小川也在陈笑雨等人的批判稿中加上：“党委托周扬同志来领导工作，因此反党必须反对人——就是周扬同志等……通过周扬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七四页）频仍的运动使受害者也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的会议上，冯雪峰就这样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对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冯雪峰评传》，第五一〇页）周扬的亲信张光年也发现，“周扬在哪里工作，就要派人到处把关，派你去把守，你就得跟他走”。不跟他走的，就要整。陈涌曾是周扬的得力助手，并做过他的秘书，被打成右派时，张光年想要周扬保他一下，周扬一听就火了：“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就赶快往那边跳。”（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等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党是基于一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党的生命是路线，党的躯体是组织，从事党的工作的是各级领导人及其普通党员。从理论上说，服从党首先是服从党的路线，其次是服从党的组织，最后才是服从领导者个人。但组织由人构成，路线由人制定，所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常常是领导者个人执行党的路线，代表党的组织。比如在丁玲面前，周扬因为是中宣部副部长，就可以代表党，丁玲就不能不接受周扬的领导。只不过，周扬只习惯他自己代表党，对其他代表党的人似乎认识不清。一九八三年，周扬因人道主义、异化论等受到胡乔木的批评。据秦川回忆，在三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召集的小会上，周扬看完邓力群起草的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后，“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到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顾骧：《晚年周扬》，第六五页，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自然，在政治局委员胡乔木面前，他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的抗议是无力的。不久，周扬成了植物人。
一九五七年批冯雪峰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照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以保留党籍，当他按照周扬要求作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几次在办公室外里哭泣过，诉说自己被‘说服’的过程”（《冯雪峰评传》，第五二八页）。冯雪峰后来对牛汉介绍说：“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中央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费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荃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荃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得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牛汉：《为冯雪峰辩证》，《读书人报》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八日）
二十多年后，周扬也不得不忍受他当年施加于冯雪峰的委屈。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期间，胡乔木“劝周扬检讨，他说只要反省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了结。……周扬开始执意不肯检讨，经不起胡乔木再三‘诚恳’的劝说，答应接见记者讲几句。没想到媒介立刻在电视和广播上广为传播，仿佛是对广大读者说：你们瞧，周扬犯了严重错误，检讨了，而批判他的人证明是正确的，更有理了，也更起劲了，对周扬的批判向前推进了。……周扬并没有真正过关，事情没有了结，周感到自己受了骗，但又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就郁郁不乐”（《周扬和我》）。终至以植物人而告别人世。
既然个人可以代表组织，那么地位越高就越能代表组织，就像胡乔木之于周扬一样。但有时也会出现县官不如现管的现象。川籍女革命家胡兰畦一九二一年就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尽管表现极好，但因为她的丈夫陈梦云是川军军官（倾向革命，与中共友好），李淑宁（即著名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等人就是不同意。一九二七年五月，熟悉她的陈毅到军校担任党委书记，支持她入党，并向“军校党组织介绍过我，但李淑宁等人始终不表态。……于是我入党的事，也就从此没有消息了”。陈毅是李淑宁的上级，说话也没有用。一九三〇年在德国，得到廖承志的帮助，胡兰畦终于入了党，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一员。一九三二年二月，因为她批评过该小组的一位同志挪用一千多马克的党费等原因，就被小组开除党籍。“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党组织能这样随便处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在她提出审诉后，德共中央正式宣布恢复她的党籍，但“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第一六〇、二四三、二五五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看来，德共中央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贯彻到一个党小组中。胡兰畦因此一直是民主人士，一九四九年后只能在政协挂名。
在严格的意义上，反对党的干部不一定反党，但反对党的干部与反党的关系又是不断变动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第三条规定包括：“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却说：“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对于这个矛盾，朱正这样解释：“1957年的说法，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因此，凡是‘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领导’的，就应划分右派分子。这差别是因为1957年是全党一致地要在右派猖狂进攻面前保卫党的领导；而1966年却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就唯恐天下不乱了。同样的言行，在1957年要划右派，在1966年却被看成是革命。右派分子也不必悲叹自己生不逢辰，不该‘超前’了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颇为风光的造反派，到1982年整党时，其中不少人都属于受到清查和处理的‘三种人’了。”（《1957年夏季》，第五〇一、五二五页）其实，不用等到一九八二年，造反派中的精英分子一九六八年就受到控制了，一些代表人物七十年代初就被捕了。说到最后，任何反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人，即使没有反党，也是绝对不应该的。
十二、盖棺论定？
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丁玲的处境并不都是和风细雨的，因为她身处复杂的文坛。一九八三年批“精神污染”时，中宣部召开会议，张光年、刘白羽都作了发言，丁玲接着说了几句表态的话。“结果发表时丁玲成了打头的，他们缩在后面，要她承担‘左’的责任，很可怕。”（《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第二五七页，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版）
丁玲病重时，胡启立、薄一波、习仲勋、余秋里、王震等重要领导人都到医院探视；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逝世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当晚就播发了新华社的电讯；时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特意交代：一定要替他送一个花圈。如此哀荣，是一般作家难以想望的，但中国的事情就是有奥秘。此时官方要发一个《丁玲生平》，初稿中有“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一句，作家协会坚持要取消，家属陈明坚持要写上。双方互不相让，一大堆专门为丧事而来的人只好干等着。直到习仲勋认为“不应删去”，告别仪式才于三月十五日举行。
作协还要做文章，它把“讣告大量往下发给各省不能来的作家而少给在京的作家”，意欲缩小这个党的总书记都送了花圈的追悼会的规模，以至于邓颖超办公室和著名作家秦兆阳都在追悼会后询问何以没有收到讣告。（周良沛：《丁玲传》，第八二五～八二六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类似的事不止发生在丁玲一个人身上：
一九七九年决定为冯雪峰平反时，有关部门征求正在医院的夏衍的意见，夏不顾病魔缠身极力反对。由于他的干扰，原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追悼会不得不推迟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胡风去世后，因为家属与文化部（胡风生前的单位）在悼词上有争论，遗体只好在冰房里保存了两个月。这就是聂绀弩说的：“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厢里。”家属实在等不及，八月初自行办理火化。直到次年一月十五日，也是由习仲勋拍板修改悼词，追悼会才正式召开。而胡风的全面平反，则还要等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办公厅发文。
这里反映出三个问题。第一是名人与单位的关系。作家协会算不得什么权力部门，但丁玲属它管；丁玲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但“协会”之类社团，掌权的从来是“党组”。作协秘书长郭小川“感到作协乱七八糟，勾心斗角，他很想离开”。作协党组成员秦兆阳的印象是：“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七六、一七九页）中央尊重丁玲的地位，但丁玲不能大事小事都找习仲勋，具体事情还得靠作协。在单位制下，任你是怎样的名人，单位都有机会收拾你，而且越是名人就越要摆平你。
第二，政策和政策执行者的关系。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丁玲的党籍，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过问。但在征求意见时，陆定一、周扬都甚为不满，主持作协工作的张光年还把文件压了许久。这些领导人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完全执行中央政策，继续给丁玲穿小鞋。历次政治运动伤人的重要原因是各个单位都有宗派，握有权柄的人趁机清除对手，陆定一、周扬、夏衍、张光年等人对胡风、丁玲等人的平反，都有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比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同志更有党性。
第三，整人者与被整者的不平等关系并不因被整者的平反就颠倒过来。丁玲、胡风、冯雪峰等人终于平反了，活着的也官复原职，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扬等人要为当年的举措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运动是上面发动、上面领导的，打倒和平反看似相反，但都是整体政治的一环，周扬等人即使犯了错误，其责任也主要由组织承担，所以当丁玲们历尽艰辛终于复出后，周扬们还是他们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