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皇帝称谓的始创者
皇帝是专制政治体制下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中文“皇帝”一词相传为秦始皇所创，取“三皇”及“五帝”合一而成。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创建了皇帝制度，自己成为第一个皇帝，称“始皇帝”。至此后，皇帝一词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
皇，古为上天，光明之意，“因给予万物生机谓之皇”；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 皇为上，帝为下，古人的皇帝意指天地，而皇帝一词则是告诉人们，天地是万物之主!
（图）秦始皇
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或单称“皇”和“帝”，如周文王、周武王、“三皇”、“五帝”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也自称为王，如秦王、楚王、齐王、赵王、燕王等。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平定天下。天下初定，39岁的秦王政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以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称号。嬴政自认为这是亘古未有的功业，甚至连三皇五帝也比不上他，如果不改变“王”的称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让群臣研究一下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商议后报告秦王说，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可改“王”为“泰皇”。秦王反复考虑，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为“皇帝”，以显示自己的尊贵。
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2 232年的皇帝制度时期。皇帝是中国中央政权的突出代表，是政府和社会的核心，享有最高的权力和荣誉。皇帝自称“朕”，其他人则称皇帝为“陛下”、“万岁”或“圣上”等。秦朝时，秦始皇试图将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即皇帝）手中，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於上”，但由于统治国家的事务繁多，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不成熟的。在秦朝之后，皇帝的权力和职能逐渐由一个中央政府辅助完成，汉朝时这种中央政府的形式是三公九卿，隋朝开始三省六部制。因此即使皇帝年幼中央政府也可以照常运作，但同时由于中央政府长官（如宰相、丞相等）的权力可能过重，有可能威胁皇帝的权力，甚至通过政变自己当皇帝，比如王莽篡政。所以，帝王统治时代，君王往往既有重视贤良的佳话，也不乏有迫害忠臣的惨案。这就说明皇帝是以维护自己统治天下的皇权为核心的，对于功高盖主的人才不得不担心他们觊觎他的权力。
趣味连接：“陛下”一词的由来
“陛下”本来是指宫殿的台阶，又特指皇帝座前的台阶。皇帝临朝时，“陛”的两侧要有近臣执兵刃站列，以防不测和显示威风。群臣常常不能直接对皇帝说话，而要由站在“陛下”的侍卫者转达，以示皇权的崇高。“陛下”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后来，人们就用“陛下”作为对皇帝的直接称呼，表示自己虽然是在对皇帝说话，但在礼仪上不敢忘记自己本来无此资格。
“万岁”——皇帝有此称呼的由来
“万岁”这个词本来只是人们由于内心喜悦以示庆贺的欢呼语。秦汉以前，欢呼“万岁”是比较普遍的事。比如冯谖替孟尝君在薛地烧掉债券，颇得人心，于是“民称万岁”。
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国君，拜恩庆贺，也常常呼喊“万岁”，并逐渐成为一种礼节。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敬，“万岁”便成为帝王代称了，但这并不是帝王唯一或专有的称呼，当时叫“天子”也可，“天之骄子”，表明其拥有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的，至高无上。如果对别人呼喊“万岁”，皇帝也不干涉。汉武帝曾想把“万岁”据为己有，不许别人用。但是人们并不全遵照他的意志，一到高兴的时候还是欢呼“万岁”，禁不了也无可奈何。之后的朝代皇帝们都没有得到“万岁”这个专有称号。
直到宋朝，皇帝的“万岁”专利得到捍卫！如果有大臣被称为“万岁”，就算犯禁，要受到重罚。以忠贞闻名的寇准有一次与温仲舒同行，路上遇到“狂人”，迎马高呼万岁。寇准的政敌得知后，向皇帝告发，以致寇准被罢去同知枢密院的高职，降为青州知州。
可见，自从宋朝开始，“万岁”一词成了皇帝的专用名词，如果谁再随意欢呼“万岁”，就会有杀身之祸。到明朝以后，规定更加严格，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王朝被推翻后，“万岁”一词才还其固有面目，人们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庆贺的欢呼语。
关于万岁爷有这样的一个典故，乾隆（弘历）幼时，随祖父康熙（玄烨）在四方桥散步。康熙口吟一联：“四方桥，桥四方，四方桥上看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康熙让乾隆接下联，乾隆灵机一动吟道：“万岁爷，爷万岁，万岁爷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乾隆当上皇帝后，下扬州微服游八方亭，见一名叫阮元的孩子在读书，乾隆考阮元：“八方亭，亭八方，八方亭上望八方”，阮元答之：“万岁台，台万岁，万岁台前拜万岁。”
从这个典故不难看出，清朝时“万岁”这个词已经仅是皇上一人所有，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代名词。
趣味链接：为何皇袍上绣有九条龙？
古人称帝位为“九五之尊”。 后来就以“九五”比喻君位。而龙袍上的九条龙有四条正龙绣在前胸、后背及两肩，前后衣襟则各绣有两条行龙。就这样，如果从前后看去都有五条龙，隐含有九五之尊之意。不过算算，这样前后才只有八条龙，另一条龙呢？原来这一条龙是绣在衣襟里面，除非掀开外面的衣襟才能看得到，所以龙袍上共有九条龙，正好符合九五之数。
中国“古代克格勃”——明代厂卫制度
一提到明朝，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恐怕无不是锦衣卫。锦衣卫是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建。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锦衣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 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明朝除了锦衣卫有特权外，那就是东厂与西厂。明朝是太监权力膨胀到极限的一个朝代。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东厂。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趣味链接：“立皇帝” 刘瑾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孝宗时，犯死罪，得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
古代刑罚——中国传统刑罚的演变
刑罚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犯罪人采取的惩罚措施，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的最严厉的手段，伴随着国家产生，法律制度的确立，刑罚制度也随之不断演变。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夏商周是刑罚起源阶段；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是刑罚制度的发展阶段；隋唐时期是刑罚制度全面确立较为完备阶段；宋元明清是刑罚制度相对稳定并向近现代转化时期。从中国刑罚制度发展来看，刑罚目的从报应刑向惩诫阻止刑转变，刑罚的形式是从以肉体罚为主向以自由罚为主转变，刑罚适用由重刑苛法向较简宽约为主转变，这一演变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阶级斗争产物，不仅是统治阶级阶级属性决定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法制文化思想和刑罚价值观念密不可分。
（图）古代刑罚
夏商周时期——刑罚的起源阶段。这个阶段的刑罚方法比较单一，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较之前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战国至魏晋南北朝——刑罚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
隋唐时期——刑罚完备阶段。隋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元明清——稳定转化时期。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刺配刑 ， 凌迟刑，折杖法。除此之外，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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