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叶辛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时遇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在遥远蛮荒的乡间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
主要创作有：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年来，共出版四十几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叶辛是“文革”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当代著名的中青年作家，广受读者欢迎，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二十余年来，一直以勤奋的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
近年来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
获奖作品：
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
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
长篇小说《基石》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1984)及国内各报刊颁发的数十种奖项。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电视剧文学本《风云际会宋耀如》荣获“金狮荣誉奖”。因创作上的成就，于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等，但他归根结底是个作家。
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来到七宝中学。因为你们的仇校长约我约了三年了，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正好坐在一起，你们看看那个叶字正好是一、二、三、四、五画，仇字是几画？一、二、三、四画，我挨着他。每年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来一下？跟同学讲一讲，那么每年我都说：“好的，好的，我一定来！”但是一年时间好像很快的，他也非常忙，我呢也不知道瞎忙一些什么，反正就没有来成。七宝中学我好些年前来过的，曾经来过两次。当初是新校刚刚建好的时候，上海的大地上，上海的郊区也好，还没有这么漂亮的校舍！后来当然其他的学校也赶上来了，中学的校舍越建越好，越是在郊区的地皮越大，金山的中学、奉贤的中学都建得很漂亮！七宝中学是建得比较早的很漂亮的校舍，那么刚才仇校长已经说了，这次讲课的一个主题是“人生与文学”。
人生与文学，我的人生已经步入秋天了，1949年出生到现在快五十六岁了，你们的人生还在早春季节，正在开始，正在起跑线上。前面到处都是阳光，遥远的地平线边还看不到什么，我的人生呢是走进秋天了，已经经历过青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说一说我觉得可能对同学们有一点点好处或者说有一点点启示。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觉得我读完了中学就应该考大学，然后上了大学选择一门职业走上社会。但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传遍了全国的口号叫“停课闹革命”，把课停下来去闹革命。干什么呢？写大字报，写揭发老师的大字报，揭发校长的大字报，揭发教导主任的大字报，揭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反正有什么你就写，天天练毛笔字、写大字报，写了以后也没人管你，学校里到处贴，礼堂里可以贴，校园里可以贴，教室里可以贴，走廊上可以贴，毛主席把这大字报叫做大鸣大放大字报。“文化大革命”闹到第三年的时候是1969年，实际上停下课来的同学已经不知道再怎么闹了。大学里有的人在很起劲地闹，但大多数人没有再闹，1966年过去了，1967年过去了，1968年过去了，每年中学都有毕业生，小学也有毕业生，大学也有毕业生。1966年毕业的毕业生就叫66届毕业生，1967年毕业的叫67届毕业生，到1969年来的时候，69届的毕业生也要跟着来了。这时中学生都停了课，闹革命实在没什么好闹的，大字报写写要写完的，没什么可写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老在社会上去闹事了，就不是闹革命了。那时候全国哪儿都出了不少的事情，事实上年轻人流窜在社会上总是要出事的，上海打群架特别普遍，都是革命战斗兵团和红卫兵组织互相之间打群架，有的是因为“左派”和“右派”的关系，有的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关系，也有的是莫名其妙的关系，他也要打群架。
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以后呢？当初大串联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是北京市的中学生跑到了内蒙古，他们发现内蒙古的草原还很贫穷、很落后，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意思说我们不要待在城市里，我们应该到牧场去，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内蒙古大草原，大致是这些内容。几乎同时，报纸上登出了“我们也有两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毛主席看到这两个材料，就拿起他的铅笔作了一个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这条最高指示是1968年12月21日的晚上8点钟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出来的。那一广播呢，我刚才说了这是非常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每有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要沸腾一次。怎么沸腾呢？游行。比如说在这所中学里，晚上大家听到这个最高指示就会打着红旗，举着标语游行，游到哪儿去？游到人民广场去。欢呼毛主席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要在全国落实。
那我为什么把这一条最新最高指示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条指示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当初有一句话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一挥手你得前进！还有一句话叫“毛主席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别看他只是这么一个批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所有全国的报纸上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和这一条黑体字很粗的最高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指的是家长，来一个动员，然后对知识青年要求你到广阔的天地，那么你就去了，我们就去了。
现在呢？我们也组织志愿者，每年组织几个、几十个、上百个到新疆去、到云南去，是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去的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万。上海就在这条最高指示鼓舞之下，几年工夫有109万知识青年走到了全国各地的农村，走到了边疆，走到了草原，走到了山地。上海的知识青年主要去的是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古、吉林、江西和安徽，然后还有上海市的郊县。去了以后就直接落户在生产队里，向贫下中农学习。那个时候我也去了，是1969年3月31日离开上海到了贵州修文县一个叫沙锅寨的地方。前几天我又回了一趟沙锅寨，在上海一些企业家的支持下，我在我插队的沙锅寨捐了35万元建起一所小学。当地的市政府因为我牵头做了这么一件事，起了“叶辛希望小学”这样一个校名。我去看了以后倒觉得蛮满意的，为什么？35万元盖了一栋三层楼，上上下下有12间房子，如果这三层楼搬到上海呢？一个房产界的代表去看了以后说：这栋房子搬到上海大概值200万。所以他们也很满意。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将原来插队在乡下住的小屋子修复了，其实那不是一个小屋子，是一个土地庙。我住的泥墙茅草屋，被山洪冲垮了以后不能住人了，没有地方住以后，我看到这个大垸坝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供的，除了一个供桌，什么也没有，我把床往里面一搬，就在里面住下来。土地庙是没有门的，它是朝着大院开着，几个跟我要好的农民就在土地庙里修起了一堵墙，装了一块玻璃然后用牛粪敷在那个竹排上做了一扇门，我就在小小的5平方米的土地庙里住下来。当初农民说：“这是土地爷住的，你怎么可以住下来？你是人！”（底下窃笑）我说人没有地方住的时候，那只好跟土地爷住在一起，就这么住下来了。后来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写出了我最早的一些小说。修完了这个小学以后呢，大概还余一点钱，他们就把这个土地庙重修了，前几年我也回去过，在这个土地庙旁边照了一张像，这张照片《上海画报》还发表了。这本没什么，结果他们又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是我住在那儿写小说的地方，叫叶辛旧址。（全场大笑）我就很感慨！我为什么很感慨呢？那个剪彩仪式结束以后，电视台的同事叫我到原来住的房间门口去看一看，我就去看。因为老乡来得很多，四乡八寨的老乡都来了，来了以后都看，这一次我的孩子也跟着我去了，后来他们悄悄告诉我，当你走了以后，你的孩子在这个土地庙门前待了四五分钟望着那个屋子，他不能想象他的父亲当初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写小说。后来电视台的同志问他（这都是他们事后告诉我的）：“你，你说你看了这个小屋子有什么感想？今天晚上让你住在这里你住不住？”他说：“我不住！”我觉得我也蛮感激这些老乡的，为什么呢？他们代替我教育了我的孩子，平时我倒不跟我的孩子说的，哎呀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怎么苦，哎呀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怎么没有吃的。但是让他实地这么看一看，恐怕他心里就会有想法。因为是演讲，我一讲就讲到前几天的事情上来了，现在我还是按着原来的思路往下讲。
最初下乡的时候，我们这代知识青年应该说是很虔诚的，比较的狂热，也比较的盲目。你想，毛主席叫我们去了我们就去了，毛主席指示改天换地干革命，我们就去改天换地了。我们就在农村到处刷大标语：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新安排修文河山，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当我们真正劳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山乡劳动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限于时间，我就讲一讲我第一天劳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