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对刘恒来说，还是对整个朝廷来说，奉元五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
在这一年，因度田而起的，蔓延近十年的颍川和弘农之乱，彻底被平息了。
建武帝时，为了限制地方豪强的势力，廓清他们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发布了全国州县度田的命令。
此举因为损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这些豪强都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很多，是反对清查的主力。
地方官吏惧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互相勾结，任凭地主谎报；而对农民，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以上报充数，这就给广大农民制造了极大的痛苦。
更加上风雨不调，天灾之下很多地方的百姓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便卖儿卖女或者举家逃荒，成为人数众多的流民。
地方官吏在执行“度田”诏令时，“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也完全失去了“度田”的初始目的，所以为这些地方多年的混乱局面埋下了隐患。
各方叛乱中，以颍川和弘农最厉害。甚至其他地方的豪强为了保存实力，与这两处的豪强互相依傍，形成了力量更大的势力。
颍川和弘农的豪强各自形成了势力后，又吸纳征收了部分流民作为私兵，更加雄踞一方，朝廷多次围剿也奈何不得。加上国库吃紧，兵力不足，竟多年没发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为了革除国家积弱的时弊，建武四十年时，建武帝采纳了林喻城的建议，实行了方田均税法。并且刘恒登基后，又巩固加强了这项重要的改革。
最终此法实行了近七年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下来，民心安稳，国力也稳步增强，最终刘恒决心彻底铲除作乱的地方豪强。
对于颍川和弘农的几方势力，刘恒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擿（t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对于地方长吏逗留、回避、故纵等罪进行赦免，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而一旦捕获了大姓兵长，则按照刑律给予严惩。
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奉元五年时，彻底结束了度田之乱，颍川和弘农地区平定。
随后，刘恒又对吏治加以整顿，增加了对地方官员的考实，一大批其他州县曾经“度田”不实的官员被揭露出来，刘恒也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整顿完地方的吏治，刘恒又将目光放在了京都尸位素餐的官员，这些人多为贵族和名门之后，依靠父辈荫蔽得了官职，也没有多大才干，重要关头顶不上用处不说，还时常添乱，为祸一方。
针对这些官员，刘恒制定了严格的吏治考核过程，一旦达不到标准，全部撤下换新的，并且取消了世家子恩荫为官的渠道。并且为了补充这些被撤职官员的位置，刘恒还把秋闱从三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
很显然，他的这项政策遭到了贵族和世家的全力抵制，被撤职的官员都是他们的子侄辈，此举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利益传承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