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低生育研究是人口转变论的继续和深入
人口转变论似乎提示了一个“真理”：伴随着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人口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一旦我们突破人口转变的狭隘视野，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亟须更新的人口问题观。譬如，以中国为例，在人口转变理论规范下的“人口转变增长时期”，人口问题的焦点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规模的膨胀上；而在低生育时代到来之时，人口素质（如优生优育优教）、人口结构（不仅包括性别年龄结构，也包括人口地区分布结构）问题开始相对突出起来。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他和低生育率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换言之，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譬如现代静止人口目标或人口零增长目标的实现，并不表明现代人口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里我们将“人口问题”大致界定如下：主要由于人口变量的变化而引致的人口系统运行的失衡以及人口系统和非人口系统（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在互动中的矛盾冲突。显而易见，存在着两类人口问题，一是人口统计变量所引致的原生人口问题，二是人口的诸多变化所引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亦可称次生人口问题。当然，在大多数情形下，原生问题和次生问题是互相交织的。
就中国而言，低生育率目标的不断逼近和实现至少表明我们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平抑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缓解未来的人口压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如上所述，少生并不是一切，我们不能陶醉于现代人口转变在一个又一个地区的次第实现，我们还需要早日考虑低生育率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为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或许可以说，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预见力捉襟见肘的时候，恰恰是“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含义”的研究在国内国外兴起的一个契机。【50】
迟至本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知道，欧洲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的平稳的也是缓慢的过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大概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多的时间。由于人口出生、死亡的变化极缓慢，所以当时欧洲人对悄然出现的人口老化没有感觉。本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老年学，二战以后才兴起人口老龄化的研究，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才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含义》（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Its Economic Social Implications）一书。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系统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所幸的是，现在人类开始关注现代人口转变实现和完成之后的种种情势，开始有意识地将生育转变、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家庭规模和结构演变等问题联系起来，开始走出人口统计学狭隘的圈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展望后人口转变阶段（the posttransition phase）。
从目前的认识看，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现代静止人口是人口增长的全球性趋势和归宿。但发达工业化国家和迟发展型国家所走过的路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达到人口零增长与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下几乎同时出现。而迟发展型国家则不同，从低生育率到人口零增长还有一段时间，有关研究曾经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大致需要半个世纪，印度和西亚、非洲等则要100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各国人口转变增长的巨大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转变快的，死亡率从转变之初到达到人口零增长，人口规模膨胀到3倍左右，我国属于此类，大多膨胀到5倍左右，多的在6倍以上，非洲、西亚和南亚有的国家可能是这种后果。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同时为未来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机会，国内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为了不使我国生育率下降带来过于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生育率下降趋势中，通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又是可以对之加以调整的。【51】我们并不否认人类对自身的生育行为有着巨大的调节能力，特别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这种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也应当指出，最优的生育率的调节是超前有序的调节，当低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当然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影响）充分显现时再行调节往往已经太晚。而且，人类的生育行为也并不完全可控，生育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可控性，特别是以“少生晚生优生甚至不生”为特征的现代生育文化一旦形成，它将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及其生育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也会形成一种惯性，譬如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担忧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所产生的种种不良后果，试图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pronatalist policy）来刺激生育率的回升，但大多数家庭在“要汽车还是要孩子”或者“要享受还是要孩子”的选择中，不少人选择了汽车和享受，西方人那种少育甚至不育的观念和行为在现代生育文化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当然，个别国家防患于未然也有多多少少取得成效的例子。例如，法国是生育率下降最先、人口老龄化最早的西方国家，由于比欧洲其他国家更重视低生育率问题，长期以来采取防止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措施，收到初步效果，近年来生育率在欧洲已不是最低的了。
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现象？我们认为，现在已到给出清醒判断的时候了。
首先，如前所述，根据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可以断言，中国已进入符合国际规范的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只是，对90年代初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的共识还没有达成，国外学者认为在1.9左右，国内学者认为在2.1～2.3左右。【52】众所周知，80年代前中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在波动中有所下降，90年代初有进一步的下降。但近年来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变化都很快，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90年代初生育率的下降是扑朔迷离的，目前，人口学家还很难分离出各种因素（如计划生育工作、社会经济发展等）发挥作用的不同程序。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现代人口转变的后期，“发展”的力量正变得重要。
其次，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迅速的，速度在世界是罕见的，可以与日本相提并论。但中国低生育率的实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与迥异于西方的东方人口转变模式有关。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经典的欧洲模式，又出现了以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或称“东亚模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自然的平缓的人口转变过程，后者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加入了人口控制的干预，这就是家庭生育计划项目的广泛开展。这样，如果在理论上我们将人口转变模式区分为自发型转变和诱导型转变这两种，那么中国无疑属于后者。【53】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和加速人口转变，但人口政策的实施成效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并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中国人口转变要趋于完成，一方面要防止在市场经济的初始成长阶段生育率出现反弹，另一方面则要积极争取现代化之于人口转变的有利影响，应当指出，中国的生育率是典型的控制生育率（controlled fertility）而不是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54】，所以生育率出现反弹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中国所达到的低生育水平还不够稳定。
再次，注意到生育率转变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是重要的。自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城乡二元化生育格局始终是个客观存在，从7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区生育率差异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育两个孩子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老少边穷”地区多孩生育也不稀见。在90年代以前总和生育率接近了，但我们要关注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农村生育率转变以及高生育率地区的生育率转变任务都还较艰巨，这是因为，在目前条件下，生育率下降已逼近自身的极限，要期待生育率有进一步下降有待于人口控制机制的重构和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营造，而这，当然不是一蹴可就的事。由上可见，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不稳定、不彻底、也不同步。有的地区已初步完成，有的地区却刚刚开始，特别在农村地区，这种转变若靠自发的力量将是迟缓的。这样，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这就是：尽管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生育率转变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国在90年代继至下个世纪初叶还面临着推促生育率实现二次转变、三次转变（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并最终回复到更替水平）的艰巨使命。这样的使命转化为工作上的努力其实又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巩固现有成绩，另一方面则要再创佳绩。【55】
最后，我们想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低生育时代的到来，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绝不意味着人口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这里我们也找到了“少生绝不是一切”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人口转变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人口问题主题。这一认识恐怕是人口转变论的初创者们始料不及的。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的时候，其实正是人口转变论更新和发展之机。目前，中国面对的“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的矛盾其实是不少经历过“人口转变增长时期”的迟发展型国家共有的困惑，这里的“高增长”是一种人口转变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又有两种：其一，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反差所导致的直接的转变增长（transitional growth）；其二，是指间接的转变增长，或者说是指转变增长的惯性——在转变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在低生育率时代成长为育龄人口，由于规模巨大，所以尽管生育率相对低，总的或者净的增长量依旧惊人。我们不妨称之为惯性增长（the momentum of population growth）。如前所述，在中国，人口的过剩问题还远未解决，问题还在于，过剩人口问题因为每年巨大的人口增量而正变得严峻。譬如，广为国人所知的是，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总人口激增、老年人口激增、劳动适龄人口激增这三大高峰。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与其说标志着人口问题的解决，倒不如说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譬如，从增长型为主的人口问题转向了结构型为主的人口问题。
如此看来，通过对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提示人口转变和人口问题转型的关联机制，恐怕是今后值得努力的一个学术方向，这同样也是在新情势下重新认识人口转变理论继而补充和发展之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关于“低生育后果”值得讨论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低生育后果”在原意上是中性的，可以分良性和非良性两种。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良性后果已有学者详细讨论过。【56】简单说来，在本质上就是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创造了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低生育率的实现不仅是中国长期努力的一个人口目标，而且是现代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对这种“必然”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判断和辩证的态度。
如前所述，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变。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至接近或者低于更替水平，新人口问题的出现就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作为低生育率直接的负面后果出现的新人口问题可能包括哪一些呢？我们认为，对此要作出准确判断为时尚早。这是因为：（1）低生育率的后果是广泛的、交叉的，如果说直接后果是人口学意义的，那么间接后果则包纳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含义，在更多的时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的。（2）因为人口转变模式、道路的不同和国情、区情的差异，低生育率的后果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和迟发展型国家之间一定会有不太一致的表现。譬如，与低生育率紧密相关的一代独生子女问题，就为中国所独有，而“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韩国、日本，也许还有南亚一些国家，目前西方尚未出现。（3）进一步地，低生育率的后果既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一般性后果有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劳动力老龄化以及青壮年劳力相对短缺等；特殊性后果有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独生子女问题等。
根据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伴随持续的低生育而来的如下问题是值得关注的：（1）低生育与人口增长的稳定问题；（2）人口老龄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3）劳动力短缺问题；（4）独生子女问题；（5）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1.低生育与人口增长的稳定问题
低生育通常以达到更替水平为基准，用人口统计的术语更准确地说是净再生产率为1，为使用方便，考虑到我国的死亡率，常常把总和生育率2.1～2.2作为更替水平。按我国1993年总和生育率为2计算，考虑到我国出生性别比较高和妇女存活率等因素，我国净再生产率已低于1的更替水平，人口内在（真正）自然增长率全国平均已是—0.01左右的负增长【57】，这是任何战略决策都必须考虑的。在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转变中增长，因此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不会随即停止增长（或说达到零增长），至于达到更替水平后经历多久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是快速式还是中速式缓慢来实现，这涉及人口增长惯性的强度和达到人口零增长时的期望值。实质上是一个考虑到需要和可能提出的人口目标和保证目标实现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而且要考虑达到人口零增长后，采取稳定人口规模还是压缩或缓慢增长也必须提前决策，避免到时“急刹车”或“加速度”，这项研究发达国家是不十分重视的，因为它们达到更替水平时也基本上是人口接近零增长。人口增长的“惯性”（momentum或inertia）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但由于育龄妇女人口数仍十分惊人，所以目前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还十分庞大。尽管生育率还在下降（今后的生育率下降不会像过去的那么快），但总人口特别是育龄妇女人数却居高不下。1990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在27%以上，到2000年仍将保持在这一水平。
2.人口老龄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产物，但低生育率到一定时候才会带来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并不同步。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但核心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关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关系的研究是重要的，但目前才刚刚开始【58】。
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内涵问题或者说结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老龄人口高龄化问题【59】。高龄老人因为生物学规律的作用必然地要求较多的保障和服务，此其一。其二，老龄社会是一个更需要道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上的老有所养，而且要重视“精神赡养”问题——这不仅是老年人的一种需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也是一个健康的老龄社会的普遍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其三，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和就业问题将日渐突出。一方面，健康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追求，“健康”将成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一场深刻的人力资源危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将成为未来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点，老年人的续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必将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换言之，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共同的人口发展趋势，问题只在于，在人类智慧和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应该也是能够追求的是健康的老龄化，也是生产性的老龄化，这将是把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基本战略。
3.劳动力短缺问题
从欧洲人口转变看，伴随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劳力短缺”（shortage of labourforce）问题似乎是带有普遍性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属于“人口转变东亚模式”的日本，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也开始受“劳力短缺”的困扰，当然，劳力短缺问题是复杂的。在理论上，劳力短缺产生的原因大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对劳力的大量需求，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导致的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甚至绝对短缺，劳动力地区分布失衡，余缺不当，或者也可能因为劳动力素质上的供求缺口而导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在中国，情形似乎较为复杂。虽然在某些发达地区（如苏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出现了“劳力短缺”现象，但在总体上，中国还深受过剩人口压力之苦。
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中国也同时面临着劳动力的就业难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劳动力数量上供大于求而质量上供不应求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一对难题，今后10年，中国城乡需要安排的劳动力总量为2.8亿人，其中城镇6800万人，农村2.1亿人。【60】从整体上看，中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仍然十分短缺。但应当看到，目前我们面临的劳动力就业高峰与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只是一种伴生现象，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性。从人口学角度看，就业高峰的到来是过去的出生高峰、生育高峰周期性复制的影响，是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惯性所致。
不过，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到一定时候出现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力短缺的确是低生育率的一般性后果。这一点在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亚太地区，初露端倪的劳动力老龄化有可能进一步演化成劳动力的相对短缺，据联合国预测，2000—2020年，亚太地区15～39岁年龄组年增长率仅0.4%，总人口为0.90%，而40～64岁年龄组将达到2.5 %。中国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势，中国40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在1980年为28%，估计到2000年为33%，到2020年达到47%【61】。然而，作为低生育率的一般性后果之一，同样性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其严重程度和解决办法却可能迥异。譬如，中国的情形就较为特殊和复杂，虽然劳动力老化势在必然且确已初露端倪，但劳动力的总体剩余毕竟是主要矛盾，况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力短缺（供给缩减型）不会像发达国家那么严重。特别要指出的一个国情是，中国所短缺的不是一般的人力资源（指普通劳动力），而是特殊的人力资源（指人才）。【62】这样表现在对策设计上，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像发达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刺激出生的政策来缓解劳动力短缺症，而可以：（1）通过人口的流动、迁移来均衡地区间的人力配置；（2）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其中的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一点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就是，在低生育率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主要的政策问题是劳动力的再培训问题，以适应竞争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增长来说，高科技和发达的教育是必需的。劳动力素质问题开始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劳动力素质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但并非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只是，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开始使劳动力素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亦即“质量替代数量”的战略）来加以弥补。我国的苏南地区在现代人口转变实现之时，人口工作的重点就已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到主要提高人口素质方面上来，如优生优育，如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等等。
由上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倘若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不能同时伴随经济的起飞，那么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就可能得不到较好解决。因为如前所述，从产生原因看，新人口问题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与生育率下降有关，但从解决办法看，生育率的调整恐非上策，我们只能倚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再分布运动以及城乡的深化改革。
4.独生子女问题
就中国而言，伴随低生育率而来的新人口问题至少还包括有目共睹的独生子女问题。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大略言之。独生子女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所谓“独生子女问题”，从现象上看，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被宠坏了，有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了生活的失败者甚至社会的反叛者。这样，狭义地说，所谓独生子女问题是指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品质问题，如自私、任性脆弱；表现为行为问题：一是外部性问题，如攻击行为，犯罪行为案；二是内部性问题，如退缩行为，强迫行为，分裂样或抑郁、焦虑样行为等。也就是独生子女素质发展出现偏差的问题，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独生子女的教育失当问题。但广义地看，独生子女问题至少还应包括：（1）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代际冲突，严重者父子、母子间形同陌路，心灵难以沟通形成难以逾越的“代沟”。（2）独生子女父母今后的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目前更多的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在将来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养老问题不仅体现在物质供养上（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许多家庭亲子间的代际取予是不平衡的，甚至是颠倒的、逆向的这一事实），也体现在精神赡养上。（3）独生子女自身的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方面很少被人们关注，但我们可以断言，相当数量的“问题儿童”一旦长大成人而又“禀性难移”，那么他们自身的婚姻家庭质量因其自身的局限而将很难保证，甚至因此损及社会质量（社会的秩序，社会的风尚）也未可知，等等。凡此种种，都值得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并在实践中作出努力。但应指出一点，独生子女社会问题虽已露头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不能全归之于“独生”，而是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防患于未然的。
5.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广泛的和高度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许多深入的讨论和卓越的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仅想指出一点，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问题与生育率下降有着紧密的也是必然的联系，而不只是一种共生现象。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这一问题恐怕仍将存在下去，对此我们应予继续关注。
五、结语
发展总是有代价的，问题只是如何使代价最小。人口发展、人口现代化也一样。我们探讨低生育的诸多后果，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人口转变，更好地推进人口现代化，从而为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创造出尽可能有利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当然，诚如前述，低生育的后果中也包括了许多有利的方面，譬如，低生育可能有助于保障妇婴健康、提高民族素质、提高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低生育也可能成为人口流迁、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动力。
总之，低生育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适逢其时的。低生育率时代到来之机正是“泛人口问题”揭开序幕之时，在这样的时代，人口学者是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63】
我国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当前，我国正处于由高生育水平转变到低生育水平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大多数人也接受了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8这个低于更替水平的数字。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背景下，许多社会矛盾又凸显出来，诸如失业、分配不公、住房、医疗、教育、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人口有关。人们不得不再次审视我国的人口问题，特别是当国内外对我国的人口政策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之时，更需要站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全局的、科学的角度来认识相关问题，毕竟，人口问题是涉及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人口战略的继续和完善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历史的选择，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理性选择。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人口众多、素质低、底子薄、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环境问题突出是我国的重大国情，也是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对人口问题认识不深，加之百废待兴以及政治上“一面倒”的倾向，使得人口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未能对人口变动趋势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失去了我国控制人口的有利时机，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生育高峰。这个长达一代人的人口增长高峰期对加速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有深刻影响。随着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显现，并有马寅初等有识之士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人们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得到深化，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认识逐渐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达成共识，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果断地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时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生育水平开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进入惯性增长时期。针对我国人口发生的这一变化，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2005年，在“十一五”规划中再一次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对此，有学者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已经没有必要了，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已无太大影响，或者说，人口问题已经无关宏旨了。
笔者认为，这些认识非常片面，没有从全局性的、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现实的人口情况是：人口数量依然庞大、人口的惯性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现在有些国家的人口仍未达到更替水平，或即将达到更替水平，人口惯性增长持续的时间往往较长。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的势能还很大，有的国家人口甚至可能翻一番，发展中国家大都属于这种情况。我国的计划生育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口规模相对于有限的资源、环境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如果说计划生育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机遇，那么，在新的时期里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则需要人口，这一基本要素又一次提供了机遇。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
人类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在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和平崛起不能长期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价廉物美的出口。当代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保持高生育水平的，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利大于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和谐进步。总体而言，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是起加速和延缓作用，但在不同时间空间，要根据具体的国情予以具体分析。国内外学界对我国计划生育作用的认识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已经起到重大作用，今后仍能起重要作用；二是对过去人口增长过快时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今后作用不大了；三是人口对经济发展无关宏旨，甚至把过去经济没发展好归结为人口多的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符合我国国情。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决策是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得以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使国民经济自1978年以来保持以9%以上的高速度发展；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笔者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在今后仍能继续彰显。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减少三亿多人口降生，节省了大量人口投资，相应地使经济投资得以增加，从而使得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用于积累、投资的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否则，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消耗，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初，李鹏曾指出我国“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近1/4被新增人口消耗，制约我国经济发展”【64】。计划生育通过减少人口出生数，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在同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下，由于人口具有分母作用，人口增长减缓有助于加速提高人均GDP，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积极性。如果我国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不实行计划生育，今天的人口要增加三亿多，不可能达到2005年人均GDP 1750美元的水平，而可能刚跨入人均GDP 1000美元的门槛。
第二，计划生育的实行使我国把握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对促进城乡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在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中，应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的、内核性要素，对人口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发达国家及部分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历程验证了这样一个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导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特别是在人口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方向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程度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人口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自发性转变。改革之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小富即安，生育率有所回升”的现象。如果不推行计划生育，农村“愈生愈穷”的恶性循环很难中止。如果期望待经济水平较高之时再控制人口，那么，中国将可能多经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而这种做法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的。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更该承认计划生育在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资源、环境要素对于我国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资源、环境的破坏，深层的原因之一是人口膨胀和引起的需求增加。因而人口的有效控制能够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生态建设创造条件，并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为生态环境建设和环保事业的稳定投入开辟道路，特别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生育率下降，为提升至少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了条件。宏观上，国家、社会由于抚养新生人口的投入减少，能将更多资源投入于“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年轻的一代由于高校扩大招生、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更多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实行计划生育后，全国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增加了约两年，大多数中青年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微观上，小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都有更多的资源，更充裕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并提高了健康水平。推行计划生育后，许多育龄夫妇由于摆脱了多子女的家庭负担和拖累，得以努力成才，开拓发展自己的事业。
限于篇幅，控制人口在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控制人口数量并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是长期的、深远的，以上作用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存在。当然，生育率在短时间内的迅速下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以及人口素质结构劣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必然要出现的，控制人口数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提前到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突显，而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由数量的要求逐步向质量的高要求过渡；出生性别比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或低生育率造成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凡事总有利有弊，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肯定稳定低生育水平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