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
人口始终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人口规模的大小、增长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和分布的疏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古今中外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看法都承认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它促进或延缓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促进和延缓的作用大小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对有些人口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口增长快慢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对这种价值判断，见仁见智仍在所难免！要作出准确判断必须根据客观事实，这是唯物主义和科学判断的基本原则。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未能及时形成一套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实际的人口政策，贻误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形成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人口持续增长高潮。在我国认识到“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时候，我国人口已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3亿多，在那个时候，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在2%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们普遍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期盼：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把人口（增长）降下来。这样，人们在当时就把我国经济的增长和降低生育率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人们要判断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加速和延缓作用，首先就要确定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下面主要用生育率）两方面事实。在此基础上判断生育率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与经济都是社会现象，涉及人们的意识，涉及不同人、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确定事实要比大多数自然现象困难得多。因为社会现象不能像一些自然现象那样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确定，而必须以所有人口和所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因此确定事实的精确度也不如许多自然现象。但在社会科学中人口学和经济学是最要求量化准确性的科学，它们通过经常性的统计登记、经济普查、人口普查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样调查来核实。但事实并不是唾手可得，还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我国人口经济问题的认识，我们反对不可知论，认为可以从相对认识逐步达到绝对认识，因此要求经济科学和人口科学不断调查研究、监测，以期接近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在确定人口与经济各种事实的基础上，又要求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以便指导实践，这就体现出研究价值的最大化。
一、两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增长）上去了，人口（增长）下来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4年经济增长率以年平均增长9.4%的速度递增，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从切身的利益感觉到经济增长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直到1990年代后期，国内外都有些人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抱有一种怀疑态度，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浮夸”、有“水分”，中国经济是“泡沫”，等等。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进大出的事实，有力地佐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是言之有物，因为进出口贸易是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分别统计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中国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跃增到11548亿美元，2005年预计超过14000亿美元【79】，分别增长了55倍和65倍，年均增长超过16%，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如果我国进出口贸易大进大出作为中国经济搞上去的说服力还不够的话，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统计中也可见证。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73亿美元，2004年达到1649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9.4%，预计2005年可达1.8万亿美元。【80】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200多美元，在世界排名100位以后。标志中国经济增长最综合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已得到国内外权威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认同。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在“十五”末期，中国动员了广大人力、物力，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普查，这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唯物主义者态度，这又使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多一层实证。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2月20日公布这次经济普查的结果，2004年我国GDP总量比以前基于经常统计和估算的数据增加了23000亿元人民币，增长16.8%。按当年汇率计算，2004年GDP由普查前16537亿美元调整为19317亿美元【81】，数据修正后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位，从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国内几个大城市人均GDP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由31.9%修正为40.7%，这些事实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判断更为重要，因为人均GDP、第三产业与就业和人力资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城市化、人口迁移、分布的关系更为密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利茨教授在获悉中国经济普查数据后，认为中国经济比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要强大得多。【82】
综合上面列举的事实，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7年来的经济增长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期盼的“人口降下来”取得的成就比“经济上去”一点也不逊色，同样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首先要明确“人口降下来何所指”？人口降下来可以指人口的规模，也可指人口增长率。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口已经增至10亿多，而且人口惯性、周期性的增长势头正方兴未艾。在那时谈论人口规模降下来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大多数人所指的首先是人口增长率（速度）降下来，再确定人口增长降下来既有绝对意义的增长量也有相对意义的增长率降下来的含义。表达人口增长降下来又有直接或间接表达的一系列指标，诸如人口增长量、人口增长率、出生人数、出生率、生育率，生育率又有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分年龄生育率等。因此，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事实确定又涉及一个指标选择的方法论问题。大多数公认TFR表达人口增长持续降下来是最佳的选择，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其他指标表达人口增长降下来都各有其一定作用，不同指标各有优缺点，TFR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它是用假定的一代人来说明实际的一代人，它也不能完全说明一代人的终身生育率等。所以确认我国人口增长降下来的事实，一方面要确定TFR的值，另一方面也要使用其他指标来表达。而且所有其他指标同TFR都有明确的数量关系，有极高的相关性，一段时期相悖的情况是有的，如无特殊情况，用各种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可以正确地判定我国人口增长确实降下来了。
在确定我国197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降下来上，仍有人担心从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的TFR还有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只能肯定2000年人口普查认定的TFR在1.2～2.3之间，对于我国当前TFR为1.8，认为不是直接计算出来，而是通过各种间接估计方法推算出来，不能完全置信。确认TFR水平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但又必须认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计算准确度的差别，因为社会现象涉及许多人的因素，诸如人口的漏报、瞒报，以及人口迁移和流动对登记调查造成的困难，更不用说政策中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一些敏感的人口统计指标的直接计算很难绝对准确，利用各种合理的间接估计，如果言之成理，又有科学根据是可以接受的，这样才能使我们认识由相对准确到接近绝对准确。在我国目前二元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农民还有8亿多，因此认为TFR低于政策要求的1.5也不符合实际。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人口学者认同1.8的水平是接近实际的。笔者近年参与和接触我国生育率研究，认为下面几个事实使我们作出了同样判断：
其一，在世纪之交我和乔晓春教授曾组织过20多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利用假期回家调查他们的家人、乡亲朋友中30岁以下的妇女现有存活的子女数。这是一项独立调查，我们汇总的结果是30岁以下的农村妇女平均下来有两个孩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判定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略低于更替水平。
其二，我国通过义务教育法后，把小学生人数和入学率作为核对出生人数是比较可靠的一个旁证。因此，张为民、崔红艳以及其后翟振武估计的1.8比较可信。
其三，我先后参加过十几次研究我国生育率的讨论。我认为从人口普查资料开发出来，从存活子女数、婴幼儿存活率和分孩次、分出生队列等的估计方法都有科学性。我认同郭志刚、翟振武、王金营等估计的1.5～1.7都是有一定根据的。
目前，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TFR为1.8，我国人口增长下降已是个大多数人接受的事实。
二、我国在人口数量问题上仍要居安思危，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
人口众多是中国突出的国情，人口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始终是我国绕不开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人口问题认识不深，造成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人口盲目高增长，形成一个长达一代多人的人口增长高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加上资源、环境遭受到历史上空前破坏的国度里，背负着十几亿素质不高的人口实现现代化，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人口多少、增长快慢、人口素质高低、人口迁移和分布是否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历史上和国内外从来都是有争议的论题，都存在“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在我国1960—1970年代，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暴露得如此明显，甚至在一个时期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使得吃饭、就业、教育、住房、医疗都面临巨大困难，因此，我国果断地决定采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当时许多一贯认为人口对经济发展无关宏旨的学者也认识到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在生育率迅速下降后，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决策并不完全认同，在人口增长的控制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质疑。甚至认为过去我们把人口多作为经济发展不起来的“替罪羊”，并认为如果早点开始经济改革，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早就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类似的立论说法很多，言外之意是人口对经济并不那么重要，我国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无关宏旨之说又再度浮出水面。
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找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使1978年以后国民经济持续以9%以上的高速度发展，但过快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对经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认为人口多少、增长快慢对经济增长无足轻重的判断是完全不符合中国情况的。
其一，像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就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人口80%在农村。即使经济能较快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很快就自然而然地使人口高增长和生育率降下来。在我国二者必须不失时机地同步解决，何况我国开始计划生育时，已经错过了控制人口最好的时机，人口高出生、高增长已持续了一代多人的情况下，人口周期性的强劲增长势头正方兴未艾、蓄势待发，为了亡羊补牢不得不采取果敢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使人口高增长能得到有效抑制。不然在我国经济起飞或改革之初，生育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刺激不但不会自发下降，反而会上升。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之初，不少地方生育率居高不下，有的地方出现上升势头就是证明。如果经济改革之初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则庞大人口高峰的周期性、增长强势更长、更强劲，往后更难解决！试问：假如今天是15亿人口，日子会更好过吗？
其二，我国经过20多年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到20世纪末累计少生了3亿多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甚至是不可代替的。
（1）由于少生了3亿人口，节约了大批人口投资，转而用于经济投资。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当时李鹏总理就指出过：“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被新增人口消耗，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83】。
（2）生育率下降使我国年龄结构中，劳动力比重提高，抚养儿童的人数和比重相对下降，创造了家庭和社会抚养比下降，有利于财富积累也有利于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使我国目前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劳动力成本低、质量较高的比较优势。
（3）计划生育减少了人口出生数，缓解了人口增长速度，在同样的经济增长下，有助于加速提高人均GDP，体现众所周知的人均GDP中人口的分母效应。人口增长的减速，加速了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目标。人均收入的提高又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4）生育率下降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体现在宏观上，国家、社会由于减少抚养新生人口，能用更多资源投入于教育、保健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等；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都有更多的资源、更充裕的时间提高卫生保健水平，有更多的机会完成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投入和参加职业培训及各种在职培训，使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明显提升。从下面1990年和2000年我国两个受教育年限的金字塔形状说明1990—2000年的10年中，我国各年龄段教育年限都有较大提高。
（5）生育率下降大大减少了中国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不发达、就业岗位不足，新增加的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无助于经济增长，只能加剧就业“瓶颈”的压力，而且常常是增加一些贫困人口。不难想象，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比现在多3亿多青壮年人口，社会矛盾将更加突出，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面事实不难看到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已经为我国经济和平崛起所创造的机遇期是功不可没的，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其三，我国计划生育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口规模相对于资源、环境还是过大的国情仍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几乎无例外地都执行降低生育率的政策，我国今天只是把人口高增长遏制住了，为“腾飞”创造了有利的机遇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就是把人口增长快控制住了，人口众多仍是大问题。我国现在人口问题由原来最突出的数量问题，扩展到人口的质量、结构、流动、迁移和分布等问题，由原来关注总人口到也要关注许多亚人口问题。因此人口问题并不是已经解决了，而是比以前更复杂了。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所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人口始终是我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今天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门槛，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和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阶段。国际上的经验启示，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既是发展的大好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如果人口问题处理不当、应对失误就会导致经济社会不稳定。这一段时期，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矛盾：一是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二是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84】。我国存在的两大矛盾很多都直接源自或由于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低和人口结构、人口城乡分布、人口流动、迁移等不够合理，直接或间接引发出来的。诸如收入差距扩大，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流迁、人口消费力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因此，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人口始终是个重要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下面只谈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中，人口的关键作用，其他问题只能存而不论。
三、在我国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人口始终是个关键问题
我国和平崛起中正面临人均资源（如耕地、淡水、能源、矿产等）相对不足，而我国经济发展又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源和能源消耗的矛盾较多，加上我国生产粗放，生活消费超前、畸形和浪费，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这种情况难以持续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这一构建过程中，人口的关键作用常常被忽视，因此必须走出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上三个认识误区：
一曰，我国人口控制已大功告成，人口问题对资源、环境已无足轻重。按这一认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然淡化甚至去掉人口问题。这种认识相当普遍，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1）在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中，人口是个关键，甚至是个源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归根结底是人口数和人口消费力的合力造成的。关于今天全球环境恶化的原因，日本著名人口学家黑田俊夫形象地说是两个炸弹：人口炸弹与欲望（消费）炸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次国际环境日会议上概括出造成当今世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中地区主要归因于人口问题，在发达地区主要归因于消费并指出发达地区消费全球资源占到86%。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1960年代《人口炸弹》一书作者保罗·艾里奇概括的I=PAT公式（公式中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为I（Impacts），P为人口，A（Affluence）为欲望、消费、富足，T为技术，含义是科学技术、管理和各种社会因素总和）的预见性。
（2）我国人口规模对资源环境容量已经“超载”，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在过去，我国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拼资源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其深层次原因是人口众多、人口的吃饭、就业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毁林开荒、陡坡开荒、围湖造田、超载放牧、滥采滥伐、竭泽而渔、过度开发地下水和陆地下沉、海水倒灌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碱化、大河断流等的直接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是旧中国和新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吃饭和消费问题造成的。又例如，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全国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涌现的小煤窑、小造纸、小化肥、小五金、小铸造、小砖瓦、小水泥等造成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深层次的原因仍是人口过剩、就业压力，造成两难抉择。由于涉及人多，又无广开的就业出路，就必然存在就业瓶颈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如果环保管得过严要冒社会动荡的风险，今天大量煤矿安全事故多也是人口多、就业难和利益驱动的矛盾。因此常常是长远利益不能不迁就暂时利益，所谓“饮鸩止渴”，根子在于人口。我国今天人口仍在惯性增长，我国提出稳定低生育率问题，不能不放在重要日程上来。
（3）人口问题对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人口数量外，还有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的合理分布问题。较高的人口素质有助于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能处处自觉实现人与环境友好相处。农业人口转变为制造业人口或服务业人口、乡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对资源、能源消耗大有差别。合理的人口分布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关系也极大。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始终要重视人口问题。
二曰，当代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在当代大可不必像过去那样忧心忡忡。的确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控制自身生产能力，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能力都大大提高了。有人甚而因此滋长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可以主宰一切并推导出今后由于科技发达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可以迎刃而解，不必担心人口多与资源不足的矛盾。这是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
（1）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在满足人类更大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更多新的需求；科技在提高生产能力的过程中也产生许多副作用和新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科技在提高开发资源环境能力的同时也带来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科学技术从认识和试验阶段到能够为所有人利用和享受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常常不能立竿见影。因此，把科学的可能性看成为现实性来决策，从而认为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可以由科学来解决，而对人口的生育、生产消费不加约束是自取其祸。此外，科学技术从发现、发明到大规模生产使大多数人都能享用，也会受到许多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甚至社会伦理道德的限制。这个问题自然科学界最有发言权。他们并不认为有了科学技术，资源环境的影响就不存在了。1992年在国际上有远见的科学家倡议下，在新德里开过一个世界科学院院长峰会，中、美、俄、英、法等国科学院院长都参加讨论。会议唯一的主题是人口问题，旨在研究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人类人口所需要的资源和解决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我有幸那时也在新德里能涉足这次会议的讨论，会议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最后发表的公报认为，科学技术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需要的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会议建议，这个问题应由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来解决。可见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不单纯是个科学技术问题。
三曰，中国已加入WTO，中国经济已融入国际经济，中国资源环境完全可以通过“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解决。的确，中国今天同过去闭关锁国已迥然不同，对外开放也被列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对紧缺的自然资源可以利用国外目前丰富的资源来缓解，预计我国今后每年进出口在万亿美元以上，完全可以用国外市场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绝不能完全依靠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解决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这是因为：
（1）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人口大国，目前有1亿多富裕劳动力，中国人口的消费和过剩劳动力的解决，只能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不可能过度依靠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也不是无限和无条件敞开供给的。
（2）按人均资源来说，中国是个资源小国，据估计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的58%。人民生活最需要的耕地、淡水、牧地、林地、能源等都短缺，但中国现在已是一个资源消费大国，因此中国必须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社会。
（3）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主要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赤字”。现在又已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国外称我国为“世界工厂”，加上过剩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我国必须减少污染排放，努力实现循环经济，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能耗要比“十五”降低20%左右的要求。
（4）中国的发展模式只有走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才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这一模式关键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06 27
[2]温家宝.走科学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05 09 07
[3]冷溶.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真正秘密.北京日报，20051128
[4]陈俊侠.专访欧洲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研报告》总负责人瓦尔·科隆扎伊.参考消息，2005 09 29
[5]戴维·史密斯.中国龙在吼声中腾飞.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5 09 25
[6]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8]路遇.新中国人口五十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9]石人炳.人口变动对教育的影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0]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英文版）.2002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