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安全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问题——兼论人口科学在人口安全研究中的不可代替性
1.研究人口安全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刻，研讨人口安全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人口安全的提出适应我国新的发展形势需要，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思维创新。人口安全的命题本身就有国家、政治和政策的涵义。在古今中外都有人提出过，但使用不多，因为关注人口安全的都是极少数领导层人物和个别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人口安全准确地讲是人类人口（Human Population）的安全，因此也有人把人类安全与人口安全并用。在原始人群中自发就有人口安全的意识，指的是生命安全，即个人和群体（人口）能否在地球上存活下来，不被灭绝并能继续繁衍。西方安全的词义是“免除、摆脱或缓解危机”。危机原义是指疾病处于濒临死亡或能救活过来的关键时刻，必须有应急的对策。所以安全的原义是生命的安全，后来推广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使用，就出现诸如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有的则用反义词“危机”来表达不安全，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等，用来表达事情到了关键时刻或严重时刻。提出人口安全旨在说明某些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应急措施，否则积重难返，因此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党和政府、国家领导人在许多指示和报告中谈到人口问题时，常常提出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这次人口安全的提出是两年前“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袭击以后，人口部门同各个公共部门一样进行反思，并提出这个命题的。
人口安全的提出很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创新的理论价值。
其一，人口安全的提出，告诫人们对我国人口的生命安全、生存安全、生命质量安全绝不能高枕无忧。人口学传统研究最多的死亡率或存活率及其体现的人类人口的健康问题和生命安全问题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的研究。
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口学，起源于英国格兰特研究伦敦鼠疫等传染病数据并编制生命表。工业革命后很长一个时期，人口学一直研究自然灾害、饥荒、传染病、战争、城市恶劣卫生环境等造成死亡率（或存活率）高低并把这些致命因素视为死亡率的决定性因素来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口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生命表等，并广泛应用在医学、人寿保险、精算学（actuary）上，就是在人口学研究重点转到生育率和人口再生产研究以后，胎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净再生产率的研究也都离不开人口死亡、健康的研究，只是后来，随着20世纪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健康增进、寿命延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宣称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WHO宣布，人类20世纪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全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增加了30岁。随着人类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不少人因此认为由细菌、寄生虫甚至病毒带来的外源性疾病对人类已不足为患，对人类健康的关注可以主要放在内源性、由衰老引起的慢性病上。艾滋病等的出现，“非典”疫情的突然袭击，表明我国生命安全、生存安全远未“过关”，特别是我国人口不安全、生命不安全的隐患仍很多。贫困和落后是生命不安全的最大隐患。我国公共卫生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差、未富先老等都预示着我国人口和老年人的健康是十分脆弱的。我国出生人口能存活到60岁、80岁以上的比例只及发达国家的1/3～1/5。2002年统计我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但能活到百岁的老人比日本还少。我国同龄老年人与发达国家相比，死亡率高、存活率低，特别是在农村就更差。这说明我国人群健康差，人口安全中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都要重视，不能盲目乐观。
其二，人口安全的提出将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人口各个变量如果不能良性发展都会像死亡率一样引发公共危机，从而加深对人口纳入公共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非典”疫情造成的这场公共危机，是一场人类生存危机，是生命风险，是人口安全问题。人口部门提出人口安全旨在使人们认识人口其他变量都同死亡率一样，都会引发公共危机。如果人口变量之间，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主要指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不协调、不相适应同样也会出现生存危机、生命质量或生活质量危机，都属于一种公共危机，直接或间接都能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为了人口安全，规避人口危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认识人口发展规律，把人口纳入公共管理体系，组织和运用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建立应对人口风险造成的公共危机的系统，未雨绸缪，处乱不惊，控制公共危机的范围，避免、消除或减少损失。因此必须对人口发展做前瞻性研究。
有人强调国外都不把人口事务纳入政府管理部门，大多数国家人口都由非政府组织（NGO）来管理。由此质疑把人口安全提到公共危机和纳入公共管理的高度是小题大做，夸大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是“杞人忧天”，这是极大的误解。人口事务由政府直接管理或由非政府组织管理都不能改变人口是公共事务的性质，把人口问题提到国家、社会安全和政府危机的高度，古今中外大有人在，而且都是一些大政治家、大学者和“哲人”。例如，我国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认为，增加人口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国语·齐语》）；商鞅认为，“人众而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战国韩非则从另一角度说：“人民众而货财寡……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法国拿破仑（1769—1821）则因法国生育率在欧洲率先下降而担心法国将不再是欧洲人口第一大国，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最早倡导对家庭进行福利补贴。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批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一个“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对人口问题开展过很多研究并向国会递交大量研究报告和出版定期刊物，该机构至今仍在进行宣传活动。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美国国会递交一个咨文，提出要警惕美国人口增加的问题并为此在国会成立了一个“人口增长和美国前景委员会”（Borris，1969）。我国领土同美国差不多，人口则是美国的4倍多，可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把人口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强调它的公共管理性质绝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何况今天所讲的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过人口规模的多与少，涉及方方面面！
其三，人口安全的提出有助于把已经淡化了的人口忧患意识的人口教育，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开展起来，并赋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有利于实现我国现阶段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重要措施之一，是在全党全民中宣传人口的忧患意识、人均观念和提高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有成效地把生育率降下来。在当时我国经济水平比较低而生育率则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在70—80年代，有些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慢于人口增长速度，使粮食等人均占有量下降。到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也还用“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突出的国情……人口形势现在已很严重，如果不严加控制，问题会更加严重”（彭珮云主编，1997），强调要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彭珮云主编，1997）。在90年代初人口教育推行比较容易，现在生育率早已低于更替水平，年人口增长率已降到6‰，而经济增长率近26年来平均为9.5%，人们的忧患意识不知不觉地淡薄了，认为降低生育率已“船到码头车到站”。事实上，今天我国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人口还要继续增加二三十年才能停止增长，我国已经超负荷并十分脆弱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得不继续承受人口数量增加和消费水平倍增和二者叠加起来造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人口文化教育科学素质同时代的要求差距更大。而且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今天提出人口安全问题的忧患意识绝不是无的放矢，提高全民人口安全意识必将有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如果把控制人口同人口结构协调考虑，必将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四，提出人口安全最重要的是针对今后十几年我国都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实际。要求从居安思危的高度审视人口各个变量的变化，人口变量之间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防范各种矛盾激化到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个人全面发展于未然，未雨绸缪，使我国人口安全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2004年人均GDP已达到1200美元，按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个时期各国都是各种社会矛盾堆积并激化时期，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治安不稳、环境恶化等可能是突发的时期。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我国的特点，不一定照抄外国经验，但我国今后十几年也是处于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社会主体多元化和社会分配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失业、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突显，人口流迁和城镇化空前加快、社会人群之间利益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等等。所有这些矛盾都间接或直接反映在各种人口变量上，特别是人口本身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户的养老等带来的人口隐患，都会造成人口或亚人口的不安全。人口安全的提出将使人们冷静反思过去片面和不协调发展造成的不可持续性，坚定地在人口领域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2.人口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人口安全的研究除涉及人口学外，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各门学科的知识，因为人口安全已不单纯是个人口资料的实证和描述的问题，它要有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特别是政治和政策的评价问题。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人口安全研究，本人抛砖引玉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就教于同行。
2.1人口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
在人类起源和在原始社会自发就有人口安全意识，那就是生命安全，即个人与群体如何能存活下来。在采集狩猎经济时，自发就懂得抵抗自然灾害和对付洪水猛兽需要一定人数；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也懂得在一定地域可供生存的野生资源的有限性，人口也不能过多，必须迁移全部或部分人口才能生存、活得下来。为了种的繁衍和世代交替慢慢自发懂得“同姓结婚、其生不繁”，也懂得从族内婚到族外婚等人口安全问题。到了国家出现之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人口多少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危，偶尔也有个别思想家考虑人口中生产人口与依附人口的结构（如农民与非农民的比例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与国家安危有关，因此人口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直接与生存、生命联系，外延到劳动力结构的安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寿命延长，人口安全的内涵外延必然相应变化：由生存的安全拓展到发展的安全，由生命的安全扩展到生活质量的安全，由人口数量多少的安全扩展到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迁移和分布引发的安全，由人口变量内部拓展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适应带来的人口安全问题，由人口主体的安全扩展到更多涉及影响客体的安全。
今天人类已进入长寿时代，在20世纪人类寿命平均延长了30岁，人类开发自然能力空前提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空前增长，人类向地球索取的高消费已危及生物圈，有人把人口安全外延到与人类人口关系密切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饮水安全、食物安全、生态安全，等等。任何时候，生命安全、生活质量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始终是人口安全最根本的，也是最应关注的。
必须指出，人口安全外延到多远可以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其实质是对人与人口看法和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认识的不同。
2.2人口安全既需要确定事实，也要作出价值判断
人口安全不同于人口变动、人口发展和人口问题，虽然它们首先都需要以人口数据为基础确定事实；但人口变动、人口发展和人口问题可以价值中立，只描述解释事实，不作价值判断。例如，对一些人口变量的发展变化或由于发展变化还处于萌芽状态，或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还不能作出良性或恶性、有利或不利的判断，只能作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有待研究的人口问题，即作为一个population issue来探讨。但人口安全则必须要求价值主体作出价值判断，判断是安全或是不安全，判断什么是危机或安全，危机多大？风险多大？后果如何？在词义上危机（crisis）与风险（risk）有差别，风险在保险学上有个概率问题，但危机不决定于概率，而需要作出政治判断，并要不失时机采取应对措施。
人口安全一般是对公共危机或公共安全而言，它涉及对国家、社会、某一个群体或一些个人利益的损害。人口安全最少要有一条警戒线或警戒范围。当代人类安全已不会像古代那样，由于自然力量或战争带来整个人口、民族、族群被毁灭（如雅玛文化或历史上一些民族的消失等），利益损害也有急性发作或慢性的侵蚀，常常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有的遭受损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的，也有人不受损害，甚至有人从中受益。因此对人口安全的价值判定会由于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和利益不同，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这里就有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指导判断人口安全的根本指导思想。
2.3人口科学在研究人口安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口安全是个事关综合决策和发展战略的大问题。除了要有理论指导外，人口发展规律知识和人口科学的智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在研究人口安全中，人口科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1）确定人口事实。人口安全评价第一性的是确立人口事实。人口学主要是一门数量科学，利用人口学各种量化研究方法，研究人口普查和各种人口调查研究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缜密的研究可以为人口决策提供较科学和完整的数据和事实。特别是要作出一条安全的警戒线，人口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2）人口预测。为了防患于未然，人口安全必然是一项前瞻性的决策，需要人口和相关的预测资料来作出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人口预测是用独特的方法比较细致地分年龄、分城乡，按一定的参数计算出的，不是一般作出忖猜，一般说来是比较可信的，多方案预测常常是人口安全价值判断和确定安全警戒线的重要依据之一。
（3）为人口安全价值判断提供指标体系和数据。决定人口安全或不安全需要有一套指标体系来直接和间接作出逻辑检查和综合决策。人口不安全造成的后果，也需要一套指标体系证明和论证。只有多方面资料的数据充分，才有助于作出正确判断，摆脱主观随意性。
（4）监测和制定人口安全的数量界限。人口的安全问题大多来自人口各变量规模的过多或过少、速度过快或过慢、人口分布过密或过疏、收入的差距过大或过于平均等量的概念。人口安全与不安全之间有一个警戒线，就是事物质变的数量界限。人口变量的变动同社会经济其他现象比较常常是较小的，如人口增长差1%就是个很大的差别，在其他领域1%以下甚至可略而不计，人口微小量的差别在起始时常常不被关注，一旦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的变化时常常已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我国人口规模过大问题就是一例。如果我国在6亿时开始控制，问题容易解决得多。因此人口统计的作用就在于杜渐防微，监测变化，在达到人口安全警戒线前就及时作出预报。
（5）为人口安全研究提供有关的多学科知识。人口学除了提供人口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规律知识和研究方法外，还能提供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的跨学科知识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许多跨学科知识。
2.4人口安全研究除着眼于总人口外也要关注一些亚人口的安全，人口学的队列分析、年龄分层、地区分析等在研究亚人口安全中可以大显身手，有它的不可代替性
人口不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总人口及其结构，也有来自人口各个变量，但更多来自一些亚人口的不安全特别是人口中的脆弱群体。他们比其他人群的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就业风险、素质风险、动乱风险都大。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状况、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状况和社会经济政策差别都很大，因而不同代、不同出生队列人口和不同地区人口的安全隐患是不同的，必须区别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才能防患于未然。在这点上，人口统计学能深入开发人口普查和各种专门抽样调查所作的专门的队列分析、年龄分层研究、纵向跟踪调查和横向分组比较等分析技术，都有助于掌握一些亚人口状况，防范人口风险。例如，我国3年困难时期及其后持续十几年高出生的一代人和社会上称为“老三届”和“新三届”的一代，他们出生时属于我国高出生一代，同龄人口出生时都高达2000多万，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他们发育和成长时，我们国家和家庭经济都很差，大多身体先天欠佳，后天营养不良，加上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人上山下乡又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大多无一技之长，在80年代开始的企业改革中是下岗、失业、“内退”的重点，是今天“40/50”再就业困难户，预计这批人在2020年前后，每年以千万计大批进入老年期，使我国老年人群在十年间从2亿增长到3亿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在社会安全保障伞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成为最脆弱的、可能被边缘化的老年群体。因此预见到我国各亚人口的不同安全隐患，现在就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已是刻不容缓，绝不能临渴掘井。这是今天提出人口安全的必要性一例。
2.5研究我国人口安全特别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安全问题必须扩大视野，既要从封闭人口，也要从开放人口着眼
长期以来，我国在理论和实际上研究人口都是把人口作为一个封闭人口来研究。例如，研究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中诸如人口容量、人均耕地、人均能源、人均污染排放量等大多从国内甚至从小地域范围来研究。从封闭人口研究、人口和资源环境关系，在当代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年代是有缺陷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备今天人类需要的各种自然资源。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而且有些矿产资源属穷矿，品位较低，加上我国粗放经营，仅立足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肯定有很多人口安全隐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果敢地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这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加入WTO后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速。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高达1.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第三大国，资源的“大进”、制成品的“大出”对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人口安全密切关系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口的粮食自给率、能源自给率、资源的自给率、人口消费的增长、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对进口资源的依赖问题等都是人口安全必须研究的课题。
我国被国外称为“世界工厂”，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国，出口占到我国GDP总额的1/3左右。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这又涉及一系列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就业人口素质的要求，农民工进城进厂的数量、质量，人口城镇化速度，产业升级，生产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和人力资本提高等经济社会问题，其中很多都与人口安全有关；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消耗规模和结构、单位产值能耗、“三废”等环境问题，特别是污染排放对人口健康、生命安全的影响问题都是人口安全不能不考虑的。至于人口的“走出去”、“请进来”、“出国务工”、“人才外流”、“人才引进”等的人口安全问题也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从开放人口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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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