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苏巴兰（F.de ZurbarAn，1598—1664，又译苏尔瓦兰或苏巴朗）早年曾从一位染木雕的工匠学习艺术，后来，老埃连拉和巴切柯在艺术上给了他不少的影响。他和里贝拉不同，里贝拉的艺术目光对准下层，气质上比较粗犷；而他是个修士，一生过着隐士的生活，他的艺术主要描绘寂静的僧侣世界。苏巴兰在早期画了一些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画，这些作品有着生活的情趣。30年代后，他的艺术更加成熟，1636年创作的一幅《圣劳伦斯的殉教》甚为出色。画面上描绘了殉教的情节，圣徒正在走向火刑架，这个中年男子显得十分平静、安详，好像正在与大地告别。苏巴兰笔下的圣徒与常人无异，丝毫没有宗教的气息，这个殉教者好像是他身边的一个修士那样真实可信，表情朴实自然。画面的背景也是西班牙的真实风景，丝毫没有臆造或理想化的成分，苏巴兰的艺术总是在平凡中含有诗意，从来没有人为的戏剧气氛。他画的《墓室中的圣方济格》（约1640）、《教堂餐桌上圣雨果的奇迹》（约1633）也都是这样的作品。这类宗教题材画，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宗教气息，也不带有神秘色彩。他也画过几幅女圣徒的肖像，其中最为出色的如《圣马格丽达》（1634—1635）、《圣卡赛里达》（约1638—1642）。在这两幅画中，女圣徒的形象宛如常人，她们就像是塞维利亚社会中的贵妇，衣着华丽，打扮人时，好像还步履匆匆地从人们的面前走过，让人很难把她们和宗教联系起来。他晚年的一幅《圣母童年》（约1660）同样是一件充满生活情趣的作品，坐在小板凳上的小圣母是照着他的小女儿画成的。苏巴兰还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肖像画，《依·别列斯肖像》（1629—1633）就是肖像画中的一幅代表作。画面上的人物依·别列斯是画家的朋友，他是个修士和诗人。这个中年人有着一张很有个性特色的脸，从脸部的表情来看，他好像处在一种自我抑制的感情之中，宽大的僧袍难以掩盖他内心复杂的思绪和感情。把这幅肖像画和画家创作的另一幅肖像画《萨拉曼卡大学法学博士像》（约1635）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描绘的是一个有着自由内心的知识分子，他身着红色的长袍，显得十分自由洒脱。苏巴兰还是一位著名的静物画家。他的静物画不同于小荷兰画派的静物，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宁静而朴素的僧侣生活，没有荷兰作品中的那种豪华气。在《有桔子和柠檬的静物》（1633）中，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寂静的僧房，窗明几净，一束阳光柔和地落在桌子上，照亮了桌上的器皿和水果，这些水果发出诱人的色彩。这幅画表现了一种宁静的美和生活的美。苏巴兰由于生活面不广，从而影响了他更广泛地接触和表现社会。50年代后，他的创作开始出现了一些衰退现象。他晚期的作品日益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作于60年代的《碟刑》就是一件宗教色彩比较浓的画。但是从总体上看，苏巴兰的画并不是宗教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的代表作还有《圣彼得受难》（1629）、（圣拿连斯柯幻觉中的耶路撒冷》、（牧人来拜》（163）、《无垢受胎》（1661）等。
二、真理画家委拉斯贵支
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绘画大师是委拉斯贵支（D.R.D.S.Velhouez，1599—1660），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17世纪，塞维利亚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个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在委拉斯贵支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老埃连拉画室学画，后又转人当时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巴切柯门下继续学习。促使委拉斯贵文艺术成熟的更主要的因素是塞维利亚的下层生活。当时，在塞维利亚城流行着一种“波德格涅斯”的风格（即西班牙的卡拉瓦乔主义），波德格涅斯这一名词含有小酒店和小饭馆之意，由于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瞧不起描绘下层人民生活的风俗画，于是他们以嘲弄的口吻把这类作品通称为“波德格涅斯”的绘画。《卖水的人》（约1619）是画家早期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他对人物性格的努力探索，画中执杯酣饮者，显然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普通人民。
这个时期委拉斯贵支创作的风俗画还有《早餐》、《音乐师》。《女混血儿》、《煮蛋的老妇人》等作品。
1623年，他来到了马德里。进入宫廷不久，他就给年轻的腓力四世画了一幅骑马像。据记载，腓力四世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并下令今后只有委拉斯贵支才有资格给他画像，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家。在马德里创作的早期，他创作的《酒神巴库斯》（1621—1628，又名《醉汉们》）是一幅颇有新意，具有鲜明乡土风格的作品。在这幅画中除了酒神的形象有些美化外，其余的流浪汉形象都描绘得极为真实动人。《火神的锻铁场》（1630）是画家在意大利居留期间完成的一件出色作品。这幅画的人物比《酒神巴库斯》又前进了一步，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和自然。1629年，他第一次去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特别是提香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31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新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布列达的投降》（1634—1635）一画中看到。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的肖像画技巧也更加成熟。30—40年代的肖像画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宫廷肖像，其次是亲友的肖像，第三类是表现下层人民的肖像。在第一类作品中他创作的宫廷及上层人物的肖像有《拉弗拉格》（约1644）、《腓力四世骑马像》、《奥里瓦留斯骑马像》（1634）。《巴塔萨·卡洛斯王于骑马像》（约1635）以及一些宫廷狩猎者的肖像。他画这些上层人物的肖像，最大的特点是：从不粉饰和美化。他不会阿谀奉承，因此他被叫作真理的画家。委拉斯贵支描绘亲友的肖像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与宫廷肖像全然不同，画得很自由流畅，显得真实亲切，如《马·蒙塔涅斯像（1636）、《拿扇子的妇人》（1648）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特点也是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表现下层人民肖像的作品，这些画有力地证明了波德格涅斯风格在委拉斯贵支创作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人物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人物的心理刻画趋于深刻和复杂化。这些下层人物的肖像，不仅是真实的、生动的，而且具有社会和时代的特色，有时还包含有对社会批判的意味，大约在40年代创作的《伊索》、《默尼普》都是这样的作品。在1633—1648年间，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一组宫廷丑角和儒儒的作品，其中有《埃里·波波·德里·科林》（《卡拉巴扎斯肖像》）（约1647）和《唐·塞巴斯提安·德·摩拉》（约1645）等。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悲惨命运。1649年，委拉斯贵支第二次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完成了另一幅著名的肖像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1650）。在这幅肖像中，画家既表现了这个人凶狠。狡猾的一面，又表现了这个76岁老头子精神虚弱的一面。画面上，火热的红色调子表现了特有的宗教的庄严气氛，白色的法衣和红色的披肩形成了诱人的色调的对比，笔触显得十分自由，表现了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当这幅肖像送给教皇时，教皇惊讶而又不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分像了。”倭拉斯贵支晚年最主要的作品之一是《纺织女工》（1657），这幅画描绘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一边是正在悠闲地欣赏壁毯的宫中贵妇；一边是马德里皇家织造厂繁忙而疲惫的女工，他做这样的对比很可能和他当时不满的心情有关。他在这幅画里满怀激情地为纺织女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在晚期，除《纺织女工》外，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镜前的维纳斯》（约1650）《宫娥》（1656）、《玛格丽特公主肖像》等作品。
画家于1660年从法国回来后不久，身染重病，于同年8月7日逝世于马德里。
纵观委拉斯贵支的一生，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平凡的是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伟大的是指他的艺术，他和卡拉瓦乔、伦勃朗一样创作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作品，拓宽了17世纪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他的艺术具有民主、民族和批判的色彩。他虽然身为宫廷画家，但又不为宫廷所约束，他有一颗艺术家自由的内心。
委拉斯贵支的学生不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弟子有马索（J.B.delMazo，约1612—1667）和帕雷哈（J.dePareda，1616—1679）等人。马索是委拉斯贵支的学生和女婿，擅长作肖像画，代表作有《画家的一家》、《王后马丽安娜肖像》等。帕雷哈是委拉斯贵支的助手和随从，亦擅长画肖像画。
三、17世纪下半期的西班牙美术
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艺术上，自委拉斯贵支逝世后，“黄金时期”也基本上结束了，唯有塞维利亚画派还保持了一定的繁荣状态。因为当时塞维利亚的经济危机来得比较晚，所以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有一定的影响。
巴·伊·穆立罗（B.E.Murillo，1617—1682）是17世纪下半期塞维利亚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是“黄金时期”艺术传统的继承者。1617年，他出生于塞维利亚，父母早丧，据说由姐姐照顾他长大。早年曾从卡斯提奥学画，在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委拉斯贵支和几·代克的艺术曾对他产生过有力的影响。
穆立罗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题材画，另一类是风俗画。他的宗教题材画，最大的特色是：和苏巴兰、里韦拉一样强调世俗化的特点，表现了人间的情趣。例如他在早期创作的《圣家族》（1645—1650）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幅画上的圣家族像是一个普通的市民的家庭，圣母在纺织，约瑟在逗弄着孩子，圣婴在玩着小鸟，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欢乐、和谐，丝毫没有宗教气息。在另一名作《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1665—1670）中，我们看到画面上充满了宁静的田野气氛，银灰色的调子显得十分抒情，圣母好像是一位温柔典雅的母亲，此时，她正守护在摇篮旁，慈祥地注视着熟睡的圣婴。这富有人情味的圣母在当时很受顾客的欢迎，人们所以把他叫作西班牙的拉斐尔，就在于他不仅善画圣母，而且在他的圣母画中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的圣母和拉斐尔的圣母有点不同，拉斐尔的圣母是青春少女型的或女王型的，而他画的圣母是儿童型的，多少带有点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显得更加纯洁无邪。如他画的一系列《无垢受胎》的画，在这些画中圣母的形象大多有着一副椭圆形的孩童般的面孔，长着一双大而美丽明亮的跟睛，显得既庄严又稚气天真，这种形象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不变的模式。在圣母的足下往往带着一团不散的云雾，她好像正在云雾中冉冉上升。这样的圣母像虽然有人说有点唯美主义的倾向，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处在宗教裁判所压抑下的西班牙人民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穆立罗也创作了不少风俗画，他的风俗画大都是描绘街头的流浪汉和流浪儿的生活的。他是非常熟悉这些孩子们的，可能他从小就有过这种生活的体验。他的流浪儿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塞维利亚的下层社会，也表示了他对这些流浪汉后备军的同情之心。在《丐童》（1645—1650）一画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一/＼正在捉虱子的流浪儿童。在人物神情专注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背后是一个房屋的废墟，这可能就是他栖身的家。此外，《吃甜瓜和葡萄的孩子》和《数钱的孩子》都描绘了在塞维利亚街做生意的流浪儿。
穆立罗的学生很多，他的许多作品是在他的助手参与下完成的。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育家，1660年在塞维利亚创建了塞维利亚美术学院，他是该院的第一任院长。
17世纪下半期与穆立罗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画家是胡·德·巴尔德斯·莱亚尔（J.Valdes Leaf，1622—1690）。他是画家也是彩色木雕家，早年也曾从卡斯提里奥学习艺术。他的作品充满了狂暴的力量，有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这种骚动不安的艺术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也影射了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帝国的动荡与衰落。在画面上，他喜欢表现光，但这些光不是现实的光，而是幻想中的光，是心灵之光。《死亡的象征》（约1672）是他的一幅代表作，这幅画有着一种恐怖气氛，叹息生命之短暂。死神正挥着大镰刀从地球、王冠、权杖、书籍、衣服上走过，表示了荣华成空、万事东流的思想。他的画好像是在西班牙帝国红日西沉的时候发出的几声凄厉的呐喊和哀叹。这样的作品还有许多，如《繁华成空》（1672）、《大使鞭打圣哲罗姆》（1657）、《对圣哲罗姆的诱惑》等。尽管他技法娴熟，画面色彩精美，但是他的作品并不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意义。17世纪下半期马德里画派总的趋向是：现实主义艺术逐渐衰落，一些画家大多工于技巧，但缺乏内容。当时，属于马德里画派或与马德里画派有关系的画家有法·里西（F.RICi，1608—1685）、胡安·卡·米兰达（J.C.Miranda，1614—1685）、马·赛雷索（M.Cerezo，约1636—1686）、荷西·安托利内斯（J.Antollnez，1639—1676）、克·科埃里奥（C.Coelo，1642—1693）等人。
1700年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于是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史称腓力五世，王权从此从哈布斯堡家族转移到了波旁王朝家族的手中。18世纪西班牙艺术处于低谷时期，在这个时期德国的古典主义画家门格斯和意大利的提埃波罗来西，他们的艺术对西班牙的艺坛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本土比较有名的艺术家有法·巴耶（F.Bayeu，1734—1795）、M.马埃利亚（M.Maella，1739—1819）和勒·梅伦德斯（L.Melendes，1716—1780），在梅伦德斯的作品中仍然可以见到有波德格涅斯的遗风。真正打破西班牙18世纪艺术万马齐喑的局面，使西班牙艺术重放异彩的是戈雅。戈雅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四、欧洲浪漫主义美术先驱——戈雅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班牙出现了继委拉斯贵支之后另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戈雅（F.J.de.Goya，1746—1828）。戈雅的故乡是西班牙北部萨拉果沙附近的一个农村。14岁时，戈雅进入当地的马尔蒂尼兹画室，在这里开始学习艺术，后又去过意大利。1776年戈雅进入了宫廷，开始主要是为皇家织造厂绘制和设计一些壁毯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