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
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好像终于等到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机会，兴冲冲地接踵而至。他们也不尽是想当然，有些看过我的书信、课本，有些则调查过我的同学、亲戚和老师，但我让他们统一带着挫败感回去。我觉得既然有这个筹码，何不多玩一会儿。
那些狱友甚至对我产生嫉妒。
一般说来，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变态的家伙。他们有着隐秘的自尊心，不愿讲述犯下的罪行，就像那是喝多后一次让人痛心的失误，却又总是在彼此面前注意保持由不同罪行带来的威严。比如杀过人的总是要比小偷来得趾高气扬。我进去时被问及，说杀死人，死后捅三十七刀，肠子流满洗衣机，他们便不再与我说话。
他们恼火于我总是被提审，每当此时，他们都会吹口哨，阴阳怪气地说些“又要挨打了”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面子，他们很早就交代一空。
有一夜，我轻声地，几乎像是鬼魂般飘向墙角。他们盖着毯子，面朝着墙，正打着呼噜。可当我刚掏出东西撒尿，他们便悄然围过来，将我的头扳进他们的臂弯。我听说过类似的事，便极度恐惧地弹跳，大声喊叫。
他们差点将我捂死。
我不知道挨了多少个耳光，就像总有一个农民用打谷板子拍打着土地。然后他们提起尿桶，将尿浇到我脸上。我感觉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不是液体，而是浓烈的固体肥，头顿时歪斜下来。牢头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脖子几乎扭断。
“就你逞能。”他说。
“为什么杀她？”他接下来说。
我拒绝回答。他的拳头便要揍向我的面颊骨。我闻到青石呼呼飞来的腥气，全身战栗，号叫道：“婶子，因为婶子。”
“婶子？”
“是，婶子歧视我。”
“她歧视你跟你杀同学有什么关系？”
“我想向她证明，我不是好惹的。”
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块铁轻快刮过，接着是猛烈的、难以遏制的笑声。整个牢房跟着笑起来，就像花儿开满原野。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很可笑，但是又很满意。牢头说：“你完全可以杀你婶子，杀同学干吗？”
“婶子力气大，不如同学好杀。”
牢头把另一只手伸出去，轻微摆动，像是提醒大家不要笑。“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东西。”他这样说完，大家才一个个弯下腰，捂着肚子念“力气大”、“不好杀”，跳来跳去，笑闹了很久。我决定像香港电影教育的那样，在长长的岁月里慢慢磨牙刷柄，等有一天它尖到足够杀人时，从牢头开始，逐个刺杀。这本是隐忍的事，但当我看见歪倒在地的尿桶，屈辱的泪水又冲出来。此时牢头正打着哈欠，往松弛的肚皮上抖毯子。我扔掉擦拭的毛巾，猛然提起尿桶，砸向他的头。他往下倒去。随后我像抓着巨石，不停地朝他仰起的脸砸去，几乎将它砸烂。
我觉得他死了，转过身来扫视那些瑟瑟发抖的狱友，叵耐牢头又伸手抓我裤腿。我听到他啐出一口血，说“来啊，来打死我”，我便又操起尿桶重击下去。他哦了一声，四肢摊开，沉稳地睡着了。“是他叫我打死他的。”我对着低呼的他们说。我觉得这样说很软弱，又咬牙切齿地补充：“杀死一个是死，杀死两个也是。”这些人便像明白了什么，不停地敲脸盆。看守所很快充满辟邪的声音，像菜市场一样热闹。
最终我被换到单间去了。
审讯人员提审我：“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恨我的婶子。”
“恨你的婶子，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杀不了婶子，但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很牵强，但还能成立。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交代我其实也想顺便强奸孔洁，同时把隔壁何老头儿也扯进来，编造出他和婶子大量残害我的事情，就像他们是勾搭已久的团伙。最后我说，我的婶子是一个有着农村思想、小农意识和市侩哲学的女人。他们眼睛亮了，看得出，原本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一下变得坚实无比。我很满意。
事实证明，一个男人很难被杀死。在放风时，我看到牢头被搀扶着行走，脸又青又肿。他看见我，眼里露出有仇不能报的焦躁。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如不是有看守，他笃定愿意付出死刑的代价冲上来将我掐死。我斜视着他，抛了个媚眼。我想这对他的健康有害。
几天后，我被带进会议室。坐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推开，一个戴老花镜、白发梳得分毫不乱的男子连续向检察人员鞠躬，谄媚地说“要得要得”，才走进来。这是一个很坏的印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走狗。
他像早就认识我，客气地问他应该坐在哪里。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只是不想给我带来任何压力。他最终搬凳子坐到我对面。这时我才知道他说得对，他坐在这个位置，让我感觉整个身体落在他的眼神之下，很不舒服。但我什么也没说。
“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们似懂非懂地说着，她似乎凑够了时间，撇下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纸条：
灿烂的花季，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啊，是何等何等的痛惜
孩子，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到，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我感到痛惜
我真的，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哭。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