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武定县狮子山正续寺。相传建文帝出亡至昆明，寓城中五华寺，自言与镇南将军西平侯沐晟相识。寺僧通报，沐晟至寺。与建文密谈，遂遣人送至武定府狮子山隐藏。后滇人为了纪念这位丢失皇位的皇帝，塑其全身像以供。此寺流传有序，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盛名在外。万历前期，时任云南巡按御史的刘维曾在庚辰年（1580年）八月七日登上狮子山巅，极目远眺，山隐龙蛇，气象万千，感叹不已，后来他在《写金纲经序》中说道“建文潜此，理或然也”。到万历后期，时任云南右参政的谢肇在其撰写的《滇略》中更是说起当年建文帝修行时穿过的禅衣，用过的锡杖，原文为：“武定狮山崖半有庵曰龙隐，中祀建文皇帝禅衣、锡杖，凄然老纳状也。”后世文人如天启年间（1621~1627年）的刘文征，清代曾出任武定直隶州知州的郭怀礼等，都有相关诗文传世。
现今寺内仍是诗文众多，其中一楹联一匾额颇为绝妙。
楹联曰：“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寺；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为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匾额曰：“叔误景隆军，一片婆心原是佛；祖兴皇觉寺，再传天子复为僧。”
以上各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言之凿凿，有时又难免自相矛盾。加之年代久远，一时间也难以查考，姑且存疑。
其三，江苏吴县说。
这一说以徐作生先生为代表，他的《龙角葬当致天子
——明建文帝出亡遗踪》一文曾力辩其实，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文章从建文帝的主录僧傅洽被抓讲起，《明史·姚广孝传》载有傅洽被抓一事，“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傅洽知状，或言匿傅洽所。帝乃以他事禁傅洽。”而且这一禁就是十多年，直到太子少师姚广孝临终前亲自替他求情说：“傅洽系久矣，愿赦之。”“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从这时起傅洽才重获新生，告别了“手里呀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的日子，但是只要一闭上眼睛，这些年的往事就会山呼海啸般袭来，挥之不去。于是傅洽向朝廷请命回到南京的大报恩寺，以终老佛门。当时的仁宗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给他大量的佛经，派专人、配专车把他送回了南京。宣德元年（1426年）傅洽自感油尽灯枯，留下一段偈语，飘然仙去。偈语云：“清净自在中，还是如是住。一切大安乐，清净自在住。”徐先生把“住”拆解成“人中之主”。乃得出傅洽偈语中所谓的“住”正是金川门事件后逃亡在外的建文帝。傅洽既然留下这样的偈语，说明他的确知道建文帝的去向。而从姚广孝一力为他求情似乎也说明姚广孝知悉内情。姚广孝曾写过一首题为《病猫》的诗，耐人寻味：
衔蝉踏雪世难寻，爪敛毛摧苦病侵，即倦终宵巡髦下，难思长日卧花荫，欲急快啖非天意，纵鼠横行岂有心，谁念前功能保受？夜寒收汝入重衾。
徐先生综合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建文帝的处境以及姚广孝在靖难之后性格的改变等诸多因素，认为这首诗有特定的政治隐喻，而其中所吟咏的那只病猫正是此时出亡在外的建文帝。
另一方面，最早发现的出亡奇书《忠贤奇秘录》始为松江人王诏发现于吴县的治平寺中。当时这本书的封皮是佛教经典《楞严经》（让人想起觉远大师和《九阳神功》），但书中所载却全是有关建文帝及其随亡旧臣20多人的事迹，可惜的是“墨断烂，可识者九人”。后来的《致身录》等书均以此书为本附会而成。从这里也可以旁证建文帝极有可能出亡吴县。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认可这一看法的。当地的地方志如《苏州府志》、《吴县志》均有相关记载。
张郁文的《木渎小志》还明确指出了建文帝出亡的具体地点——积翠庵。“积翠庵，在茅蓬东，一名皇驾庵。明建文帝逊国时曾移驾于此，万历间始显。”作者亲自拜访了早年曾在皇驾庵当过主持的开明法师，一番愉快地交谈之后，法师抄了一首据说是章太炎先生以前题在殿堂楹柱的诗相赠。“龙角葬当致天子，此处唯许法皇居，燕飞来竞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诗中的“法皇，皇孙”指建文帝，“燕”指燕王朱棣，“和尚”指在靖难之役立下头功的姚广孝，“龙角之地”指的就是寺后的小山包。从章先生的诗来看，显然章先生认为，那块所谓的“龙角之地”葬着一位天子。此种说法在当地流传甚广，妇孺皆知。而且在皇驾庵四周还发现有雕龙柱础，这皇家物什不比过年包饺子，有点面粉就可以做的。
综上所述，徐先生得出了出亡吴县的结论。并且这一说法跟《明史》的一则材料不谋而合。《明史·胡濙传》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还朝奏事复命。正好此时，朱棣亲率大军征讨阿鲁台行至宣府。胡濙不敢懈怠，日夜兼程，赶到宣府，到达时已是深夜。朱棣这时也已经睡了，但是听说胡濙来了，急忙起床召见。史书记载：“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谈些什么？没人知道。但是两个月后，朱棣做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事者。”至此，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从以上这则材料可以分析得出三个结论：首先，胡濙所奏之事极其重要，因为他连夜赶到宣府；其次，胡濙所奏之事应该与他肩负的使命有关；再次，此事应该跟后来的“尽赦诸死义者家属”一事有所关联。从这三个充分条件出发，徐先生认为胡濙所奏的事极有可能是建文帝的死讯。明人赵士哲在《建文年谱·跋》中道：“朝廷使胡忠安（濙）巡行天下，物色十余年，归阙问状，以无足虑对，足完君臣叔侄之伦矣。”其中“足完君臣叔侄之伦”一句，据先生分析，指的正是成祖得知建文行踪而又不想伤害这个已经不与世争的侄儿。现在正好建文帝自然死亡，成祖皇帝也做了，心病也除了，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另外，仁宗的御制长陵碑有建文死后，成祖曾“备天子礼以敛葬”。那么这个地点就极有可能是皇驾庵背后的小山丘了。徐先生的考证严密，叙述得体，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与自己实地考察的访问记录为证，应该说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其四，落籍湘潭说。
此说是何歌劲先生的全新提法，何先生以家族口头相传的故事和祖谱遗存的蛛丝马迹为切入点，刊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有很多类似记载：“吾族汝川公，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豫章来潭，即奉为不迁之祖。”“旧谱载始祖汝川公来潭，入为何氏之馆甥，后因何乏嗣，义不忍归，即承何祧。又据族先辈相传，有云吾族本明太祖朱元璋苗裔，因避建文之难，改姓何氏。
今考汝川公来潭之年，适与建文遭难时相合，此说亦非无因，姑并存之，俾后世探源索本有以知其所自出云。”“我祖汝川公，原姓朱，乃明太祖朱元璋苗裔，因燕王篡位，屠戮宗藩，故从妻改姓何氏。”
综合当时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背景，何先生得出如下结论。金川门事件后，建文大将何福直接策划和组织了救主行动。永乐二年（1404年），何福之弟何禄，携子魁二、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战殁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千户齐兴（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护送建文帝朱允炆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护送人的眷属亦在随行之列。朱允炆始藏银塘，先后移居县城东隅之金泥湾和西乡之碧泉，改姓名为何必华，字汝川，娶银塘四甲土著何氏何惠之长女为妻，终年87岁。何先生的考证严密，材料丰富，且有说服力。但是正如毛佩奇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永乐后期政治环境有所松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神宗诏复建文年号之后禁忌全无的情况下，为什么锦石何氏不像其他很多死难后裔那样认祖归宗呢？看来这一说法也有他急于面对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此说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其五，流落青海说。
这一说以兰州大学历史系博士公维章先生为代表，他从明国《创新渭源县志》卷九“艺文志”中的《五竹寺记》中找到一条资料：
“建文于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时，由癸门出，比时愿扈驾车二十二人，节（郭节）其一也。君臣奔窜崎岖，昼伏夜行。历滇南，巴蜀。
建文至乐都瞿昙寺。”而且该文所载的建文君臣出逃的路线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极为相符。另据其他史料，瞿昙寺的确与明皇室关系密切。
永乐后，明朝的历代帝王更是多赐匾额、修佛堂等。
公维章先生认为，早在南朝刘宋时就已经开通了从南京历滇南、巴蜀、河湟至于阗的所谓“丝绸南道”。“靖难”后，北方道路被封，因此建文君臣南逃并辗转云贵，巴蜀最后落脚西北边陲的河湟地区也是有可能的。
其六，其他。
流亡海外：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这一说就在民间流传甚广，在前文论述郑和六下西洋的时候就曾举过《明史》中的两条材料。当时甚至有风言风语，说建文帝准备在海外建立基地，召集亡命，卷土重来。但根据常理分析，朱允炆性格仁弱不大可能会有这种离奇的想法，反过来说，如果他真有这种雄心和魄力，他也不至于会有这种结果。
让氏：近年来有人出示《让氏家谱》说，建文帝后来逃到湖北洪山，并改姓让，名让銮。笔者认为这事颇不足信，试想，当时的政治环境恶劣，朱棣都恨不得掘地三尺找到建文其人，建文本人也是托僧道之名，四处游走，漂泊无依。他怎么还可能改个如此招摇的名字，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酒后驾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又是什么？
云南大理：据王崇武先生的说法，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姑且存录于此，给后来者留个引子。
尾巴历史悠悠千载，多少疑团，多少困惑，以上所列种种，真假莫辨，至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远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明末清初的文人查继佐有一本很著名的书——《罪惟录》，在书里他开列了有关建文帝谜踪的23种说法。随后他制造了一个经典的反证法案例。他说，23种说法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他说没有，如果有的话只可能有一个是对的，因为现在有23种说法之多，所以都不对。说实话，我很为他的逻辑推理能力绝倒。他继而指出，当时人心惶惶，五六十个人都一起出逃，怎么就没一个人败露呢？另外，既然鬼门可以跑出去，为什么还要分出一批人走水门？如果皇宫的后门可以走，大家一块儿走后门得了，干吗一批走北门另一批还死活要走水门？第三，当时金川门突然洞开，皇宫一片大乱，大臣进皇宫都很困难，为什么跟随的一批小臣都能够从容地到皇宫去？这些的确都是问题。当时天下大乱，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自己还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都还是个未知数，怎么神乐观的道士还有闲心在那儿睡午觉捎带着做个梦，撑个船呢？这个事情可能吗？查继佐列举的疑点远不止这些，但举出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无论那种说法，不管他如何的言之凿凿，信誓旦旦。都必须回答其他说法为什么是伪说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自己说法的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最后我想用六祖惠能的几句偈语做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明朝赈灾第一疏
披沙拣金，看明朝人如何赈灾……民政赈灾历来都是朝廷的要务，但在中国几千年的赈灾史上却鲜有人提出什么真知灼见。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设常平仓”、“减免税粮”之类的老生常谈。此类观点虽言之成理但听多了也难免让人有持之失据之感，格调过于宏大，怎么听怎么像官场套话，敷衍敷衍上级领导，再敷衍敷衍下层百姓，对于真正的赈灾工作到底有多大益处，估计就连提建议的本人心里都没底。不过，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古纸堆中，偶尔也有能让人眼前一亮的赈灾奏疏。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佥事林希元的《救荒丛言》就是这样的披沙拣金之作。文章立意之高远，见识之卓越，认识之深刻，方法之切实，都堪称此类奏疏中的典范。不单在当时，即使在当下，对于民政救灾工作亦同样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有六急：曰垂死贫民急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已死贫民急葬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粜籴，兴工作以助赈，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其纲有六：
其目有二十三，皆参酌古法，体悉民情。”
对于林希元的这道奏疏，沈德符非常欣赏，他把它称之为荒政第一义，认为古往今来关于民政救灾，再无出其右者。
其实林希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六条，“二难、三便、六急、三权、六禁、三戒”。
“二难和三戒”是总领性的，提纲挈领道出了救荒的两个关键和三个忌讳。其余各条大体上都围绕着这几点展开，对于不同的受灾情况和程度做了不同的预案。其中“三便”侧重于救灾，“六急”偏向于救急，“三权”论述的是灾后重建，“六禁”在灾后重建的同时还增加了一条——保护国有财产。
紧接着，针对自己十二分信服的“得人难”一条，沈德符进一步作了相关阐释。他说，大抵救荒无他法，主要靠上面的领导细心策划，周密布置。处置得当，灾荒并非不可战胜，人民的损失也很容易就能降到最低；但一旦安排失范，天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人祸，而且很多时候人祸的恐怖程度要甚于灾荒。各级官员侵吞赈灾资金，中饱私囊，即使事后肇事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咔嚓”了事，但迟来的正义对于当时正处在水生火热中的伶仃饥民和事后早已被埋进沟壑的孤坟野鬼，到底能有多大意义？估计没人答得上来。在沈德符的印象中，刚好有这样一正一反两个例子。
“甲午（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南一赈，到少卿钟化民力居多，二贪令借赈自润，竟置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给事杨文举赈江南，恣意冥行，虽以墨败，而孑遗已填沟壑矣。”
一样的措施而结果迥异，仅此一条，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上书言事者林希元的见识。他那道《救荒丛言》被后人激赏为明朝赈灾第一疏，应该也属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圆明园被烧的前前后后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N个细节。
法国著名作家维埃尔·雨果有一封很著名的信《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并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科书。信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指的正是圆明园。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历数代人，是整个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但不幸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点燃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裙裾。一个积累了成千上万工匠劳动，一个庞大帝国几乎倾全力打造的顶级艺术园林在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