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学习和运用历史知识，有助于提高领导艺术。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领导干部是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只有历史知识丰富了，掌握的规律性的东西多了，才不会被一些虚假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不会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温故而知新，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获得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中外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于理政治国有宝贵的经验和精辟的论述，其中许多东西今天仍可借鉴。现代领导艺术不应当忘记从这里汲取有益的营养。
例如，邓小平创造性运用了主要矛盾的学说，强调了工作重点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的问题处理上，从来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到了1986年底，小平同志又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给所有领导干部提出了增强实际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集中地阐发了他那精彩的领导艺术见解。
做官者的五大谋略
做官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和方法。有人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做官的谋略。如果我们对其进行仔细分析，一定会发现其中奥妙：
其一，宽政可得民心
历代兵制中均规定须亲自服役，这是定例。而汉代刘濞却决定可以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这就是宽政。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的人既已是宽政，而亲自去当兵的人国家又给予他一定佣金。这样一来，富者出钱而自己不当兵，贫穷的人虽然自己当兵却能得到佣金，显然是刘濞为取得民心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宽政之法考虑到了不同人的需求，而使人们都能满足。
其二，忠爱为正当心术
做官应该学习刘向的品德。刘向以学问而取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刘向的爱国热忱，更令人钦佩。例如，刘向见识精辟而不炫耀，气势很盛而不骄矜。他预料到王氏必然篡汉自代，想到应当早点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没诛灭王氏的意思。他用心平实，指事确凿，以忠爱二字为本，所以做官者必须首先学习他的心术。只有根本坚固，心术端正，一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
其三，除恶要务尽
做官之人要充满正气，不可徇私枉法，在执法时要除恶务尽。张敞就是这样一个正义之官。据《张敞传》记载，张敞在决定处死絮舜时，“派主簿持教告诉絮舜‘我这五天就要卸任的京兆尹难道不能把你处死吗？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要到来，这能延长你的性命吗？”’所以，除恶务尽是为官者的职责。
其四，君子只做重大事情
做官者应放眼未来，为国家和长远利益而工作，不可拘于小事。历代庸官之所以碌碌无为，是由于他们只注意了无意义的小事，而忽略了长远的任务。英·甘地夫人曾经说：她是为重要的事去奋斗。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英·甘地夫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性格特点，这也是许多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态度。
其五，法随令而行
国家要靠法令来统治。商鞅变法时为保证重大法律的施行，曾花五十金让人把旗杆从城南门移到城北门，因为他知道推行法令是改革的关键。
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善于调查研究是领导者获得成功的重要领导艺术。正确的调查研究，既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又是实施正确领导的基础。
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以后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也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调查研究是领导者的一种基本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要使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正确，不至于失误，还必须具有“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态度。一个领导者，在对某一问题的判断、决策之前，虽然作了调查，但是不能获得正确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不真实，他同样没有获得这一问题的正确的发言权。因为，这样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就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错误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水浒传》中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因为前两次都没有做到正确的调查，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所以打了败仗。后来，又派人深入到祝家庄内部做了正确的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真实情况，熟悉了盘陀路地形，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部署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终于第三次打了胜仗，攻下了祝家庄。
正确的调查研究包括：第一，要把调查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调查中有研究，研究中有调查。第二，正确的调查研究，不是漫画式的了解和浅尝辄止的一知半解，而是周密的、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例如，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十分突出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他倡导从社会客观情况出发的调查研究，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他的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之中，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是罕见的。在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
领导人的目光要瞄准任务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第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对自己所领导的事业提出明确的方向和任务，并确定如何实施的途径、步骤，前者为目标，后者即规划。领导者要科学地实行目标规划。
一个领导者工作效能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其确定的目标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目标正确，那么工作效率越高，效能也会越高。如果方向目标错了”是个负数，那么工作效率越高，效能的负数也越大。大至国家，小至一个单位，无不如此。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正确地确定并规划了以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目标，经济发展便比较顺利。五年中农业增长了24．8％，工业增长了1．8倍。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实践证明“一五”的目标规划符合实际，是正确的。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国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目标，尽管也把群众动员起来了，人们不分昼夜地苦干，工作效率并不低，原因就是由于目标错了，违反了科学规律，结果亿万人民可贵的工作热忱却换来了经济大后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不得不再用多少年的时间去进行痛苦的调整。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制定的目标不仅要正确，而且必须十分清晰明确。如果只是一个模糊的“大方向”，那么，在执行过程中，特别是在下级执行时，极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偏离，降低领导效能，甚至最后连领导者自己也易在复杂多变中迷失方向。
充分发挥“外脑”作用
现代管理中，“智囊”、“外脑”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领导工作——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和知识范围极广，要搜集和分析成千上万的信息、数据、资料，弄清楚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一切往往会超出领导者个人的智能限度。因此，现代领导必须依靠各类专家，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以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
智囊自古有之，而“外脑”（俗称外脑库或思想库）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事物。古代智囊与现代智囊团有本质的区别。古代智囊人物多是发挥着个体作用，而现代智囊团则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古代智囊人物凭经验和推理行事，现代智囊团已有一套常用的科学方法；古代智囊人物都是隶属甚至附庸于某个领导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现代智囊团大多组成了独立的机构。他们接受委托、独立研究，其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各种智囊组织尽管形式不同，但其主要作用则是相同的：
其一，为领导者决策提供咨询，充当领导者的“外脑”；
其二，将决策执行的情况及时反馈到决策中心，充当领导者的“耳目”；
其三，对未来发展提出科学预测，充当领导者的“望远镜”。
正因为现代智囊团有如此大的效能，所以它正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在经济发达国家，包括政府最高机构在内的各类决策机构都已逐渐习惯用这些“外脑”进行思考，从这些“脑库”中选取各种可行的决策方案。有些国家已形成一套制度：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导者，没有经过智囊团的咨询和论证，决不轻易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领导人要善于预测
善于预测是领导决策艺术中的重要问题，没有科学的预见性，就没有正确决策的自由。预测不是猜测，更不是臆测。它是决策者对自己的举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或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事先依据一定的条件、方法、作出的科学分析。当然，它还需要决策者在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直感。敏锐的决策者，可以凭直感对事物发展的趋势作出推测和判断，因为现实中孕育着未来的基因依据。预见性更能反映决策者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掌握和了解，也就是人们说的顺势而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于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测，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进程、结局等问题上的看法，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超出了一般。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论持久化的预测中，我们可看到他的逻辑思维的缜密和对战争规律掌握的深度。他对持久战的超前性的认识，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念。
在近代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抗战10个月以来的战争实践，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以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趋向，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的智慧是巨人的智慧，他在一生做出各种重大决策之时，都要对现实进行科学的分析。由此可见，任何一个领导者在制订工作方案时，要尽可能集思广益，特别要注重多方听取反面的意见，反面意见可谓“另一方案”。一旦决策发生偏差，就可能迅速从过去的方案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即使没有现成的方案可用，他可以从过去的方案和意见中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思想，提出新的办法，从而改弦更张，找到新的出路。
一位著名企业的总裁，曾在公司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诸位先生，我看来，我们对这项决策，大家都有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会议结束，此一问题延到下次会议时再讨论。我希望下次会议时，能听到相反的意见，也许才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他的这个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遇上情况变化，怎样恰当地实施应变措施呢？第一要冷静地全面分析，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各方面的利害，切不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病急乱投医，或是刚愎自用。第二特别要区分轻重缓急，井然有序地逐个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
勿因小利而失大利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现象乍一想来很难发生，实际在生活中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人都是有贪心的，总是割舍不下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时偏偏因为对于蝇头小利的执著，导致失去了更大的利益。
晋献公想借道虞国以便攻打虢国，就找苟息商量计策。
葡息说：“把传家的名璧与名马赠给虞国，虞国一定会给我们让路。”
“但名璧与名马都是我的宝贝，万一对方收下东西却不让路，我又如何是好呢？”
荀息说：“如果对方不借路给我们，应该就不会收下东西了。既然收了东西，就会让路的，玉璧只是从内仓放到外仓而已，马也只是从内侧马厩牵到外侧马厩而已。”
于是，晋献公命苟息带这两件宝贝去交涉，虞公对礼物十分钟情，正要接受晋国的要求，臣下官之奇出来阻拦：“不可以收。对我国来说，虢国就像唇一样，唇亡则齿寒。如果我们借路让晋国灭了虢国，它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虞公被宝贝迷了心窍，收下了礼物，让路给晋国。
事情不出官之奇所料，晋国在灭了虢国后，返回就势把虞国也灭了。
虞公贪图名马、名璧，到头来却丢掉了自己的江山。
有时许多领导也像虞公那样，两只眼睛只盯着那些表面和益，却不去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因小利而失大利。图谋大计须高瞻远瞩
为国为政，图谋远略大计的人，必须有高瞻远瞩的见识，有不可预料的准备。为国家策划宏谋远略，主要在于明白“因革损益”的方法，“杜害防弊”的策略。
凡是策划谋略，就要以利害得失作为度量的准绳。在这里就需知道什么事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不能只看到利而看不到害，只看到得而看不到失。所以，在“因革损益”的时候，必须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从而有“圆通周备”的措施。力求做到“杜害防弊”，才能说达到了至善至美至尽。不然，就会顾此失彼，难以达到目的了。
计谋防备前人的失误，而他没有失误；计谋防备前人的失败，而他没有失败。这里面的奥妙，只有大智大谋的人，才能渗透。
秦国以此能强霸于诸侯各国，能革新换旧，汉帝却失败于这招。武宣以后稍做剖析，王莽却借这个机会篡权夺国。汉武帝惩哀平王作为防备于彼，而魏却失败于此。晋整治魏作为防备于彼，而唐太宗却失败于此。宋整治五代方镇，作为防备于彼，而元却失败于此。
各有所整治，而各又有所败。因革损益而作为防备，备于适当的备，而忘它的所不防，所以终究失败于所不防，也就是失败于所说的利与得。
如果不知道害存在于利之中，失存在于得之内，这就像老子所说的“福中隐藏着祸，祸中潜伏着福”的辩证道理一样。如果能在远略大计制定、施行之后，执守的人与继承的人，都是随时做到因革损益，随时做到杜害防弊，自然能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境界。新就没有弊端。所以在日新的境界里，永远没有弊端，永远没有失败。把握表态的尺度
在和下属的谈话中，领导往往需要表态。但表态对下属来说，则可能是指示、要求，也可被认为是对某事的结论。
作为领导，不可随心所欲地表态，要三思而后行。因为领导的每一个表态都会让下属去揣摩的。表态应有根有据，既不做老好人，又不轻易得罪人。领导因角色地位限制，其表态不能超越如下两个原则：
一、表态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