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云激荡，身为意见提供者的经济学家势必会被牵连进各种力量的角逐过程，很多人因为惧怕是非，常常在关键时刻缺位，回避发言，吴敬琏却从来不肯撤退。
改革初期，吴敬琏“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市场经济摇旗呐喊。当市场无序扩张，他提出用法治手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面对张扬放肆的权贵资本，吴敬琏大胆放言，戳破基金黑幕，预言股市泡沫。
大多数情况下，勇敢者注定是孤独而不被理解的。吴敬琏的直言常常为他引来麻烦，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心，遭受非议和诘难，他不仅从未退缩，反而一再出现在需要的位置，让人看到经济学家的“良心”。
人物简介
吴敬琏，1930年生。江苏南京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均为《新民报》创办人，其母邓季惺是民国著名女报人。
吴敬琏自幼多病，20岁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两年后因高等院校调整，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其间曾担任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的助手，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年之后，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寻找思想上的出口。次年夏天，回国伊始，应马洪等人之邀，参与《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撰稿，为商品经济正名，中国市场经济理念逐渐萌芽、成型。
吴敬琏态度鲜明地主张市场取向，与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建了比较制度分析学科。通过分析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吴敬琏是市场经济的热情呼吁者，并因此获得了“吴市场”的绰号。2000年，他提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敲响警钟，因此而得到另一个称号“吴法治”。
此后，吴敬琏多次对公共热点问题建言献策。面对地方政府好大喜功，频频上马大型项目导致过度建设、能源浪费的现象，他主张抑制过热投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与厉以宁等人展开激烈论战；针对波谲云诡的证券市场，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所谓“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1．此间的少年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一度看到和平希望的中国再次笼罩于战争阴云之下，万马齐喑。
局势千变万化，令人无所适从。对于刚迁回南京的邓季惺[ 邓季惺(1907年～1995年)，原名友兰，四川奉节人，出身于世代绅商之家。祖父邓徽绩，父亲邓孝然，叔父邓孝可皆为当时的巴蜀商界名人。邓徽绩在重庆开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1909年，邓季惺两岁时，邓孝然被川汉铁路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推为董事局董事，并曾任中国银行四川分行行长。他和邓孝可都参加了“保路运动”，邓孝可是保路运动宣传方面的先锋。绅商出身的家世背景，以及父辈参加政治运动和革命宣传活动，这些对于邓季惺日后投身新闻出版事业并取得成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作出选择的非常时刻。作为一家报馆的所有人，她与丈夫陈德铭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言，表明立场。
陈邓二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报人，他们招贤纳士，大批成名记者闻风而来。一时间，《新民报》人才济济。加之邓季惺经营有方，《新民报》[ 《新民报》，1929年9月创刊于南京。先后出版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多版，有八个日刊、晚刊。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设于南京，罗承烈任总主笔，赵超构任副总主笔。因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被迫停刊。建国后，上海《新民报晚刊》继续出版，1958年起改名《新民晚报》。
]得以迅速壮大，成为与《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10年，使其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报。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 齐名的全国性大报。
邓、陈都是温和的改良派，支持和平、反对内战。由此，《新民报》持反战立场，对国民政府进行严厉批评，深为国民党所痛恨，以致上海、南京等多个地方版被停刊或查封，并经常发生编辑、记者被捕或遭殴打等恶性事件。
有一次，陈德铭的亲戚劝他少批评国民政府，否则可能遭到毒手。一向性情温和的陈德铭居然一改常态，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回应：“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陈德铭不曾意识到，16岁的吴敬琏怔怔地看着他，画面从此印入少年心中。
家庭的境遇令吴敬琏过早地接触政治，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则让他对国民党政权心怀失望。这期间，通过阅读《资本论》、《在人间》等进步书籍，他成了一个左翼青年，其最“大胆”的事情是“偷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有一次，他悄悄记录下毛泽东讲话，复制多份在熟人中传播。
吴敬琏是这个改良家庭唯一的男孩，加之自小体弱多病，被家人视做珍宝，但谁也不会想到，孱弱的他甚至比父母更加激进，而他头脑中潜藏的能量更是在多年之后对国家的改革进程屡屡产生影响。
年少时的经历常会打下无形烙印，影响人的一生。吴敬琏日后经世治国，或许与他的身世和际遇不无关系。
吴敬琏出生于有着深厚商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德铭都以办报扬名，祖父和外公则都是乡间有名的实业家，外公邓孝然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
这样的家世不仅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吴敬琏，使他像父母那样思索宏大的社会问题。不过，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至于学经济实在是无奈之举。
1948年，18岁的吴敬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是美国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 Church）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南京大学。
]，被他喜欢的机电系录取了，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学。期间，他意识到凭借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完成理工科学业，更不用说胜任辛苦艰巨的科学工作了。考虑到经济这门学问与实业救国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复学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文学院，攻读经济系。
大学期间，报国情怀与激进思想使吴敬琏成为一名积极的“造反派”，一呼百应，颇有些学生领袖的味道。
1951年是吴敬琏大学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年。年初，金陵大学进行反文化侵略运动，他不但积极参加，还负责组织展览会。最终，学校不再教授英文，系里的西方经济学也停课。随后在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吴敬琏担任学校增产节约办秘书，带领同学们“打老虎”，直到那些“重点斗争对象”坦白为止。
不久，运动升级，开始流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给知识分子洗澡。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带领革命青年们给教授“洗澡”。随着活动愈演愈烈，年轻的吴敬琏掉进狂热的陷阱，多年后才清醒过来，后悔不已。
2．从激进到怀疑
1953年，吴敬琏大学毕业，不巧因查出肺病未康复不能分配工作，于是留在学校康复楼中养病，一年后才拿到毕业证书，被分配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这样，他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激进的吴敬琏对这个家庭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他的言论常常令家人感到震惊和不安。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邓季惺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敬琏回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呢？”母亲无言以对。还有一次，吴敬琏在家里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德铭对此目瞪口呆。
进了经济所，表现积极的吴敬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被任命为首届团支部书记，还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比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等宏观经济理论。阿·比尔曼是苏联赫赫有名的财政专家，作为援助中国建设的学者，他奉命前来推行苏联财务管理模式。苏联财务管理强调经济核算，原材料和产品均以定价流通，带有鲜明的国家干预色彩。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参加经济实践工作，他的任务是每天到国务院主管经济的财务司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从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聪颖激进的吴敬琏越来越觉得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他后来这样写道：“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化，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正因为窥见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吴敬琏日后才义无反顾地倡导市场经济。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接触市场经济思想，只是对现状产生了怀疑，备感苦闷、困惑。与此同时，政治上的遭遇也令他焦灼不安。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经济所的青年们积极响应，却遭到上级部门压制，吴敬琏替被批判的乌家培说了几句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风波过后，吴敬琏抑制住内心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计划经济理论的论证当中，由于他根底深厚、头脑聪敏，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那一批青年经济学者中的佼佼者。
作为“向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吴敬琏有机会参与他生平最重要的一场论战。由于研究能力出众，吴敬琏得以担任“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而他的对立面正是他的师长——当时经济所的所长孙冶方[ 孙冶方，190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纱厂小职员的家庭。原名薛萼果，与生于无锡礼社镇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是叔伯兄弟。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取笔名孙冶方，从此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孙冶方提倡价值规律、商品流通，言辞大胆而激烈。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孙冶方就受到迫害，十年动乱中被戴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