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任院长、经济学教授。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张维迎积极参与中国改革，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建言献策。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方案；他的企业理论在政企两界影响广泛。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关于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如何做大、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誉的阐述，引起人们对这三大问题的空前关注和讨论，当选为“CCTV 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张维迎并不是一个安分的学者，屡出惊人之语。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为钱正名》，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作贡献”的观点，文章刊登后立即引发全国大批判。
2003年，张维迎主持下的“北大改革”，“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激烈争议。2004年，他参与“郎顾之争”，随之在“国有资产流失为主题”的大论争中充当旗手。而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的论调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张维迎的高调和不妥协，使其为人诟病，甚至成为大众攻击的对象。在中国经济学界，他常常引发争议。以此看来，“风口浪尖上的学者”之称，张维迎当之无愧。
1．第一次扬名
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机会，张维迎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面貌。
1982年2月23日，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在当时，这可谓全国级别最高的经济学术会议。政治为纲的年代，人们轻易把一切思想付诸意识形态。但由于传统经济学者基本不懂数学，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往往以数学为掩护，研究、传播经济理论，于是掀起一股新潮流。
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他们集中讨论的平台。后来成为国内学科带头人的许多经济学者都有参加，比如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等。不过，在当时他们大多被主流所排斥。
后来回忆这次会议，茅于轼说：“那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斗争会。”而当时，探究现代经济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他们只能以“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旧称经济数学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以质的分析为基础，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一个新分支。
]的名义来探讨西方经济学。
会议首先分组讨论，年过五旬的茅于轼担任小组副组长。会上，一个年轻人的出现引起了茅于轼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就是张维迎。那时他还只是一名经济系的研究生，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因为导师何炼成[ 何炼成，男，1928年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华西方经济学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名誉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名誉主席等社会职务，兼任日本同志社大学、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德国吉森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教授推荐，加之会议又是在其母校西北大学举行，于是张维迎得到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
张维迎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主要讨论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原本不认为这个年轻人会有什么高见，只是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但直到听完发言才觉得大有是处。随后，张维迎被选为小组代表，到大会上发言。
20出头的张维迎用年轻人的口气侃侃而谈。“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这句宏论令在座前辈皆感震惊，不禁对其刮目相看。就这样，他在圈内开始小有名气。
茅于轼从张维迎身上看到了对改革“共同的憧憬”。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深刻印象。”
2．倥偬岁月
人生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总是被时代不由自主地推向前去……
张维迎的早年岁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度过。1959年，张维迎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父母都是农民，对其抱有厚望，希望通过读书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因此无论手头多么拮据，从来不曾放弃供他读书。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7岁的张维迎高中毕业，由于还没恢复高考，回村当了村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副指导员，期间还给地区军分区司令员汇报过工作。因工作出色，第二年他获得地区“优秀通讯员”称号，还担任了生产队长。
如果顺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张维迎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官员。然而，时代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张维迎萌生继续学业的梦想，或许是短暂经历的影响，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新闻”和“中文”，但最终却被扩招进西北大学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这样，张维迎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开学前，全村人为张维迎送行，张家招待大家吃了米糕，那场面张维迎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张维迎第一次走出农村，进入城市。这次机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新的世界在擅长思辨并以此为乐的张维迎面前打开了。
3年的大学生活，是一个知识积累和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的时期，张维迎收获了人生第一笔思想财富。随着毕业的临近，他开始考虑人生的出路——是分配回家，还是继续深造？他选择了后者。
1982年，张维迎考取本校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经济学界，何教授以善于识人著称，鼓励新思想，不怕离经叛道。当时全国院校经济系讲授的主要内容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何教授却总是一有机会就向学生介绍西方市场经济思想。就是从他身上，张维迎第一次听说现代经济思想并开始思考其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何炼成对张维迎重视有加，所以才推荐他参加1982年的那次数量经济学年会。会后，张维迎的思路更加开阔，对知识的渴求也越发强烈，开始自行组织读书班。
栗树和曾经是班中成员，与张维迎等人一起学习微观经济学并共同探讨。基于对微观经济学透彻的理解和分析，张维迎发现价格理论是这门学科的核心，他以这个核心理论为出发点，来探究经济学更深层次的内涵与价值。
张维迎的思路在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时候特别活跃，他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思考方向也从书本向社会现实转化。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思想都处在似开未开的状态。纵观知识分子地位的起伏历程，这个时期正是知识分子的研究相对比较活跃的阶段。究其原因，应该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展开，知识分子在对社会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也对自身和现实与传统的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实事求是地讲，这种认识应该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张维迎以经济学的供需原理为出发点，发表了文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文中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取决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若有效需求足够，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自然会提升，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行体制的改革。这种有理有据的分析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张维迎的这篇文章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里程碑”，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8月，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出事了！
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的报道，在改革理念还未深入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这正反映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这段豆腐块一样的文字引起了张维迎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把钱当做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他基于经济学思维方式，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经济学上，钱是价值的客观度量，为了创造财富而赚钱是应该的，不该把钱看成是坏东西。他认为一切向钱看是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一个人越能赚钱，说明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这样的论调触动了当时人们的敏感神经，在那个政治大于经济的复杂年代，为钱说话，在一部分人看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我国的国家性质不符。此文被当时某位省领导点名批评，继而引发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强烈声讨。
承受压力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张维迎，他的母校西北大学同样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到自己病床前，无比痛心地说道：“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那样的文章来呢？而且，写那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啊？”
面对病中的处长，张维迎违心道歉，生生咽下了那份巨大的委屈。
身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写了篇题为《张维迎何错之有》的文章，四处投稿却无法发表。于是他写信给张维迎，鼓励这个年轻人不要放弃，告诉他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他会等到对方给他的道歉的。茅于轼回复他说，旧观念是不会给新观念道歉的，只要保守派和改革派产生交锋，新观念、改革派总是会受到批判的。
张维迎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在心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事导致他差点毕不了业，就连身在老家的父母都知晓了此事，伤心至极。张维迎一直都说，他受的委屈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然而这次遭遇也使张维迎下定决心，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承载日益开阔的眼界。
3．双轨制带来的荣耀与争议
1984年，张维迎离开西安，来到北京。
年轻的张维迎兴趣广泛，涉猎价格改革、企业家成长、宏观调控、所有制改革、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领域，任何一种社会现实，对他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乐于思考一切重大问题，而且让他自豪的是，跟同时期的经济学家相比，他的行文逻辑20年未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