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课堂不仅少有迟到早退者，往往是旁听者甚多，每次开课都会看到后来者席地而坐。在张五常看来，推荐教材、板书、讲义这些形式都是限制思维的，所以听他的课从来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张五常认为，上课的重点在于启迪学生思路，完善他们的思考方法，而不在于教授经济学的知识，要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经济学的假设、推理和方法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教育上，张五常主张兴趣是一切的先导，而缺乏兴趣与教师的教授方式沉闷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建议中小学生要在读物和交朋友上扩展自己的视野，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兴趣，到了大学，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选择相关学问有深度的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就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张五常力主教育改革的原因之一。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学术大师，在这一点上，张五常的主张是依照个人天赋勤奋钻研。学术研究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应为了乐趣而思考和深入，不能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功利思想来进行研究。如此坚持下去，即便是平庸之辈也有可能作出不小的贡献。
在态度上，张五常强调一知半解不是学问，要从基础抓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打牢基础才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左右逢源。针对青年学生浮躁的求学心态，张五常开出了药方。浮躁的原因是把学问看得太过容易、操之过急。青年学生要把精力放在重要论著上，再三研读，反复思考和衡量。只要能非常认真地读上几十页的作品，深刻体会其各种层次的含义，浮躁的态度就会得到改正。
关于读书，张五常用自己求学时候睡在图书馆的经历，说明了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重要性和方法。要研读一个小专题，可以集中阅读这个专题方面的所有书籍，但也不必苛求逐字逐句。对于经典之作当然要细细体味，可事实上大部分的书都是毫无创意的，有无皆可，所以要学会甄别优劣。对于老师或同学津津乐道、有口皆碑的书籍，又与自己所学相关，当然不能放过认真品读的机会。总体来讲，张五常的读书方法可以概括为细寻找、勤思考、常对比、成体系。同时，他也鼓励多读自己专业以外感兴趣的书籍，以扩展知识面。
童年的苦难经历，其印象难以磨灭，又加上自己独特的求学经历，面对当前教育制度，张五常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关心之情非常迫切。他曾经说过，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好点，屡遇名师，如果当今中国青年一代能有他的际遇，多半是要优秀于他的。
2000年之后，张五常频繁出现在中国大中学校园，为青年学子传授他的求学、研究法门，受到异常热烈的响应，讲堂爆满，甚至有人在后面呼喊着他的名字，有人曾戏称能达到如此轰动效应的，张五常跟周星驰可有一拼。一时间，张五常被赋予了“明星教授”的光环。
8．数学重要性之争
同弗里德曼一样，张五常也是从事实出发去研究经济学的。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张五常在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之后几乎从来不用数学工具，这一点倒是与科斯很像，科斯的经济研究就是没有数学工具的。
在其演讲或文章中，张五常多次提到数学只是工具，不重要，甚至宣称博弈论的数学研究都是无用的，这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他尤其反对搬一大堆资料数据输进计算机，然后去挑选自己喜欢的结果，张五常还对某些青年学者一开始就以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为出发点进行数学推理的研究方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框架体系，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主要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包括个人、企业和产业的生产收入分配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用国民收入、国民总投资和消费等统计数据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研究领域。
张五常不用数学进行经济研究，有他自己坚持的一套理论。他反对经济学宏微观的划分，认为经济学无非就是两个基本原理，一是自私的假说，即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在有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二是需求定律，即需求曲线毫无例外地向右倾斜。掌握了这两个基本原理，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说，从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现象的功用来讲，数学是多余的。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通常我们遵循两种范式：一种是实证研究，即研究者要亲自收集相关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验证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这种研究主张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材料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之上，进而推出具有同等条件下可验证的一般结论。另一种是规范研究，关于经济目标、经济结果、经济决策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维度进行合意性研究，旨在作出经济判断。
张五常强调他所做的研究是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但是实证并不是说一切从感性出发，而放弃对逻辑的思考和分析。在经济学界，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对数学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一种潮流，在这个潮流之下，张五常却逆流而上，主张回归古典研究方法，这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北京大学的汪丁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对待数学的问题，他引用罗素的看法，作为逻辑的延伸的数学，它能够给我们的各种定理无非就是逻辑上的“永真式”，或者“同义反复”。然而，数学的功能又恰恰在于把同一因果关系的表达式转换为对特定研究者而言更加清晰的表达式，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发现以前看不清楚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借助于以代数结构为对象的数学工具的话，就无法把“知识”划分为毫无差异的一个一个的“知识单位”。对于博弈论，他认为不借助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就无法把握“效率”的真实含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王则柯[ 王则柯，男，1942年出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商务系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偶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表观察结果和提供意见。
]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张五常的批评会给青年学者造成数学无用的错觉，由于其大师光环的感召，这种错觉会蔓延开来。青年学生一旦误入歧途，悔之晚矣，不利于经济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经济学归于两个基本原理的论断，不少学者认为是以偏概全，抹杀了大部分经济学者的研究贡献，是不足取的。在众多批评者当中，要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的夏业良最为激烈，他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反驳，还对张五常的个人行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夏业良在其文章《对“张五常热”的一点冷思考》中表示并不否认张五常在经济学上作出的贡献，但是其为人“无常”，说话常常前后矛盾，并且把张五常归结为“五常”：一是常常夸大其词，二是常常炫耀自己曾与大师为伍，三是常常过于自信，四是常常突出自己鹤立鸡群，五是常常以自己预测准确而自豪。以“五常”为基础，夏业良对张五常进行了言辞犀利的批评。
对于不同的声音，张五常不以为意，既不理会，也不回应。张五常说，《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他的内容，他都未给予回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者的文章早已被遗忘了。
他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批评或回应的人。他还告诉青年学子，自己的理论不要求被认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他的思路去想，如果不喜欢他的思路，完全可以不看他的文章。
虽然这场争论现在已经告一段落，然而争论的焦点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反思，当今大学以及科研院所以数学为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模式是否触到了经济学的本质，古典的以解释经济现象为主要抓手的经济学研究日后能否占据主流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张五常的研究“偏见”无疑带我们踏上了经济学研究模式的探究之路。
9．货币之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步伐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通货膨胀不断蔓延，粮食价格不断攀升，人民生活日益艰难。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货币的供给是由中央根据计划需求决定的，而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系逐步解体，原有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又加上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双轨经济，通货膨胀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讲有其必然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93年春季，通胀进一步恶化，人民币兑外汇币值猛跌。如何通过货币政策的改革稳定物价，成为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通胀问题上，张五常认为适度通胀会提高农民的实质收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农民有住房和食品方面的优势，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正好发挥了这一优势，但这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他还强调由于特殊的国情背景，中国对通胀的容忍度要高于美国。
1993年，朱镕基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推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避开一个个激流险滩，并于1997年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狂袭，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中国经济趋于平稳。
张五常认为，朱镕基总理的调控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成功运用了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政策。
这里所谓的货币之锚，也就是货币的本位，即发行依据。传统的货币是以金银为本位进行供应发行的，二战以后，由于美国持有世界上大量的黄金储备，美元稳定强势，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兑关联。这个规定由于金本位对美元的约束，是相对稳定的，对战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之后由于美元的过量发行不足以维持原有的黄金储备比例，美元事实上脱离了金本位的约束。
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在没有黄金作为约束的货币制度下，货币可以没有固定之锚，而是用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达到经济调控指标，如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然而这些经济指标是难以度量和控制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国的金融危机，都与滥发货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是以美元为锚，同时实行外汇管制的货币政策。其实，国内和国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选择了以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依据，一头直接挂着一篮子物品，另外一头挂着美元。按照张五常的理论，用“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之锚，如果这一政策贯彻如一的话，即使外汇管制解除，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大大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