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实行两种价格，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内部价格。从而催生大批倒爷，把体制内的产品倒腾到市场上出售，赚取差价。1985年，在倒爷的折腾下，经济秩序混乱。长春的君子兰被炒到60万一株，海南走私倒卖汽车上万辆之多，福建农村还出现震惊一时的假药案。
稳定市场秩序，并不在于抓几个倒爷，也不是废除“价格双轨制”那么简单。关键的问题是，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价格双轨制”本身意味着对计划经济的摒弃，如若对之进行调控，是否会因政府过度干预而有违市场经济的初衷，倒退回计划经济？这令吴敬琏等人苦思冥想，莫衷一是。此时，那些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也趁机发难，形势异常严峻。
毋庸置疑，改革是一个无数次优化选择的过程。如果说“商品经济”提法的确定是岔道口前的一次折中选择，那么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还远未画上句号，未来吴敬琏等人还将面对一次又一次艰难抉择，而这一次只是刚刚开始。
吴敬琏主张政府适当调控，以抑制通货膨胀。吴敬琏认为，调控与否并不是区分经济制度的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是否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在此前提下所进行的调整都是政府的职责，并不会引起经济制度的退步。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均会损害社会各方利益，可能招致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支持吴敬琏的人与厉以宁的支持者展开激烈争论，但双方各执一词，僵持许久，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秋天，论战还没有结果，但形势已不能再拖。9月的一天，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连同许多世界知名经济学者，一起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举行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下药。
此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从保存至今的会议记录资料来看，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有必要采取从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会后不久，决策层决定实施宏观调控，为吴、厉的调控之争画上句号。在接下来关于改革主线的争论中，吴敬琏与厉以宁再次相遇。
中国经济学界，厉以宁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素有“历股份”之称。在他看来，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应坚持以企业制度改革为主线，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故又被称为“企业主体改革派”。吴敬琏并不认同“企业中心论”。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靠“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会造成诸多短板，必将拖慢整体改革进程，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全局思考，整体推进。厉以宁称吴敬琏是“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更愿以“整体协调改革派”自称。
今天看来，两种声音的背后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路的交锋。但改革激流暗涌，时局瞬息万变，日后无论“企业主体”还是“全面推进”，均没有得到彻底的弃置，也未得到根本的推行。两种思路随局势反复，较量多年都没有分出高下。而理论界之外，改革实践在不断变化的步伐中摸索出了契合的节奏。
回到1985年，围绕改革总体思路，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孰优孰劣，一时难以分辨。不过，论战的双方却因为闹出很大动静，反而互相成就了对方，渐渐在经济界之外建立起各自的名声。
4．市场经济的旗手
时局如棋，变幻莫测，谁也不会想到，刚敲定的中央经济政策会在春夏之交突然转向。
1986年3月，中央突然改变政策，放弃执行半年的宏观调控，接连颁布宽松的经济政策，并开始大规模放贷。数月后，已被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突然弃用，改革的主线转向企业。
这种转变大大超出吴敬琏的预料。作为主张宏观调控的“整体协调改革派”，他感到无所适从，并隐约预感到一丝不祥。
果然，随着政策的宽松，“一放就乱”的毛病再次发作。银行大肆放贷，货币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固定投资比暴涨；与此同时，物价大幅攀升，刚抑制下去的通货膨胀又露出苗头；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的“价格双轨制”催生大批“官倒”，诱发省际原料大战。因为承包国企，辽宁本溪一个叫关广梅的女性引发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紧张危急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期间，吴敬琏、马洪等人多次警告，呼吁进行宏观调控，但并未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观点也未得到领导层采纳。到1988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这年5月，决策层突然决定进行“价格闯关”，试图在短期内理顺价格体系 [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此举招致薛暮桥、马国光和吴敬琏等人反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局势下，不应急于“闯关”，而应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这个建议是富于理性且极其合理的。任何时候，在整体环境未加改善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改革只会把经济推入更加混乱无序的状态，即便最后改革成功，也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价格错乱带来的经济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等到整体环境修复再推行新的价格制度，势必造成更大的损失。权衡再三，决策层最终于8月在未设任何防范预案的情况下，正式对外公布“闯关”政策。
吴敬琏等人的担心很快变成现实。政策发布后，引发全国恐慌，各地出现抢购潮。当时的报纸写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甚至连滞销产品大家也不放过，而这进一步催高了物价。到秋天，抢购风潮和物价暴涨已把中国拖入泥潭。经济失控、政策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沮丧颓废的气息，令人紧张不安。
接下来的1989年，受“闯关”失利影响，政策一律从紧。银根紧缩，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迅速上升。萧条冷清的气氛中，关于改革路线的争论再次被搬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
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称：“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这实际上是把造成困顿局面的原因指向市场经济，大胆提出“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的对象。
11月的第一个周末，吴敬琏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他一迈入会场，主张计划经济的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许毅就开始演讲。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归根结底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吴敬琏接过话头，针锋相对地也讲了一个多小时。吴敬琏对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条分缕析，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市场经济本身无错。
那天上午，吴敬琏和许毅争论不休，直到会议结束，只有他两人发言，谁也没说服谁。然而，全国范围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与日俱增，并于1990年初达到顶峰。一篇文章用不容乐观的语气写道：“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从前一年受打压开始，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这是吴敬琏所不愿看到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令人感到紧张不安。春天，吴敬琏去英国访问。归途中看到“苏联剧变”后衰败的景象，对计划经济又产生新的认识。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
会议开始后，“计划派”打头阵。他们认为改革出问题，是因为有方向性错误，应该以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是喧宾夺主、南辕北辙。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遇挫的原因不是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而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不妥，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这是吴敬琏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倡导市场经济，他的讲话引起反对者不满，被打断多次，但最终坚持讲完。
会后不久，便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绰号“吴市场”。
理论上的纷争难较高下，反而是现实给出了答案。1990年9月，吴敬琏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随后一路南下，到浙江、广东和海南。看到乡镇企业在懵懂中绽放的活力，吴敬琏越走越有信心，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经济形势会很快好转。
事实证明吴敬琏的判断是正确的。接下来的1991年，政治气候悄然转暖。2月和3月间，《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为“皇甫平”[ 皇甫平，取义“来自黄浦江的评论”。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解放日报》记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呼吁深化改革开放，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
]的系列文章，探讨路线问题。其中《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写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实际上出自邓小平春节期间在上海的谈话。
吴敬琏似乎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变化。5月初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自信地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接下来，他投入到既紧张又兴奋的理论研究中，相继发表和出版《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理论在政经两界引起巨大反响。
随后发生的事情将吴敬琏推到舞台中央。1992年春，87岁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一路发表许多关于改革的讲话，掀起思想解放的新高潮[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有6点：1.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 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3. 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6. 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此时，吴敬琏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其中再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五万册迅速脱销。由此，吴敬琏的观点传遍天下，“吴市场”之名众人皆知，由“贬”转“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