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在交通运输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给出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无疑是有着长远考虑的。在那个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年代，提出了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更显得难能可贵。在解决我国农业自1985年以后出现的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以说，陈锡文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建议是站在一个对日后农村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角度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在上个世纪末的农村颇为流行，就是回到现在来讲，这个思想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解决一个地区的贫困问题，首先要从这个地区的交通入手，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仅在余粮利用方面，陈锡文还深入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出现缓慢势头的原因。农村经济在改革初期高速增长以后为什么会出现放慢的态势？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是改革初期那种由于“饥饿”而产生的激情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改革的爆发力已经耗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其实也正说明了我国农村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国，农业问题其实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陈锡文认为，放缓是因为体制的创新在完成了“包干到户”的改革以后就停滞不前了。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改革确实极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村经营模式不仅在对市场的适应上显得力不从心，其风险抵御能力也是比较低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进行更为专业的农业分工。这种合作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种组织规模的最优选择，而政社合一的村委会体制抑制了农民自愿发展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客观需求，同时也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造成了障碍。
另外，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缺少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影响因素。
对于如何突破这些发展瓶颈，陈锡文认为一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农村公共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另外还要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帮助农村发展。这些主张由于种种原因和各方面的考虑，实施力度和效果都远远不够，我国农村自第一波的承包改革之后，依然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不过，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了部分富裕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了特定历史阶段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这些乡镇企业，陈锡文也作了详细的考察。
4．关心乡镇企业发展
1984年，中央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表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这一政策上的支持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跃跃欲试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片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
在农村与城市二元格局的体制约束下，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直接从事农业劳作的人数需求量在不断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富余的农村劳动人口，而这部分人口的去向就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对转移这部分人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陈锡文把这个问题放在国家工业化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了研究。
陈锡文认为，由于我们长期对苏联工业发展模式的崇拜，导致了一种定型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在国家工业化过程当中，对城市工业化吸纳劳动力的水平估计过高，从而忽视了农村工业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巨大促进作用。
我国乡镇企业的自发形成以及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让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的降低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特殊道路。从这个角度讲，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同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乡镇企业中工业比重很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城市的工业化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对于这种状况，陈锡文建议要尽快确定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使乡镇企业逐步边缘化，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失衡。
工业发展需要技术和资金支撑，这些对于处于劣势地位的乡镇企业来讲，是两个不小的发展瓶颈。所以陈锡文主张这些企业不能盲目模仿大型工业企业，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与那些优势明显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好产业分工，找准自己的定位，先从一些低技术和小规模的工业做起，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这样的分工也有利于整个国民工业体系的良性发展，避免了过度竞争，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上也是非常有益的。
针对当时乡镇企业经营的盲目性，陈锡文也提出了进行调节和管理的建议。他认为乡镇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产品质量低下、产销不对路和财务混乱等方面的问题。另外，还要完善管理体制，避免投机倒把的机会主义分子出现和贪污行为发生。在那个政府干预处于主导地位的年代，陈锡文提出的措施为日后的市场化企业发展提供了管理基础。同时，通过乡镇企业的过渡式的练兵，也为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
陈锡文在对乡镇企业的调查中还发现，制约这类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的短缺。在我国对信贷管理非常严格的现实环境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他提出企业要自力更生，通过自身的发展去达到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建议改革乡镇企业的信贷资金管理，让这一部分从银行中分离出来独立运行，建立成为一套专门针对于乡镇企业和广大中小企业的银行体制，为乡镇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对私有经济地位的确认，许多乡镇企业经过整改变成了私有企业，继续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任。还有一部分没有改制的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方面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当前乡镇企业以及中小型私有企业发展所遇到的重要瓶颈之一仍然是融资困难，这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都会成为制约其发展壮大的重要羁绊。
陈锡文当年对于乡镇企业融资方面的提议，对形势越来越明朗的市场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同时，这也对我们的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如何为这部分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牵涉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这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5．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都是支援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资源渠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逐步产生了基于农村的私有经济，但国家并没有给予太多实质性援助，尤其是金融方面的支持更是少得可怜。
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至今都没有根本解决的问题。上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在原来乡镇企业模式的启发之下，搞起了根植于农村的私有企业，而这类企业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每个企业都问题重重，难以成长。这当然和农民本身的知识局限、家族经营模式的羁绊等因素有关，但国家金融体制长期以来侧重支持城市发展的政策失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私有经济的优势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就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考虑，这个时候，业界以及社会对金融政策向农村倾斜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起到作用的。金融信贷之所以长期以来都没有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有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当中的政治边缘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更是如鱼得水。而处于农村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是另一番融资景象。由于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银行贷款对这些企业来说是非常难走的融资之路。有些企业只好通过向亲戚朋友借款进行融资，但是这种融资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助长了“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或资金存储、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地下钱庄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所以其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
]和“高利贷”的滋生，给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近几年来，金融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这种金融体制下的劣势在私营经济，尤其是农民经营的企业中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对于这一问题，不少学者都有过研究，并且提出了建议。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修改准入制度，让原来的一些“地下钱庄”和“高利贷”合法化，让市场去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管制之下，是不允许私人成立银行组织进行存贷业务的，这一行政性的金融垄断为众多市场派经济学者所诟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陈锡文认为，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过分市场化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没有了政府的干预和责任，任何地方的农村金融都搞不好，还可能因此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陈锡文认为，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银行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是要追求利润的，政府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强制分派任务，如果想让其在信贷方面侧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给银行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其对农村进行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一个是要加强银行自身的改革进程，因为目前的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的实际需求，所以应该在人员、机构以及制度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最后，就是银行贷款中所涉及的“抵押”问题，有些学者主张用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权作为抵押，陈锡文认为这个做法需谨慎，因为在政策上这两样东西是不允许进行抵押的——农村土地在法律上还是集体所有——即使用做了抵押，一旦出现还贷危机，银行对于这种抵押品也没有最终的处置权。
综合这三个原因，陈锡文建议我们要结合国情，逐步建立一个适用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金融系统。
可见，农村的金融改革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个能一锤定音的问题，而必须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逐步解决。而这一过程又必然会伴随大量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为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出口，而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市场主体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如何进一步转移出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就成了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经济话题。
6．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统筹发展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民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本身，更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大局。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农村发展构想，中央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列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这一目标一经提出，各地就积极响应。但是陈锡文发现，各地在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并不是全部都理解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怎样才能搞好新农村建设，少数地方甚至片面理解成了新农村建设就是新村庄建设，大量拆除农民原有的住房进行统一规划，让农民集中搬入楼房。
陈锡文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我们所谓的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的改革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推进，而绝对不是简单的村容村貌的整治。
具体来讲，新农村建设应该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两个软指标上入手，而不是片面地强调硬件的改善。如果软件跟不上，就是修了再多的路，盖了再多的楼房，也不能称之为新农村建设。对于这一点，他还特别对农民住楼房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