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对于邓小平本人来说，也是一段极其痛苦的人生经历。然而，伟人与常人不同的根本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走出困境，把握未来，把坏事变为好事，走向人生新的辉煌。
十年“文革”，使邓小平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和摧残，但也为他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怎样看待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就“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意见。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指出：“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在谈到如何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98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就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1982年9月30日，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邓小平在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指出：“实际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务院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十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
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客人提出让邓小平谈谈个人的经历。邓小平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1984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独家电视采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自己的遭遇，邓小平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同年12月14日，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方面是后退状态。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87年4月26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从邓小平这些鞭辟入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这场噩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它又为历史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历史不堪重负，人民开始觉醒。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必将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时代必将会推出她新的代表人物。
这个新的道路就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新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