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沿途“到处点火”。这把“火”，是启迪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实事求是、开拓前进之火，是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之火。这把“火”，集中反映了历史转折前夜邓小平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
9月13日清晨，邓小平与随行的彭冲、黄华等人到达辽宁省的重工业城市本溪。稍事休息，即与辽宁省和本溪市的领导同志座谈。在谈到本溪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到发达的国家去看看。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还有罪嘛！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短短几句话，便道出了过去实行封闭僵化政策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危害，揭示了我们与外部精彩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的巨大差距。
9月14日，邓小平又赶赴黑龙江，视察大庆油田，深入广大石油工人中间，详细了解大庆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第二天，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邓小平这些关于改革现有体制的思想，在不久后他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有了更加全面的阐述和发展。
“北方谈话”中讲得最多、分量最重的是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在这次谈话中，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但核心是冲破禁区，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天天在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邓小平提出，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他说：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告诫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题，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9月17日，在沈阳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再次谈了以上内容，并强调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同日，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汇报工作时，针对全国性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取得了相当大成就的基本事实，邓小平指出：运动不能总这样搞下去，不能只搞运动。他提出，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这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了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问题。在这次“北方谈话”后十多天，邓小平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9月18日，邓小平视察鞍山钢铁公司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9月20日，在视察天津期间，听取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各地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在这次讲话中，他反复强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革命，不要改良。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实际上是向地方和基层下达了改革的动员令。
历史性的“北方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已经包含了改革开放许多新理论、新政策的出台。在当时中国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北方谈话”无疑起了为新时期的到来进行全面思想动员的作用，对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为形成“南方谈话”这个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而提供了前提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1978年邓小平的北方之行和“北方谈话”，则是不久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宣言书”的试演和先声。
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在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同时，邓小平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问题，也就是尽快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结束徘徊的局面，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问题。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他说，1978年我从朝鲜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了思想路线问题。
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以大战略家的睿智和敏锐，抓住并推进了这个转移。
在1978年视察东北时，邓小平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一些谈话中，他就有了这样的思想。
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军区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就明确地提出，有些单位“揭批查”运动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转入正常工作。他还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点的“火”，烧向了“两个凡是”，点燃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
广州之火，点于1977年底。为筹备这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军委主要领导人先在这里研究了会议的文件。邓小平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做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指出，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地讲，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成都之火，点于1978年2月。在出访尼泊尔之前，邓小平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2月1日，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改革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任务。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回顾说：“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的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从东北等地返京后，10月3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准备在工会九大的致词问题。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
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工会九大开幕式上致词。他在讲话中指出：“很明显，……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工作重点转移的提法，但是，很明显，邓小平讲的“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指工作重点转移。
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已经形成，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当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就比较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邓小平的主张很快在全党上下得到积极响应。11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在省内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中心任务，这要求全党为这个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做好一切准备。
事实上，我们党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领导干部都明白。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这一指示，充分说明党中央已经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并要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随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积极探索，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8年1月，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里所说的“技术革命”，主要是指经济建设。
然而，也就在此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并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果使经济建设工作一再受到干扰和冲击。1975年，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试图使经济建设尽可能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的一部分。可惜，这种想法依然为毛泽东所不容，邓小平再度被赶下台。
历史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提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而在于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怎样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事实上，分歧恰恰出现在这里：对于是否应该转移的问题，党内意见是比较一致的；而在如何转移的问题上，党内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1978年底的中国，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启迪，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照过去方针办”已不能解决现实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工作重点转移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随着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邓小平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97年9月12日，在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讲话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场面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为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同时又宣布了临开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列为会议的中心思想。三个议题的内容限于经济工作范围内，而会议的中心思想显然已突破了议题的范围。因为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要解决政治思想路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