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12月1日，邓小平会同李先念，与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李德生、任仲夷、万里等九人谈话。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
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现在确有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看安定不安定。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极为不利。过去的问题过去了。为什么有精力不考虑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我同日本公明党说，向后看也是为了向前看。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告诉大家，中央已确定政治局成员“只上不下”的原则。
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没有对国内外大局的战略把握，没有一个大政治家的魄力和勇气，也就没有这些指导这次会议、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确实面临着不少事关重大且又不能不给以科学回答的问题。突出的有：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怎样对待它的社会作用和影响；真理标准讨论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如何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的关系；怎样才能保持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团结，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由于邓小平在党中央领导层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为中央工作会议作总结讲话的任务也就自然地应由他来承担。因为会议过程中与原来议题发生了改变，所以，邓小平讲话的准备也几经反复，会议召开前至会议前期准备的一个讲话稿，因为会议议题的改变而不再适用，邓小平又亲自组织对讲话稿进行了重大修改。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谈讲话稿的问题。谈话过程中，他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定的一个提纲，并对提纲所列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说明。这个弥足珍贵的提纲，1997年由当时参与讲话起草工作的于光远提供，影印刊载于《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4期。邓小平手拟的提纲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强调：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的必要。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
提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提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以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
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
七、新的问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
后来邓小平在正式的讲话中将七个问题归纳为四个问题。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开创新时代的宣言书。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号召，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
首先，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在分析了产生思想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后，他进一步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这里，邓小平已不是一般地谈论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而是把解放思想同当前的政治任务，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从而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做一切工作应当遵循的指导方针。
其次，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途径。
再次，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顺利转移。
最后，讲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再次提出要对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善于学习和采用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
“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
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些论述，正是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对与会同志在讨论中提出的正确意见作了肯定和总结，而且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和原则，这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做了充分准备，成为会议的主题报告。
历史选择从这里作出，新时期从这里开始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全会进展得非常顺利。
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5天。
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对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必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及时地、果断地停止了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在深入讨论加快农业发展的问题时，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决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曾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很大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考虑应该怎么办。但1977、1978两年又出现了徘徊，这两年基本上是“左”的思想作指导。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为什么新时期从这次全会开始，而不是从别的历史事件比如说从粉碎“四人帮”为开端呢？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从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契机。然而，华国锋却没有抓住这个契机，他坚持过去“左”的指导方针，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使中国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但是，十一大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是坚持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因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历史要求于我们党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契机，我们党才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时期的伟大开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2月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肯定了这一点。全会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全会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从而将我们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胜利完成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正确地把握了时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使被“左”倾错误耽误了二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恢复了生机，为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要从中央贯彻到各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从而使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有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是最重要的成果。
新时期从这里开始，是因为这次全会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新时期从这里开始，是因为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要的机构和人事变动，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为主要成员的党的第二代坚强有力、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从这次全会起，面对着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新的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新的艰巨的历史使命，背负起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希望，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革命，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革命，新的道路，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