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
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他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克服思想理论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负责人和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及部队的共320多人参加的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意见，讨论和研究了加强党对思想、文艺战线领导的问题。会议对前一段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开展了批评，强调要加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恰当的必要的斗争。
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长篇讲话，对以《苦恋》为“典型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批评。胡乔木说：“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无论是在《苦恋》还是在《太阳和人》中，作者和编导都采用对比的手法，极力向人们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党和人民并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看不见一点光明，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发展方向。”
根据座谈会的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署名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对《苦恋》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批评。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不久，《苦恋》的作者白桦作了公开的检讨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以后，理论、宣传、文艺和出版等部门抓住“白桦风波”，对各自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理了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加强思想领导的措施。
经过一系列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蔓延基本上得到了制止，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也得到了加强，这对正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结束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历史经验，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用了一年多时间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数量不多，而关于历史问题重要决议，并且产生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决议，迄今为止，只有如下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两个决议间隔近四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历史沉淀，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
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主持、任弼时具体负责组织下起草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是在邓小平等主持下起草的。
两个决议的起草、修改直至定稿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解决了自己面临的历史难题，从而把党和人民引向未来。
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评价毛泽东：“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关于评价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评价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很明显，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一个比一个全面、准确。笔者之所以大段地摘引这两个著名决议中的字句，在于使我们通过比较，看到这两个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科学性，了解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怎样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那么，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学习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是极为有益的。
应该说，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中国之行，决非偶然，她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确实捕捉到了发生在当年中共中央决定科学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信息。而邓小平与她的长谈，也决非是他的应急之作，确确实实是他几个月来在领导起草决议工作中，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周密思考的结果。
1980年初，由胡乔木负责的决议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决议”提纲。邓小平看后，觉得提纲铺得太宽，认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述，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写好决议是本年中的两件大事之一。
于是，3月19日，他找来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邓小平提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他加重语气地说：“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在座的其他人都清楚，对毛泽东主席怎样评价，对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和发展，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977年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就涉及了。因为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而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为我党历史上这起最大的冤案昭雪。决定传达下去后，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有的人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很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的思想。
邓小平和其他在座的人都意识到：对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可见，准确地拿出一个举足轻重的“说法”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
但是，即使再困难，也要去做。这就需要有个决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使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向前看。那么，“决议”怎样写毛泽东思想呢？
邓小平显然已经深思熟虑。他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他把目光从在座同志的脸上移开，平视着窗外，从面部表情看，思绪回到了过去：“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
对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邓小平并不陌生。那么，现在要做的这个决议，显然要在前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基础上有发展。他说：“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一口气地说着，看到对面几个人都在紧张地做记录，他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下去：“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随后，邓小平又简要地讲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的党的历史，讲了毛泽东在其中的正确指导。
4月1日上午，邓小平又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自己对修改后的“历史问题决议”提纲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