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总结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的历史时尖锐指出：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之初，因为“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1977年和1978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中国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说明，正是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才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在这20年中，世界的发展突飞猛进，而我们却耽误了20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最要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问题。1978年9月，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这些论断为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是一再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他在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地讲：“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此时，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人民的主要任务、中心任务的论述，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相联系的，并且把它放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特定的概念之中。这里邓小平揭示出了中心任务与主要矛盾的内在联系。他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所作的科学总结。1980年初，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完成中心任务的更深层意义在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讲：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从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大起，我们党和国家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后，开始进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改革开放也全面展开。
随着实践的前进，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就是：把党和国家、人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心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的表述，进一步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84年6月，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著名谈话中说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85年4月15日，他会见外宾时又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看做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10月23日，他又讲：“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从上述邓小平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把我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实现四化目标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联系来说明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到了1987年，邓小平对建国后，特别是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的历史经验，作了更加集中高度的概括。他讲：“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这篇谈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更加尖锐的程度。他说：“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谈话中，又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相联系，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认识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理解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含有这样几方面的意思：
第一，坚持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解决国内国际各种复杂矛盾的基础。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制度是否稳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只有不懈地努力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坚持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邓小平多次讲，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里讲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社会主义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能够创造比旧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也要看到这是一个发展过程，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不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第四，坚持发展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理想，是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它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农业被纳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压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此，原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王昌太说：“并不是中国农民不勤劳，生产不出来粮食。也不是中国农民没有创造性，找不到多生产粮食的道路，不是这个问题。”根本问题在“解放以后的30多年间有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第一个禁区就是一个包字，一讲到包字，那就害怕，包字就是跟社会主义相对抗的资本主义道路，包字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另一个禁区，就是所有制，所有制一大二公，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实际上，中国高层、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按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由此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全会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提出了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但是，虽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并不是说通过这次会议改革开放的问题就解决得很透彻了。
尤其是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写明“不许搞包产到户”。
这个问题是以后才逐步突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先搞起来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
总之，问题的核心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生产责任制。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带有巧合的色彩。就在中国高层酝酿改革的同时，下层已开始悄悄行动。
1978年秋，安徽省发生了100多年来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许多地区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受灾面积达到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干裂，秋种无法进行。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麦种菜，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
在借地的基础上，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闯开禁区，搞了包产到户。
1978年底，山南1006个生产队有77.3%的队实行包产到户。
肥西山南包产到户，既不合党的决议，也不合宪法。但农业生产却呈现好形势，麦子长得很好。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看后，表扬了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干吧。
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情况，触及了很多人的神经，也引来了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层中的争论。对于信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人来说，“包干”这一举动，无异于掀起了一场滔天的巨浪，暴露了所谓资本主义苗头在农村再度抬头，因而提出了不少的指责。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讨论，两种不同意见非常尖锐，产生了“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当时，万里等人还是少数，而大部分人则在观望。面对重重阻力，万里慨然表示：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专门找陈云商量，说我那里已经搞起来了，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以后，万里又同邓小平讲，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完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
就在肥西包产到户的同时，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副队长严宏昌的带动下，冒着挨批、挨斗、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他们立下字据：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8户21个在场的人含着眼泪在契约上摁上了手印。“契约”翻开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农业生产体制开始形成。
1979年夏天，万里专程来到凤阳。此时，小岗人分田之事已惊动县上。万里来后，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万里汇报县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谈到小岗生产队暗地包干到户。万里问，包干到户怎么样？陈庭元说，到户当然好了，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搞到12万斤。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嘛！翻不了天，就让它干去了。
至此，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总算有了肯定。但当时的县里还是规定，只能小岗生产队干，别的队无论如何不能干。虽然县里有规定，但就在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所在的梨园公社还是都搞了包干到户。
包干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新体制，在广大农民的推动下终于走上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步履艰难，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实行。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它毕竟是离经叛道的，因而必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农村改革步履艰难。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并特此开辟专栏讨论“大包干”的做法，随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继续维持原来的农业生产体制，还是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3月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一位叫张浩的基层干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信中认为：“作业组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像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是有点像一级核算单位了。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肯定，不能随便变更。”《人民日报》还特地加了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