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对这种高度集权式的体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事实上，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已觉察到这一体制的内在弊端，开始考虑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1955年11月16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说：“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他认为：“层层负责有好处，但要避免形成无数个独立王国。”1956年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主张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其在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开了尝试改革我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先河。这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等都对解决经济体制问题作过很多论述。例如，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概括和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格局。党中央还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五人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可惜的是，由于受到1957年“反右”，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这次以改革高度集权式管理体制为初衷的尝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分级管理、逐步下放，变成了在限期内将许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和经济管理权力大规模地、不适当地下放到省、市、区，直到基层人民公社一级。结果导致了经济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的局面，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又大规模地回收权力。此后，虽然国家又对经济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的尝试，但都是在“放权”与“收权”的范围内打圈子，要么由中央管，要么由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最终形成了一种“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恶性循环，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体制的内在弊端没有消除，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到限制。固然，这主要是指导思想而不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过错，但这也清楚地表明，必须对这种高度集权式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彻底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企业整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企业在责任制等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整顿。这年5月21日，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问题座谈会文件时，邓小平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那时，邓小平就想从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责任制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但是，由于全面整顿的中止，这种尝试也停止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问题才又重新被提了出来。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前，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应该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组织。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在提交给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对经济战线提出了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要求，其中第二个转变，就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对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关于改革的主要目标，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认为，首先必须改革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计划是龙头，它不改革，别的体制就不好改。现在的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吃“大锅饭”。管理体制也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改革究竟从何处着手呢？许多同志提出，首先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苦得很，“婆婆”多，负担太重，精力分散，权力太小，办事困难。尤其是经济权力太小，搞个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得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怎么能有积极性呢？应当按照改革的精神，尽快下放经济管理权，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体制改革的关键。
还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一方面是计划管得过细、统得过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必须注意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该放的放，该管的要管住。计划管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
有的同志建议：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即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且关心企业的积累，关心企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使各省、市、区都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讲话和谈话中，比较详细地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他认为，首先，必须发扬经济民主，扩大地方和基层经济单位的自主权。应该有计划地大胆地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以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即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其次，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职责分明，赏罚分明，以便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做到权力到人，各司其职；二是关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用人的主要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三是严格考核，根据工作成绩实行赏罚升降，而且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再次，必须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既向懂行的人学习，也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这方面，可以先从局部做起，逐步推开。上级领导部门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试验。邓小平强调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工作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工作。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这些建议和设想，成为我们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改革的精神，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作了原则规定。会议确定：鉴于最近几年来，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的活力，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对行政机构要实行精简，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会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织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专门调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负责提出有关改革的方案。这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为内容，逐步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在此之前，作为城市经济改革先行者的四川省，早在1978年10月，就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个企业进行了试点。试点从发动群众讨论增产节约计划入手，确定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企业可提取一些利润留成，职工个人可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做法，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仅一个季度就收到较好的效果。
1978年底，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总结了6个试点企业的经验，经过反复酝酿，制定了责、权、利相结合的14条试点办法，除明确规定企业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外，还正式提出，企业享有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承接来料加工，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实行利润留成和提取企业基金，不需要上级批准，可以提拔中层干部，可以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等方面的权力。
四川省对企业采取这些放权让利的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改掉“一个哨子”（指克服农业生产经营权集中到生产队长、农户无权的情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应先行解开“一条绳子”（指解开捆绑企业手脚的绳索），让企业有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此，在经济领域必须冲破“凡是论”的观点，即“凡是过去形成的体制都不能动，凡是延续多年的运行机制都照搬”，改变企业“怕活不怕死”，对商品烦多（仓库不足，不知往哪里销售）不烦少（发票证，手到擒来）的现象，放开手脚搞改革。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该省到1979年8月，迅速将扩权试点企业发展到100个，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这100个试点企业的考察，1979年头八个月的产值和实现利润，分别比1978年同期增长了14.1%和21.8%。同全省其他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长幅度更是高出39.3%和一倍以上。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加，也都比一般企业好。
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京、津、沪3市的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在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的试点。《通知》提出，改革企业管理，首先必须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主管部门要在当年内对企业实行“五定”，即把产品方向、生产规模、燃料动力和主要原材料来源以及协作关系尽快定下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要由企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安排等，共11项规定。通过试点，对于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些先进单位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和部门管辖的企业，也依照8个试点企业和四川省的经验，自定办法进行试点。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各地的试点工作，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又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方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
这些措施，对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个；到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这6600个大中型试点企业，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通过扩权试点，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企业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利润也大幅度增加。如广州市试行扩大自主权的34个企业，1980年1月至5月，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7%，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1.9%。吉林市在实行新的财政包干制和扩大了某些企业的自主权后，1980年1月至5月，市一级工业企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2.1%，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随着企业有了部分产品的销售权，市场调节作用开始得到发挥。1980年以后，由于破除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老框框，允许企业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出售，使城乡经济更加活跃。
在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开始了商业流通体制、外贸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等方面体制改革的试点和尝试，并选择一些中小城市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验。这些试验和尝试，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随着农村改革获得成功，城市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改革试验取得良好效果，特别是随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邓小平在党内的决策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从党的十二大起，中国的改革开始了向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转移。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年3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第六次来华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
会见进行了80分钟，邓小平同二阶堂进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对客人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