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铁瑛信心十足。省长李丰平接着说：“1980年浙江人均三百三十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六百六十美元，到2000年达到一千三百多美元，努力努力，我们争取翻三番。”
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当时的主要汇报人铁瑛对那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他来么，一是好多年没到杭州来过年，一个是在这儿过年。另外主要就是在这里研究一下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达到翻两番，怎么样个翻法。他说，我在苏州，苏州的同志、江苏的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下，说他们算了算，达到四百五十美元。我们说可以翻，不但可以翻两番，而且还可以……当时没敢多说，至少可以翻两番半。他听了后很高兴，而且他讲，江苏、浙江恐怕是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要多翻一点。因为什么呢？宁夏、青海、甘肃这些地方比较后进，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他们怎么办？意思是达不到。他就让我们要多翻一点，这样可以拉到翻两番，全国翻两番。”
这一年春节，邓小平在杭州过得十分开心。在返京的列车上，当有人问他此次南行的感想时，一向话不多的邓小平只说了6个字：“到处喜气洋洋。”
回京之后，3月2日，邓小平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以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一条不漏地介绍了苏州农村出现的六大变化。他充满信心地宣布：“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他要求：“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落到实处。”
从建国起用大约100年时间，分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制定出20世纪末的“小康”目标之后，邓小平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几十年后发展方向进行更长远的设计。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关于经济调整的会议上提出，在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小康水平以后，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他不止一次地讲过：即使实现了“小康”目标，我国的经济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小康目标只是中国现代化的最低目标，真正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和奋斗。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和小康战略的逐步落实，使邓小平对21世纪中国发展目标的预测一步步更明晰起来。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道：在20世纪末翻两番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意思，邓小平在同年10月6日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等很多重要场合都讲过。可见，邓小平把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时间由20世纪末延伸到21世纪中叶，并把目标定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他对中顾委的老同志们深情地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4年，中央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邓小平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内外部条件及政策保证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翻两番可以实现，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就摆脱了贫困”，就会为实现21世纪的发展目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真正的雄心壮志。他还说：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就会有大变化，就会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到21世纪四千美元的计划实现以后，“我国人民就可以有一个中等生活水平”。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但是到1987年，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了一个并非引人注目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调整，即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一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谈道：在20世纪末有了总产值一万亿美元这个基础，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就中国内政外交等诸多问题发表了内容极为广泛的谈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他说：“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人均四千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六万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并在时间上和程序上正式确定为“五十年”和“中等发达”，这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中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以上，邓小平着重论述的，还只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后两步，即从实现“小康”到达到中等发达的两大目标。这是整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主要部分。关于第一步目标，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曾经有着这样的表述：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实际上是把小康战略在步骤上分解为两步，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较明确的谈话大致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是在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成就的概括基础上产生的，是对小康步骤的细化。他在1987年4月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正是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比较完整地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的宏伟蓝图。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半年后，党的十三大以政治报告的形式，把从建国起用大约100年时间，分三步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和步骤，明确规定下来。江泽民在评价这个发展战略时，也指出：这个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李鹏在谈到邓小平设计的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时说：“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按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这样就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有强大的凝聚力，有具体实现的目标，也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就是在中国即将完成第八个五年计划，要实现‘九五’，到‘九五’要基本实现小康。当然，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还有八千万左右的人民还没有脱贫。但是从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我们经过努力，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全国基本上达到‘小康’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小平同志提出的这样一个三步走的战略方针，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高瞻远瞩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也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十多年来邓小平多次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他为当代中国逐步摆脱贫穷所设计的一个战略步骤。
1992年春在南方视察时，他再次强调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性：“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部分先富”政策是新时期调动人民劳动生产积极性，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中走出来的光辉起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就针对扼杀人们劳动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提出过严厉批评。1978年12月，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可见，邓小平提出“部分先富”。
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谈到“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确性。1983年1月，他在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年2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他又重申了这个思想：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的这个亏。
正是在邓小平关于打破平均主义，提倡勤劳先富思想的指导和扶持下，以包产到户为基本形式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城市经济改革经过试点并全面铺开以后，创造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新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出现了一批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凡是贯彻这个“大政策”比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事实证明，“部分先富”是一个成功的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大力倡导和推动“部分先富”的政策，除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按劳分配”的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之外，也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的。首先，中国经济呈现着极强的不平衡性。大致说来，发达程度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依次递减，沿江沿海地区基础好，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人的素质高，工商业较发达，一旦政策适宜，很快就可形成启动经济的强劲优势。尤其是一些毗邻台、港、澳的地区，利用其地理便利和悠久的人员往来、海外贸易传统，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和一些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脱贫致富，在短短几年之间即可实现。而广大的内陆，尤其是西北地区，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要使经济很快攀上新的水平、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提高，还要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所以，地区之间要缩小不平衡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有早有迟、有快有慢的长期过程；其次，在致富的主体即人的因素上，同样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文化素质不同、劳动态度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对社会的贡献差别很大，按照按劳分配原则，领取的报酬也不能相等。这也决定了社会的各个成员之间不可能同步富裕。那些贡献大、产出多的劳动者，多得是应该的。现阶段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财富占有多少不同，生活富裕程度不同，这都是允许的。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经济政策上所犯的一大失误，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理解为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同量富裕，要求全国人民都在一个起点上搞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甚至抑富济贫，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不允许有差别的做法，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损害了贡献大的地区的利益，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导致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承认差距，把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其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允许和支持“部分先富”，才能充分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发挥长处，克服不利因素，才能充分调动不同地区的各类人们创造财富、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一部分人和地区的“先富”才能对大部分人和地区起到表率和激励作用。可见，“部分先富”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并能够对经济运行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的。
“部分先富”的政策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物质财富的充盈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文化水准。邓小平1984年初谈到深圳之行的感受时说：由于在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就业增多，收入增加，物质条件也好多了，深圳的治安比过去好转，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同年10月，他在谈及苏南地区经济率先发展，苏州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生活水平有了迅速提高的生动事实时，特别指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自己拿钱办教育，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了，文化水平提高了，人的工作就好做了。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他多次重申：尽管还有10%的人口比较贫困，但10年来人民生活总的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支持我们，否则“六四”这一关就过不了。从这些论述和改革与建设的实际来看，“部分先富”有利于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巩固，是深得人心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性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