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祯回忆：“当时如果要坚持美国要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因为有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向台湾的武器销售，而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时向台湾出售的水平，一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1978年，美中两国举行了建交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很坦率，不回避困难，并与我们一起设法解决这些困难。我深感荣幸的是，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邓小平与我实现了中美建交。”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象征着吉利的“羊年”一开始，邓小平即飞赴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这个国家。第二天上午美国政府在白宫南草坪，以隆重礼仪热烈欢迎他的到来。邓小平在致词中说：“中美两国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并意味深长地说：“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会谈。
虽然以前从未见过面，但经过短时间的相处，卡特就对邓小平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身材矮小却很健壮的人身上，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友善，都和谐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卡特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说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当天晚上，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卡特致词后，邓小平发表了富有特性的答词。他说：“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两百多名新闻记者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
美国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并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每到一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在有名的国会山上，那些见惯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
在德克萨斯州竞技场，女骑手向邓小平赠送了一顶崭新的牛仔帽，邓小平高兴地戴在了头上。他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天，竞技场周围的牛仔帽生意大为兴隆，成百上千顶牛仔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卡特在1979年1月29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么一段：“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小平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小演员，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访美期间，邓小平参观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并签订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协定和文化协定，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谅解的换文等，大大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了解、交流与合作。
为期8天的访问结束了。访问结束前一天，邓小平在被称为“通向东方大门的城市”西雅图，出席美国联合公司举行的午餐会上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从这以后，邓小平一直是美国各界，特别是新闻界关注的对象。
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在曲折中前进的特点。台湾问题仍然是妨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1979年3月26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卡特总统提交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卡特正式签署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实质，就是要把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对待。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抗议。4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里根执政后，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无疑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1981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黑格时严正地指出：我们对美售台武器的容忍有限度，干扰太厉害会使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希望美国政府从更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针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霸权主义的行径，邓小平多次表明了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指出中国绝不会吞下侵害国家利益的“苦果”。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于1982年8月15日达成协议，并于8月17日公开发表了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双方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
美国政府承诺：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几年内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渐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
8月17日，在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前，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他首先对《中美联合公报》即将发表表示祝贺。他说：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他宣读了致里根总统的信，并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
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但是，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国却未能始终信守以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制造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其中突出的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高性能的先进武器，美国政府和国会利用所谓人权和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美国应该正视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要人为地制造障碍，要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
邓小平为期一周的访日，掀起了一场令人激动的“邓旋风”创造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齐怀远专门谈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共同开发”的思想。他说：“我认为小平同志在外交上最关心的莫过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那么处理好周边关系自然也是很重要了。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新产生的问题。发生过摩擦、冲突，也有过战争。在小平同志外交思想的指导之下，这些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也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国。发展中日关系，是邓小平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中日两国之间，有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保持世代友好的愿望，也有以往战争造成的痛苦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关系又多年处于不正常状态。改善和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前去出席他曾给予极大重视和关心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领导人首次访日。
为期一周的访日，掀起了一场令人激动的“邓旋风”。
10月22日，邓小平乘坐的专机刚刚降落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迎来的第一句话，是园田直外相的“欢迎词”：“您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后，邓小平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发表了看法。访问前，日中双方曾约定，邓小平这次访日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这样的有争议问题。
25日下午4时，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挤满了世界各大新闻社的四百多名记者，记者招待会的主角是邓小平。面对西方记者一连串尖刻的提问，邓小平回答自如。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邓小平显示了真不愧伟大人物的风度。
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突然向邓小平提出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邓小平的回答。
邓小平神态镇定，望着在场的记者们，从容地回答道：“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就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倒是有些人想利用这些问题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邓小平巧妙地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思想开始在他脑海中酝酿：解决国际争端，应该按照新情况和时代特点提出新思路和新办法，使之不要成为爆发点，可不可以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里的资源？
齐怀远说：“后来小平同志就把这个思想延伸引用到南沙群岛问题。在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小平同志结合一国两制，就把共同开发的思想比较完整地提出来了。他当时说：处理国际问题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办法。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上就把它划到中国，是属于中国的。现在除了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那么将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武力把这些岛屿统统收回来，另一个办法就是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样就可以消除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这类问题不少，我们中国是主张和平的，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争端。小平同志说他这个思想时，外宾听了都感觉到很新鲜，很有意思。现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同印支国家的关系发展都很好。”
邓小平一直关心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并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立场。他多次向日本客人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
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说：“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
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顺利的，特别是在两国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双方优势互补，交往十分活跃，两国都成为各自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政治上，政府间和民间的往来不断增加，加深了了解。但是，在两国政治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日本如何看待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当前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抬头等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必须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1987年5月，在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邓小平强调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