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闹派性的人作了深入的分析。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住心窍的人。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弯，严肃处理。另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他说，对这种人要坚决处理，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
邓小平认为：对派性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各级领导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就是坚决反对，还要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造成声势，把反对派性的斗争搞好。
邓小平强调反对派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他明确提出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75年，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恢复党的一系列原则和作风。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末，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
他特别强调：“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其次，邓小平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来，“左”倾错误路线的盛行，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而派性的长期存在，又使许多政策得不到落实，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安定团结，使尽可能多的人心情舒畅地参加“四化”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他以徐州地区抓“五一六”问题为例指出：“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1975年中共中央作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决定后，他积极推动贯彻执行，甚至不怕压力，不惧风险，敢于触动一些“文化大革命”中“钦定”的、早已作出结论的大的冤案。
1975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明确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问题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冤案当时未能平反。
为了把党的政策全面细致深入地落实好，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在落实政策时，对“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的人，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加以“特别注意”，以便把各方面的人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
另外，邓小平认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起码条件。因此，要彻底清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还必须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所以，他反复强调，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性一定要加强。
那么，如何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呢？
邓小平提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抓一下不可。同时，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邓小平深知在当时真正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会有很多困难和阻力，因此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多次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邓小平认为，要根除派性，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在领导班子问题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整顿，建设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说：“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
为了整顿和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选党性好、作风好，敢于负责、能解决问题，不怕被打倒，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1975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中着力强调，“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
邓小平紧紧抓住反对派性、实现安定团结局面这一主要矛盾，从上述几个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办法，意志坚定，旗帜鲜明，针对时弊，切中要害，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消除动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强烈愿望，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铁路整顿成为邓小平抓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整顿的突破口。
在反对派性、力图恢复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同时，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国民经济建设上面。针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混乱和停滞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并以经济工作的整顿带动科技、文教事业整顿的展开，领导和推动着全面整顿的深入进行。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从对当时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的整顿开始的，而铁路运输的整顿正是整个工业交通整顿的突破口。
铁路运输，被人们喻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如果大动脉出了毛病，那么东西南北中各处各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中，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冲击。在问题严重的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许多铁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邓小平选择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同时也充满了风险。这步棋下好了，会带动全盘活起来；下不好，后果则难以预料。
担负“开路先锋”重任的铁道部长，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他是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刚刚被任命此职的。
1975年1月28日，刚刚上任10天的万里，将自己对铁路的调查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一是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
二是运输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铁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1964年平均日装车5万辆左右，现在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只有3万多辆），减少了1万多辆，按实际能力，应达到6万辆左右。
三是事故惊人。1964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1974年多达750多起。
四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去年全国铁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万里接着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立即指示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要求文件中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立即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十分重视，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他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的要害是明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并向它宣战。
很快，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于1975年3月5日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有名的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九号文件的特点是，解决铁路问题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
文件开宗明义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下发后，人们把它概括为“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文件作出了五条决定。主要是：
——全国所有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指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
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同沿线群众的关系。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需的，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九号文件下发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接着，他分析了全国工业的形势，尖锐地指出：当前工业生产的形势不好，值得引起注意。“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着重强调了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这三条方针。他还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
一个文件，一个讲话，全面整顿的第一战就这样打响了。
从3月5日开始，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研究部署整顿铁路工作。
3月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一结束，万里带着中央九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亲赴徐州。
徐州，地处黄淮平原，不说其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仅从交通的角度看，徐州即是京沪、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扼中国东部贯穿南北和东西的咽喉。
设在徐州的铁路分局，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造反、夺权，几经反复，运输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在复杂的领导体制下，更加剧了混乱局面的发展与持续。徐州分局属济南铁路局管辖，而它又处于江苏省徐州市，分局的下属站段则分布在山东、安徽、江苏。一个分局要同三个省的地方打交道，于是，从铁路系统的内部到三省地方，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混乱。
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央的指示直接向群众宣传。
3月10日，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九号文件的万人动员大会；3月11日，召开了徐州市、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3月13日，召开了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
在各种场合，万里反复宣讲中央九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的精神，一再强调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迅速改变局面，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并限期在3月底之前解决问题。
万里利用各种机会，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一批二撤三调离”。也就是说一要进行严厉批判，二要撤掉领导职务，三要调离原单位。对于不服从调动者，停发工资。对于顽固不化、继续闹派性和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
很快，整个徐州分局出现了一个学习、宣传中央九号文件的群众运动。
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的同时，万里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议，逐个地听取了常委的汇报和自我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