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迷信?没有呀,噢,你们都没有见过‘做迷信’。那道士先生捉鬼,手里拿着剑从三张八仙桌上跳下来,是翻跟斗呀!我哪儿行?还有那‘连通三界’的‘弯弯法号’。道士说,就算用番薯把我的屁眼堵住,我也吹不响哩。再说,我不识字,怎么能念经?嘿嘿!这些我都不会,你叫我做迷信,我也做不来咧!”
大部分红卫兵都感到,跟这没文化的人讲“文化革命”,简直是对牛弹琴,但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口。有个聪明一点的就找个容易答的问题:“你为谁扫墓?”
“阿海。你们识字,那墓碑上写着。我年年来,不识字也不会找错地方。”
“王阿海、林依妹是你什么人?”
“阿海是我最好的结拜兄弟!”
“是旧社会搞的拜把兄弟吧!”
“是旧社会,民国年间。过年大家轮流吃饭,当然还喝酒……”
“谁是老大?”
“我。”
“那你是座山雕?”
“我没坐过山‘吊’(福清人称竹轿为‘吊’),但我扛过吊。”
“算了算了,说你也不懂。那王阿海是什么成分?”
“没成分。”
“怎么会有没成分的人?”
“他是民国年间被枪毙的,那时还没土改。”
“你怎么老是民国民国的,那是反动的,该说公元……”
“公园?我没去过。听说福州有,但那年我去福州,找了两天才找到监狱,第三天就送阿海棺材回来,哪能去看公园!”听阿土这么说,有个女红卫兵掩嘴偷笑。
“王阿海为何被枪毙,谁枪毙他?”
“说他是共产党,当然是国民党枪毙他。”
“那他是烈士!”
“不是。我们老十二牛弟,干部名字叫做郁什么的来着,他那时就共产党了,他说阿海没入过党,没参加革命,因此不叫做烈士。”
红卫兵小将们认定此人不是专政对象,再谈下去仍然纠缠不清,不如劝他两句算了。因此领头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我们认为你来为王阿海扫墓,阶级立场是正确的。但日期不对,清明是封建迷信的鬼节,不能再提倡这日子了。今后可选他的诞辰纪念日也就是他的生日来扫墓,比较有意义。”
“阿海的生日,连阿海自己也不知道。每年正月十五,外婆在的时候,就为他煮一碗蛋面,说是过生日兼过元宵节。但阿海知道那是外婆为省钱,哄哄他的。你们读书人当然知道,这生辰一定要准确,不能错。错了,算命算不准,就是花钱算了,算出的也是别人的命。祭奠也白祭,因为不是他的生辰,这一天他不来。只有清明节统统都来……”阿土只吃掉一个“鬼”字,对其余的知识,确是知无不言,真心实意地教给这般革命小将。
红卫兵小将们出现分歧:有人说,这死老头在宣传迷信,该押他去游街;但大多数人认为,把贫农押去游街,立场不对,如果他满街骂粗鲁话,我们又不能动手打阶级兄弟,也堵不住他的嘴,那就很糟糕。算了吧,把他赶回去就是。于是领头的说:“不要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了,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你懂不懂?”
“懂,我懂!风水轮流转嘛,过去一直是‘抓反革命’,现今流行‘抓革命’。头水货当过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老革命先抓,再抓二水货土改入党的,我村里的书记已经抓过了,听说区里、县里的书记都抓过了,你们说,我回去该抓谁?”阿土这套“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说词,让小将们不知从何批驳起。
有人叫道:“他搞不清,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快走吧!”
望着这些离开墓山的毛孩子们,阿土不服气地说:“我搞不清?我看是你们搞不清!这样没完没了地抓下去,总有一天轮到要抓你们这些新革命呢!”
还好老五大锣今年来不了。如果他在,伪镇队副郁大乐难逃游街批斗的下场。阿土有贫农成分这张护身符,不止一次地省掉了许多灾难。
郁阿土第一次遇到的麻烦是“大跃进”那年。先是各乡农民带铺盖去开大会,人山人海,好几盏汽灯照得夜空跟白天一样亮。有人上台敲一下鼓,大声喊道:“我队保证年产一千斤!”
阿土还没弄清这千斤指的是番薯、麦子或稻谷,又有人上台击鼓了。
“我保证年产一万斤!”
“我十万斤!”
阿土对一道去的老六说:“这只打鼓不敲锣的戏,没味,我还是睡一会儿好!”说着,他靠在背包上,很快就睡着了。因此,他并不知道本队喊出的是多少万斤。
那时候,由城里下放的干部来教农民怎么种地。下放干部老胡为落实每亩田年产万斤粮的保证,到生产队来开会,并指示:一亩地下三百斤麦种。阿土当场跳起来,脖子涨得通红地叫喊:“下三百斤种子,到时有收获,我当街从你胯下爬过!”
“你,你这是‘大跃进’的绊脚石!要搬掉你这块绊脚石!”老胡大声嚷道。
“搬,你搬搬看!”
粮食跟阿土性命交关,他决不让步,摆出要拼命的架势,被大伙儿拖住。
十几户人家在队长家里开会,本来就够挤的了。大人一吵,孩子就哭,屋里乱哄哄的,会开不下去了,生产队长只好宣布散会。散会后老胡找大队支部书记说要开全村大会,为“大跃进”扫除障碍。支部书记有点犹豫,大队长老郁坚决反对。老郁就是阿土当年结拜的老六。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不再提那结拜的事了,特别是在这“大跃进”时期,一天等于20年呀,共青团员们还破旧立新,大年初一集体捡猪粪去,哪有闲工夫轮流吃饭呢!再说,也没啥好吃的。因此,老郁并非“卫亲遮故”才反对批判郁阿土。他认为,地主、富农不参加会议,中农一般不说话,敢说话的都是贫下中农。这种子的事,老农多半会赞同阿土的意见。这样,开起会来收不了场。但老胡说,怕什么!他可以到龙田中学去找几百个学生来参加会议呼口号。可是支部书记还是不赞同这个做法。最后,老胡说他要告到中央去。
老胡是否将此事告到中央去,没人知道。但识字的人在闽侯地区的农民报上看到了点名批判“大跃进绊脚石”郁阿土的文章。阿土不识字,不在乎报上说他什么,但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都感到郁家村大队被点名了,压力很大。因此,下种的事就照老胡的意见办。可是整个大队想尽办法,只弄到六百斤麦种,因此,就播种两亩地作“试验田”,老农民们把它叫做“老胡田”。
老胡田的麦苗,一片碧绿葱青,长得逗人喜爱。客观一点说,整个龙田天下,还不曾有过这么好看的一片绿草地!老胡每天一早就到他的试验田忙碌。他在田埂上来回地走,想象着社员们因高产而丰衣足食的情景,心中十分快乐。不幸没过几天,一场雨让麦苗统统倒伏在土地上。第二天太阳一照,麦田到处冒水汽,不过两三天,麦苗全都霉烂掉了。
人们以为阿土可出一口气,该高兴了,没想到他反而坐在田头痛哭一场!
“作歉(孽)呀,这六百斤麦做成光饼,全村人嘴吃歪了也吃不完哪!”
村里人再也没见到老胡同志。农民报上再也没出现郁阿土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件事,还不知谁是谁非呢。但村里的“作田猴”们还有支书和大队长,心中本来就很明白。
因为支部书记对阿土没有偏见,所以,省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到郁家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他推荐出的几位农民老师,郁阿土就是其中之一。当支书逐一介绍完每个贫下中农的情况后,师生们一致认为,郁阿土是他们首选的老师。理由再明白不过:他是贫农且当过三年长工,过去穷,现在还是最穷的“超支户”;他过去不识字,现在还是一字不识。有决心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懂得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越穷越革命;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郁阿土无疑是大学师生们的学习榜样。
有一天晚上,郁阿土家的灶间地上坐满了来听课的大学师生们。阿土清了好几次嗓子才出声说:“我没上过学,不知说什么好。支书说了,你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这就叫上课。那么,就请各位问,我照懂得的答。”
“人民公社好不好?”有位老师先提问。
“不对不对,‘人民公社好’是毛主席说的,这不是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个好法?你是有切身体会的。”一位十分敏锐的学生,立即纠正老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阿土注意到那位老师额头冒汗。
“每天一大早,喇叭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民公社好’!这我知道。但要问我切身体会,怎么个好法,我不知怎么答。”阿土从来没想过要编造故事哄哄客人。
“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它是比较出来的。这样吧,你在旧社会当过长工,作个对比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哪里。”物理老师原籍福清县,他为阿土着急,企图把话引导到贫下中农拿手的“忆苦思甜”中来,以免老乡亲下不了台。
“做长工起早摸黑,偷懒不得。懒了,东家叫你卷铺盖走路,没二话可说。当社员起得也不晚,每天评工分,每天吵架!”阿土并非为结论铺陈故事,他只照你问的答复而已。但这无疑不合怎么个好法的要求。
大家沉默良久之后,有个老师启发道:“请你比较一下,做长工与做社员的生活,有什么不同。”这位老师无疑是用话套出“长工苦”的现成结论。
“比生活?那时我未成亲,吃、住在地主家里,再加上每月付我旱烟钱、剃头钱。吃的是麦糊番薯钱,不用粮票,吃个饱。年终我挑六担番薯钱回家给父母。现在当社员,我两夫妻都是全劳力,工分是队里评上最高的。每年我家领六口人粮食,也是麦糊番薯钱。过年才买油酱醋,平时只向供销社赊欠盐。但我家年年超支。超支就是欠债。说实在的,有孩子了,我不敢吃饱。噢,对了,那年吃大锅饭,每顿都站着吃个饱饱。虽然天天挑灯夜战,累!但多吃一顿夜宵,到底长肉呀!只是没多久就吃倒灶了。”
这算什么忆苦思甜?简直是右派言论!思想进步的学生激动地责问道:
“照你这么说,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了!”
“这是你说的,我没这么说!”
“那你说,难道解放后反而没有好日子过吗?”
这简直是批斗会了,老师们有点紧张,不表态怕有立场问题,但批判贫下中农也是立场问题,真是左右为难。
还好郁阿土高亢地说:“有,当然有!土改后的那几年,真是翻身作主人哪!自家有土地,种什么都由我们做田猴自己定。嗨,历来最缺粮的三、九、五月,青黄不接哟!可是那几年我家缸里番薯钱、大麦都满满的。过年了,我老婆和大儿子他俩每年都做好衫好裤穿。嗨,那时田边屋角种些蚕豆、花生什么的,孩子有零食,客人来了也不叫人干坐着。老婆回娘家,挑一篮芋头一篮番薯去孝敬父母。大年夜,买个猪蹄炖得满屋香喷喷。那日子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
“这是小农经济思想!”
“这是山西牛四喜的思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位老师回忆道。
“牛四喜?知道,知道。合作化那年,干部一开会就数落他。我们这里三十亩地就是大地主了。地主我可不愿当,我只要三亩地,跟别人合一头牛,那日子该过得多好呀!”
“那你只顾你自己过好日子,国家呢?”
“国家?交公粮呀!每家每户交好公粮,其余归自己,谁不愿多生产呢?现在这么做法,作田猴自己也没吃饱,公粮也打折扣。我们牛田人都说‘读书人易会(觉)悟’,这道理你们读书人只要在村里住上两天,就会很明白。”
老师们都在想,怪了,这贫下中农也懂得“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带队老师心中很明白,他其实是在说“公社化不如单干”。但如何与他辩论呢?他说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们没法说他是非,不如先休会吧。
师生们回到大队部,为的是要统一思想,莫叫郁阿土搞得思想混乱。这两天支书到公社开会,郁大队长晚上也不回家,就睡在会计室里。思想进步、行动积极的学生对郁阿土是否当过长工,十分怀疑,莫非他是地主狗腿子?
但郁大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不,绝对不是什么狗腿子。他是跟我一起长大,一起熬过来的人。这样吧,明天支书就要回来了。他也是长工出身,公社化那年,到处请他作‘旧社会我们农民是路边草,新社会我们社员是个宝’的报告。我看还是请他给你们上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