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热的时候,会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送面包来,每隔三四天送一次。他的面包没有生产日期,每次他来时,都会把上回还没卖掉的几个面包拿走,补上新的。我怀疑他到每家都是这样,不过是把各家没卖完的货互相换个地方而已。逢到有人买我家的面包,问我是不是今天生产的,我不好意思回他,只模模糊糊地说,“昨天送来的。”此外是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每晚八点以后,他骑一辆三轮车来,把车子放在店门口停一会儿,和我爸爸说会话,等地铁口的城管下班了,就推到大街上去卖。隔壁旅馆的老板每天来买一包烟,两瓶酒;对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每天过来买两包烟——这是爸爸在附近仅有的一点“熟人”了。
冬天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天太冷了,除了柜台,再没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外面的寒气与风隔开。我披着爸爸的军大衣,还是冻得手脚生疼,实在坐不住,只好灌一个热水袋,跑到外面跺脚。天黑以后,寒气剧侵,更是冻得人魂不守舍。爸爸不屑用热水袋,也不要电暖器,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动。临走时,我总要劝他,晚上早点关门不好吗?学生都放假,又卖不了几个东西!他不耐烦,手一挥,说,晓得晓得,你走!路上注意!他的脾气太固执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背着包走了。
2008年初,南方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小区里广玉兰被压倒了好几棵,绿得发黑的叶子埋在雪里。下大雪的日子,我们的店仍然开着,爸爸回乡看奶奶,被雪阻在家里,他要我待在店里,说店里烟太多,没有人看着不放心。已是过年前后,哪有什么生意呢?我在店里待了好几天,每天中午妈妈从附近陈叔叔家送一点菜、一点饭来给我吃。切得很细的土豆丝,配着辣椒丝,用菜籽油炒得黄黄的。夹着很多青椒的青椒煎鸡蛋。烧得酥烂的鸡爪子、鸭翅膀。漫长的午后和傍晚,我读一本考研的书,趴在柜台上记笔记,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我隐约想念一个很远的人。雪随时又下起来,落在门外悬铃木白色的枝干和街对面枫杨黑色的枝干上,很少有车子和行人经过,到处的寂静。灰色麻雀落到门前空地上找食吃。我把吃剩的饭撒在地上,它们呼啦一下全飞回到树上,隔了很久,才有一两只大着胆子下来。我躲在玻璃柜后面,悄悄看它们啄食。大枫杨树下是几个环卫工人住的小屋棚,积雪覆盖了蓝色铁皮屋顶,把它显得几乎矮到没有了。一个很瘦的驼背工人从屋棚里走出来,穿过马路来打电话。他驼得很厉害,因此显得很小,像只是一团橙色慢慢移过来,近了才使人看出是一个老头。他用方言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寄两件毛裤过来。打完电话,他从腰间掏出一只发黑的旧塑料袋,抖抖索索解开,拣出四毛零钱。他的手皴得太厉害了,手指上贴满边缘磨得发黑的胶布。我想说不要给了,却说不出口。才不过几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得太久,太孤单了。
后来我终于重新去学校读书。平常要上课,要看书,周末才从学校坐地铁去店里换爸爸回家。姐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要忙,妹妹不大在南京,也唯有我能脱开身去。有时候我觉得忙,或者累,犯了懒不想去,给他打电话,让他周末把店门关一晚自己回去,他答应得好好的,下回再去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回去。他固执得让人生气,如果没有人去换,他就不回家,哪怕胡子长得老长,头上全是头屑。我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每周都去。每个星期六下午四五点到店里,换他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七八点就到了,为的是去陈叔叔办公室打扫卫生。我其实也可以去,但他就是要早来,也许是不想我错过早上那一番生意。打扫完卫生,他问:“想吃什么菜?”我说随便,他就去附近一条巷子买两个菜回来,通常是应季的蔬菜,加四只鸭腿,或一块肉。店里有一只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只小锅、一只电饭锅。我卖东西,他在水池边把菜叶掰开来一片片洗净了,做饭给我吃。从前在家里,他和妈妈是常常被人请去办酒席的。
有一回刚从家乡回来,带了家里菜园里的青菜薹。爸爸把青菜薹掐成半拃长,下到滚热的油锅里炒。菜薹油光碧绿,非常好吃。我很好奇,他们炒出的青菜都那么绿,也不生,不知道是怎么炒出来的。有一回是炒茄子,茄子的味道很厚,很下饭。有时候他做一种清肉汤给我吃,把肉剁得细细的,捏成小丸子,在水里氽熟,碎碎洒一点小葱在上面。小葱的颜色很漂亮。肉汤里有薄薄一层透明的油,浮在碗面。大清早怎么吃得下这么荤的东西呢?这肉汤其实是小时候我们难得做的,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吃。
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店里只摆得下一张椅子,我们把菜放在一箱酒上,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就随便拖一只纸箱来坐。他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电视。他喝白酒,几乎是但凡吃饭就要喝酒,因为要看店,喝得不多,一餐二两。他店里的“老村长”,简直有一小半都是给他一个人喝掉的。电视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捡来的,没有用,就送给他摆在店里。这电视能收两三个台,通常都是抗日片,我实在不要看,只好悄悄把声音调小一点。饭吃过了,他把四只鸭腿腌上,睡觉去了。
我看店的时候,陈叔叔有时候会过来拿报纸。他已经有六十岁,头发还染得很黑,梳得很精神,常常穿一件黑外套。他抽一种很便宜的石林烟,四块钱一包,抽得很凶,一天要两包,用一根烟嘴套着抽。他住得离网吧很近,却买了一辆车,每天上午开车到办公室,和几个老搭档一起打麻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继续打麻将,或者按个摩,晚上再回家吃晚饭。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三四年。偶尔他跟我多说几句,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就说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
下午两三点,我准备走了,就喊爸爸起来。他把鸭腿洗洗,加清水和姜片用小锅煮熟,切成片,要给我带到学校吃。他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不想吃肉的话。我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两只。这两只鸭腿我要慢慢吃两天才能吃得完。如果这一天是月初,我还要给他做完账才能走,因他同时还兼管网吧里卖零食、烟和饮料瓶的钱。零食和烟都是从小店拿过去的,在网吧卖掉的这些算陈叔叔的钱。我把陈叔叔应得的利润算出来,一笔一笔记在纸上,由他交给陈叔叔。
我走了以后,他又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卖东西的生活。秋天有人折一枝桂花从门前经过,丢在柜台上,他把花枝捡起来,插在酒瓶里。桂花的香气像水。有时妈妈下班回家,会绕到店里,给他送一点菜。店里最麻烦的事是上厕所,要把店门锁上去网吧,他于是很少喝水,只有酒精把脸浸得红红的。他渐渐比才来南京的时候胖一些,因为老坐着不动,肚子上长了肉。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了。每天晚上七八点,他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给奶奶,只问她睡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一个给三姐女儿,问她作业做完了没。后来大姐和二姐都有了孩子,宝宝刚会嗯嗯呀呀的时候,他就又多了两个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叫他们喊他。
我从店里回家吃晚饭,再回学校。妈妈总要烧不少菜,末了也装一饭盒给我带走。她很辛苦,因为离得远,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把家里女儿们的早饭准备好之后出门,七点钟到陈叔叔家附近的菜场,买一天所需的菜,然后做早饭,做家务,侍候白阿姨起床,喂饭。白阿姨一餐只能吃很少一点,一天要吃六七顿。中午做午饭,除白阿姨和陈叔叔外,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会过来一起吃。下午继续做家务,做晚饭,再赶回来给自己家里准备晚饭。晚上她还要洗衣服。可以让她不做吗?不能的,因为她不能忍受女儿们早上要花钱去外面买早饭,又贵又不好吃;也看不惯女儿居然不用热水泡搓衣服,只是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她就是偷偷地抢也要把衣服洗掉。
吃完饭后我给她捶一会儿背,揉一会儿腿。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得厉害,站了一天,又肿又硬。我们说给她做手术,说了两三年,也拖着没做,因为白阿姨一家离不开她。她有浅表性胃溃疡,因为白阿姨的胃癌,她变得有些疑神疑鬼,老说自己胃痛,胃镜照了两三次。大姐很生气,照胃镜是很伤食道的。我给她捏手,发现她的指腹全都开裂,右手的手丫也烂了两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阿姨家洗碗不能用洗洁精,一定要用碱水,还要用开水烫,衣服和床单也是,三天两头洗,在碱水里泡的。我很生气。她说:“女儿啊,你以为在人家做事容易的?”隔了一会儿,说,“要不是你爸爸的店,我真不做了。”
有时候她跟我们说陈家的事。有一阵子陈叔叔天天去健身房锻炼,白阿姨在家忍不住哭,疑心他在外面有了相好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这样病着的人了。那后来我见过白阿姨一次,妈妈扶她出来散步,她比初病时气色好了很多,脸上略微长了些肉,眼睛笑起来时还是弯弯的,头发整齐梳拢到耳后。她其实还是好看的,她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原先住在梅园新村,后来为了离网吧近一点,在网吧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白阿姨一定要在附近小区买一栋房子,哭着说自己不想死在租来的地方,要死在家里。后来他们就把梅园新村的房子卖了,给女儿买了婚房,又添了点钱,在网吧附近买了栋房子。
为了进货方便,我们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回家乡从此也变成一件较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家。此后每逢清明、五一、中秋、过年,或其他村里有什么爸爸觉得应该回去的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就要求开车回家。他带很多条烟回去散人,和很多人喝酒,说话,坐在酒桌上舍不得下来。他要对他寂寞得没有回音的看店日子略作弥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店里待两三天。白天还好,到夜里睡下,竟然感到轻微的悲伤。我总是睡不着。夜深以后,有些声音像是吸了水的海绵,膨胀开来,清晰得令人崩溃。门前街上时时开过渣土车和汽车,夜里上网的人咚咚地踩着床上方的楼梯,凌晨两点以后,门外空地上卖炒饭的人,叮叮当当地炒饭。偶尔有失恋的女生在门外大哭,我知道她必是坐在空地边缘的台阶上,还有缺少女友的小青年,拿着大功率山寨手机播放凤凰传奇。他们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时间长久,每到周五,想到周六下午又要去店里,我就忍不住焦虑起来,觉得自己处在努力恢复与不断破坏的循环里,找不到平衡的方法。我努力恢复起来的读书的秩序与感觉,一到周末,就又被重新打破了。直到毕业前写论文,已经是最后几个月,我跟爸爸说,实在没有时间去换他了,他才慢慢肯每周自己回家一趟。每个星期天晚上十点以后,他关了店门回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又回店里。后来一切都来得很快,有两三天妈妈都回来得很晚,说白阿姨觉得身上痛,陪她在医院检查。过了半个月,再给妈妈打电话,她就说,白阿姨走了。
晚上我回家吃饭,看见妈妈,大吃一惊。她的眼窝乌了很大一块,说是扶白阿姨下车被她的手肘撞的。爸爸说,你那是给鬼打的。妈妈在床上躺了两天。她不能想白阿姨走的时候的样子。直到最后几天,始终在医院守着白阿姨的,还是只有妈妈,陈叔叔和她的女儿每天只来待一小会儿。目睹了白阿姨的过世,妈妈总觉得自己胸闷、心疼。有一天她躺在床上说自己喘不过气来,大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第二天我去看她,她刚刚做过心脏照影的检查,这种检查要用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管,从右手腕插入动脉,直到心脏,我看见她时,她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手臂肿得老粗,只有两条静脉曲张的腿因为躺了好几天,细软了很多。下午我推她去做心电图彩超,屏幕上的图案像深海里的一道光,沙沙地晃。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隐约意识到,这是妈妈的心跳。我忽然有点感动又有些害怕。
幸而她没有事。
后来漫长的几个月里,都没有人再去换爸爸。我离开了南京,开始上班。他自己看店,自己回家,我猜想店里柜台上一定落满了灰尘,很多吃的卖完了他才拿出几包补上。但这种担心很快也成为多余,因为店要关门了。传闻这一片要拆迁,到时连网吧也会关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关门的那一天。我恢复了读大学时的习惯,每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话可以说,照例是早点睡,不要太晚关门,说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啦?他说没事,今天重阳节,给你奶奶打个电话。我问他店哪一天关门,他说,十月三十号,还有几天。在关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给他打个长点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