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国文学行当里的人，听说我的专业曾经也是外国文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追问一句：哪个系的？我说：中文系的。追问者于是释然。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确设置了一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阅读文献以翻译成中文的材料为主，既不是正宗的中国文学专业，也不是正宗的外国文学专业，地位比较尴尬。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的人有两条出路，第一条出路，就是发奋学习外语，到国外混几年，然后回来当外国文学专家。一位中国本土的外国文学专家，在大会上发言讲外国文学，我问身边的国际友人：怎么样？他笑着说：不错，达到了我们本科生的水平。我觉得他的评价靠谱，因为我听一位外国汉学家在主席台上讲钱鍾书《围城》的语言问题，感觉也像我们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但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精神共享和情感交流。
第二条出路，就是放弃外国文学专业，转到中国文学领域来。但你准备研究那一段呢？中国文学也不是好惹的。你接受过正规的文字学、训诂学、金石学训练吗？再退一步说，你认识汉字吗？会写汉字吗？读一些、写一些简化了的汉字，研究一些“简体字国学”，只能贻笑大方。接下来就没有选择了，只有一个专业，那就是20世纪的白话文文学，也就是学科设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20世纪白话文学，也是一件苦差事。首先你得将你的审美趣味降下来，到图书馆去翻阅发黄的《新青年》、《新潮》、《现代评论》杂志，读一些“的”“底”、“地”“得”不分的文字，实在是让人纠结。那些在灵魂表面瘙痒的文字，不要说与法兰西、英格兰、俄罗斯文学相比，就是与“东欧弱小民族反抗文学”相比，也有距离。多数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犹如牛郎和织女，被语言的银河所阻隔。翻箱倒柜，也就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等几位作家。可是，就这么几位能勉强读下去的作家，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吗？
无论是取法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还是取法于外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标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强行的美学分析，都给人十分勉强的感觉。于是，便出现了“再解读”的思潮，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新潮理论（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还有文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做思想史或者精神史研究，或者说，文化研究思维的介入，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线生机。
但不管用什么方法，暂时还无法摆脱外国理论或外国文学的阴影，这是历史的玩笑。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形式逻辑体系，感觉多于推论。但它的内部有另外一种逻辑体系，那就是表现“天人合一”乌托邦梦想的“宇宙逻辑”。在“阴阳五行”（木火金水土，东南西北中，角徵商羽宫，肝心肺肾脾，怒喜忧恐思，等等）的总体梦幻结构中，展开古老的东方分类学式的想象。这种东西，其本质是一种诗歌思维。所以，中国古代人即使写理论著作，也像是在写诗，带有很强的形象思维特征。既然是诗歌思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写诗呢？这就是古人的想法。直到王国维那里，这种想法依然很强烈。
翻译过来的外国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比如中古的佛教理论和寓言故事，比如近现代以来的西方理论和文学作品，为中国人的诗性思维注入了逻辑思辨力。“因明学”尽管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智慧术，但它包含了逻辑思辨的方法。可是到了中国，它就变成了禅宗，变成了机锋和顿悟，也就是变成了“诗”。现代西方理论的引进，特别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之后，现代汉语理论体系的建立，才开始逐渐改写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人赖以思维的“语法结构”甚至“精神结构”。同样，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阅读，也在改变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言说方式，左右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抒情语体。我想说的是，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外国文学和理论，一旦进入了广泛的阅读层面，实际上已经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能不能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是有争议的。我个人主张，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家的现代汉语再创作。
因此，我的这本文集，与其说是“外国文学”评论，不如说是“中国文学”评论。文集编入了我自1991年以来所写的全部“外国文学”评论文章，其中俄罗斯文学评论占据了较大的篇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些文章曾经收入过我自己不同的批评文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集的一个附录部分。直到这一次，它们真正成了绝对的主体。
我用本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白垩纪文学备忘录》做书名，看上去有偶然因素，其实也隐含着某种意味。那篇文章是讨论卡尔维诺的。在小说《恐龙》的开头，卡尔维诺说，由于不适应气候和植物的巨大变化，到白垩纪末期，称霸地球十几亿年的恐龙灭绝了。接着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恐龙再现、混迹于人群之中、并将人类变成一种恐龙与新人的混血儿的故事。因此卡尔维诺写道：“恐龙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得越广。”也就是说，恐龙是不会灭绝的，它以基因的形式，或者说以DNA的形式在人类中播撒，借以保持其历史的连续性。在媒介和高科技畸形发达的今天，文学或诗的语言，这个奇异的“物种”，或许会像白垩纪的恐龙一样濒临灭绝，但它同样会以特殊的形式混迹于新的语言和符号世界，在其中播撒文学的基因。如果我们模仿卡尔维诺的话，可以这样说：“文学语言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的越广。”
最后，我想将这个小册子，献给我的老师倪蕊琴和冯增义先生。他们50年代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里讲授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也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权威。离开校园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在这里，我遥祝远在异国他乡的老师，快乐安康！
张柠
2011年5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