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西罗马被入侵的蛮族瓜分，但欧洲文明反而因此得到一次巨大解放。
农业大国的战争特色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农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采用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以及单位面积的产量，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的历史上最科学、最发达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欧洲许多地区农业特别落后，雍、乾时代的中国农民，普遍比路易十五执政期间的法国同行要活得更滋润，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
中国幅员辽阔，但东面是海，西面是高原和沙漠，北为草原及大漠，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几千年来一直集中于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主因——各古文明皆如此。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易受天灾影响，而收成缩减意味着饥荒的产生，进而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最终引发战争。
中国的地形特点，决定了中部地区以及后来的南部地区成为农业区，亦成为文明较发达地区。而西部及北部不适合耕种，在社会体制及文明上则明显要落后，但从客观上亦成就了中国不同于其他各洲的一种特色——现今版图之外的民族，如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以及马其顿帝国等，无法越过漫长艰难的西域和青藏地区，以造成对中原王朝文明的冲击，或者像地中海南岸迦太基被罗马所灭绝那样。
这使得中国古战争史有“自家兄弟关起门来掐架抢饭吃”的感觉。
而几千年来西北面诸蛮族入侵史，则可以看做中原文明的一种拓展——入侵的蛮族没有例外，都被同化于古中国的农业文明之中。缺少农耕资源、只能看天吃饭的蛮族地区羡慕的是中原王朝的富庶和稳定，而中原文化则借着一次次的战争和分裂，进一步向周围地区延伸。
农业中心区是古中国历代争夺的重点，除开农业区外，入主中原的各政权对非农业区疆土一向兴趣不是太大。这是中原王朝2000年来对西域、青海、漠北地区控制力一向比较弱的主因。比如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能有效控制的时间都很短暂，因为仅止于军事据点的这种轻度管辖模式最容易被取代。
移民屯垦，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被采用。这一方式与古希腊因自身农业资源太少而大量向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北非地区殖民有所不同。
中原王朝的移民屯垦，是为了保证陆上商路的畅通，更为了对外征战时战略物资以及兵源能更迅速地到位。显然，如果西征时所有兵源和战略物资都从中原地区起运出发，漫长的路途将损耗掉十之七八的粮草，耗费大量人力不说，如果是长期作战的话，这样的后备供应方式很难跟上偏远地区的战争需要。
中原王朝的兵源主要为农业人口，吃的是米和面，离了耕地就像没了魂儿。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战略储备方式则轻松得多——人人骑马，随时行军，以牛马腊肉和马奶乳品为食。这也是匈奴西迁后能一路到达欧洲大陆，以及蒙古骑兵能打到莱茵河的主因，而农业人口为主的中原王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抵御蛮族抢钱、自家兄弟抢田上，顾不上也不可能把战线拉得老长去打一场可能根本抢不到耕地的洲际战争。
说得直白些——中原农业王朝的扩张是“谁有田我打谁”，而游牧民族则是“谁有钱我打谁”。
在西域都护府设置前的公元前101年，西汉政府就已经在轮台一带屯田，设有“使者校尉”专职掌管屯田事务，有几百名士兵在此屯垦。公元前68年，汉朝军队攻占车师(今吐鲁番)后，又派300余人进行屯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将屯田事务当做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在莎车一带的屯田发展到三四千人的规模，积谷百万石。车师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是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很快就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中心。后来，焉耆的屯田规模也有所扩大。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最初为军屯，即农业生产由驻防士兵担任，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后来出现了民屯，一般由士兵家属和流民担当生产主力，屯田所得粮食由屯兵和屯民分配，大部分纳入官仓。汉朝在西域的屯田范围不断在扩展，今天新疆的许多地区都有当年屯垦的遗迹。可以说，凡有驻军的地方，便会有屯田作为经济保障，使丝路畅通，军队亦能安心戍守。
唐朝在西域的经营是空前的，无论是官吏还是军队，规模都史无前例。而庞大的行政物资开支必须进行大面积屯垦才能解决。北疆的屯田中心分别在吐鲁番、吉木萨尔和乌鲁木齐一带，屯田面积达11.5万亩；南疆的库车有3万多士兵耕种着10万亩土地；焉耆和喀什的屯田规模分别达到3.5万亩和4万亩，两地各有数千士卒负责耕耘。至清朝统一新疆后，天山南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
大量的农业移民，对中原王朝开拓边疆、保护中原腹地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中原王朝内部，对这种模式的争论一直就没停止过。汉武帝决定在朔方屯田时，朝野上下对此有不同看法。主父偃认为“朔方之地肥饶”。公孙弘则认为秦始皇时，发30余万人屯边，最终劳民伤财。而武帝后期，太子刘据亦反对这种屯田戍边的策略。
从西域屯田发展的情况看，这种反对观点是没有战略眼光的。因为只要积极地发展屯田事业，诸如“远离中原、民怀故土、怨结边域”等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东汉班超在西域第二次统一活动，以及唐王朝后期吐蕃隔断西域和中原的联系后，坚守西域的将士依靠屯田，仍然能够抵抗吐蕃数十年之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
两汉共屯垦西域241年，魏晋96年，唐朝为160多年，清朝达到了19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屯垦更是走进了新的现代化阶段。纵观2000余年新疆屯垦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明代思想家李贽说，屯田是千古之策。这是古人对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历史思考，是治国安邦之千古名言。
而我们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边远地区的农业移民政策不但在古代战争中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随之带去的中原地区高度农业文明以及较先进的社会文明，对边疆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是极具催化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相比争议颇多的西域农业移民屯田制，发生在中原争战之地的屯田制，则被许多人称道。三国时期，曹魏于赤壁战败后很长时间都没能发起统一战争，三方仅限于边界上的零星冲突。公元218年，司马懿建议曹操建立军屯，从此曹魏积极执行这一策略，在临近蜀、吴的边界地区大量创立军屯营。
相比之下，诸葛亮五度北伐，没有一次不面临粮食补给问题，双方甚至还展开了粮食争夺战。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终于意识到屯田的重要性，这才一边与司马懿对峙，一边在渭水屯田，可惜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在对吴国的策略中，邓艾亦采用了大量屯田的方法，组织5万多军人，六七年间屯粮可供10万众5年之用。纵观曹魏称雄以及晋国一统的战争史，军事屯田的后勤补给制起着极大的作用。
关于农业封建王朝对边疆开发的看法，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国台湾。
郑成功于明朝收复被“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之后，这里在其后代以及明朝余部手上成为反攻清政府的基地，这个想法在施琅平定台湾之后破灭。但清政府对如何处理战后的台湾，有一番争论。
部分大臣认为：台湾乃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添加疆土。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将台湾居民迁回内陆，仅留澎湖作为东南屏障。
显然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在农业至上的古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中原王朝物产丰富，耕地充足，而台湾这种地方耕地不多，不值得开发。
就连力主平台的大学士李光地也反对开发台湾——远隔大海，设为军事重镇会加重内地人民负担，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还提出“让荷兰人经营台湾，让他们世代进贡”这样的荒谬观点。
最终，在施琅及部分具战略眼光的大臣的主张下，康熙批准了在台湾设置军政机构的疏请。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驻8000兵，更迁闽粤居民于台湾进行开发，直至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
而作为传统农业人口大国，中国的封建史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做一部农民战争史。从秦朝至清朝的2000年间，农民起义战争从未间断过。
规模最大、最早的农民起义，当数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秦二世即位，征发淮河流域900名农民往渔阳驻守。因连日阴雨，误期。陈胜、吴广杀死押送的军尉，率众起义。义军很快占据大泽乡，攻下蕲县，所过之处，农民纷起响应。攻占陈县后，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王。在此契机之下，战国时的旧贵族相继称王。虽然陈胜吴广起义最终被秦军所镇压，但秦朝亦由此陷入各路反秦势力围攻之中，最终灭亡。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连年水旱蝗灾，农民生存条件急剧恶化，黄河南北及江汉地区先后爆发绿林、赤眉等大规模起义，达百万之众，但最终为汉室贵族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500年后的隋末农民起义，也是以成为门阀贵族轮流坐庄的工具收场。
唐末由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极有特色的一次。起义军率众几十万，持续十余年，转战十几省，四渡长江，两越黄河，征途两万余里，空前绝后。在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唐王朝的弱点暴露无遗——各地竟有无数的空隙供他自由来往，各处官员只管自己辖地的安全，从未对起义军构成有效的封锁。
然而这种起义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它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根据地。黄巢在攻入长安并称帝后，没有像刘邦入长安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也没有继续追击唐军势力，任由其在四川地区恢复力量。另外还有军纪的败坏，所过之地，只顾抢粮，百姓净尽，赤地千里，使得对这场变革寄予厚望的百姓，渐渐失去信心。所有这些局限性，使之与封建贵族领导的王朝变更争夺战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发生于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古代中国最典型的一次起义。
一者，此次起义战争具有宗教背景；二者，这不单是农民起义，也是中原文化向蛮族统治宣战的一起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