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毕加索离开巴黎，前往璜列平斯，而朋友萨巴提斯则亲自到车站为其送行。
到了璜列平斯之后的日子，毕加索放弃了绘画、雕塑、木刻，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唱歌，而且萨巴提斯送给他清洗画笔的布他很喜欢。这些信有一种故作诙谐的语气，好像毕加索收起了他的自信，退缩到完全的隐私里去了，萨巴提斯发现很难猜透他朋友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当毕加索在1936年5月中回到巴黎，萨巴提斯终于说服他把这些画作拿出来看之后，他取出一些素描，有的上面着了颜色。一个人身牛头怪，看起来很高兴，拉着一辆小手推车，上面载着一匹垂死的雌马和它新生的小马，捆绑得很仔细，一个灯笼挂在它的前腿上。另外一幅中的人身牛头怪巨大狰狞，正把一匹憔悴的白马从一个黑洞穴背到一个有光的洞窟，这个洞中有一个头上戴着花的金发少女。另外还有一幅牛人半羊的牧羊神静静地坐在一张桌上。萨巴提斯的语言、象征方法等等观念都与毕加索很近似，看了这些远比他所收到的信更容易懂的画之后，他明白大海的水也洗不净他朋友灵魂的苦痛。
然而日子渐渐好起来了，这时的作品给毕加索很大地快慰。毕加索和许多朋友经常会面。一天晚上他和萨巴提斯到了那儿，看到一位年轻女士脱下她优雅的刺绣手套，把她的一只手平放在桌上，手指张开，然后用一把尖刀刺两指之间的桌面，她的准头并不很好，因而每一次失误都会有血流出。
在“杜克·马果”里面，特立独行的人物并不罕见，但像这样明显的美丽和智慧的组合实在不多。毕加索十分着迷，于是就用西班牙话把这感觉告诉萨巴提斯。那位年轻女士蓦然抬起头来--她在阿根廷住过，懂得那种语言。她是朵拉·玛儿，毕加索的一些朋友都认识她，可是他们从前居然没见过面。
朵拉·玛儿是毕加索所遇见过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她是一位南斯拉夫建筑师和法国女人结婚所生的女儿，当时全家正定居于巴黎，1936年时她是一个职业摄影师。从任何标准，尤其是毕加索自己的标准来看，她都是一个出奇好看的女人，黑头发、淡蓝绿的眼睛、椭圆的脸蛋、上颧骨相当高，有着高贵、出众的仪态和一双极美丽的手。她的美丽由于她所拥有的智慧而更加光华四射。
朵拉·玛儿当时与双亲住在家里，她和毕加索并不常见面。直到盛夏来临的7月，正当巴黎人全都拥向南方避暑的时候，却从西班牙传来惊人的消息--内战爆发了。
住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反应非常激烈，一夕之间，连那些在巴黎住得久到连思想都用法文的人们，也再度成了情绪激昂的西班牙人；而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毕加索的朋友中从天主教保皇党一直到无神无政府主义者都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正确，事情黑白分明，很少有人持着无所谓的态度。虽然毕加索一度好像表现得与政治无所牵连，但是当事情重大得必须把他自己的祖国列入考虑时，他的决定是响亮的、坚定的，而绝不暧昧的。他宣布拥护共和政府。
他的支持具有极大的意义，因而西班牙政府任命他为普拉多博物馆的指导。但这时候半个西班牙已经落在佛朗哥的手中，他的军队离马德里只有二十英里，并且在8月轰炸了这个城市。普拉多的半数珍藏都迁到了瓦伦西亚。毕加索能否去执行他的职务很有疑问，但他还是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用他的武器也就是他的绘画、他的名声来谴责法西斯主义。整个世界都在他后面支持他对法西斯主义者所做的坚决的谴责。
不过，1936年，他似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普拉多的作品目前比较安全了，加塔洛尼亚尚未被波及，巴塞罗那的叛变已被镇压。他也到南方去度假，地点是莫金斯，有一些朋友也在那儿，另外还有更多的朋友分布在沿海的不同地区，朵拉·玛儿是其中之一，她和朋友在圣卓皮兹度假。
他把她带回到莫金斯，住在“大地平线”--一家可爱的小旅馆，里面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女侍。秋天的时候他们北上，还带了其中的两个女孩，到波提街替毕加索烧饭与照顾家务。
毕加索在波提街有一处画室，而这处画室原本是一幢有大花园和谷仓的老宅，后来被毕加索的朋友渥拉德买下，改造成画室后于1936年供毕加索使用。
1937年里一切似乎都很好，在朵拉·玛儿以及西班牙战争的刺激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他正常的作画产量。
但是西班牙方面的战局发展很不好，虽然对马德里的直接攻击已被街道上和大学里惨烈的肉搏战所击退，但各强国的不干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场丑恶的闹剧。法国和英国可能是出于糊里糊涂的好意，但却在文字的迷阵里搅得晕头转向，而在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竟不断地把兵力投入到法西斯主义的一边。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佛朗哥的军队中已经混入了大约一万名的德国士兵和四倍多的意大利军人。这些都是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人，而且在德国军队里更有不少空军指挥官及飞行员，急着要在活靶上增进自己的技巧，并试验他们的新武器及新战术，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更大战争做准备。
毕加索情绪激动地写了一首诗--《佛朗哥的梦与谎言》，是一首超写实主义的诗，并且加上蚀刻的插图。这整套的东西显现出一种隐藏的紊乱、无理和战争无意义的残酷，以及毕加索不止对战争，还有对右派价值的极端排斥与憎恶。
当时，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梦魇。在战争的初期，马拉加及其附近的地带是佛朗哥地盘内的一块共和政体属地，与其他共和国土地之间只靠临海的公路相交通。1937年的1月中旬，攻击开始了，到了2月初，法西斯主义者，包括九个营的意大利军队以及武装的车辆和坦克，开进了这饱受炮击、轰炸的残破城市。最野蛮的蹂躏立即展开，死亡一直延伸到阿美利亚公路上，因为装甲部队和飞机在那儿赶上了无以数计的难民潮。
消息传到巴黎的同时，毕加索正在画一幅最冷静的“骨骼”新作，一个女人坐在海滩上，正从她的脚上拔出一根海胆的刺。愤怒隐藏在毕加索心中，并在消息传来之后不断地高涨着，可是一时却找不到宣泄的路径。等到过了数周，另一个大悲剧发生之际，毕加索的愤怒才全部爆发出来。
1937年3月或者4月里，毕加索搬到了格朗奥古斯丁街去，那里的画室十分大，毕加索想要多少空间都有。就是在这里，1937年的5月，他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幅画。
1937年4月26日，佛朗哥指挥下的德国飞机袭击了不设防的葛尔尼卡市，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机投下了燃烧弹和高爆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街道，从下午4点30分一直持续到傍晚。全城的7000居民中，被他们杀死的就有1654名，受伤的有889名，整个城市完全被毁坏了。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长畸和广岛一夕之间为数几十万的死伤率相比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37年，它却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民残酷而有计划的毁灭，是野蛮行为的极致，而且是黑暗对光明的胜利。独立通讯员和摄影记者都在现场，虽然法西斯主义者宣称是葛尔尼卡的居民自己用炸药把城市炸毁的，却没有人动摇过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认定；消息很快传出，确实而可信赖，并在1937年4月28日传到了巴黎。
这次毕加索马上有了反应，并且整个投入到这种反应中，而他反应的方式当然是绘画。5月1日，他画了五张草图，三张上面各有一个单独的形体，另外两张则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组合。从那时开始到6月中旬，他发狂地工作着，并腾出一些时间来写一篇仔细考虑过的声明，这篇文章的开始是这样写的：西班牙的战乱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争斗。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我如何能想象，即使只是片刻，我会同意反动势力和邪恶？…在我现在正在从事，而且将被命名为《葛尔尼卡》的这幅画里，我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投入磨难与死亡之海的军事阶级的憎恶。
在他沸腾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他的工作却是小心翼翼的。《葛尔尼卡》并不是在一天的激情之中一挥而就的，它是数星期持续紧张的结果，像他其他的伟大作品一样，在开始动笔之前先有大量的研究，务必要把他的情感、原先观念中的全部力量，集中到一点。这将是他对邪恶的控诉。而如果他要成功的话，他必须完美无瑕地运用他的艺术武器。
这是一幅巨大的画作，近7米长，4米高。但是使人震撼的不是它的尺寸，而是它本身表现出的含有大量感情的世界。人们不会注意到它缺乏色彩，因为黑色、灰色与白色本来就很适合这个死寂的世界，死寂而又充满了哀号--一种属于极度的哀伤，属于灾难、属于炸弹爆发之后片刻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在画面中央的上方，一个电灯泡从像一只眼睛的阴影中向外发着光芒，它的下方蹒跚地站着一只瘦高的马，它尖叫着，一只长矛的残柄穿过它的背部，尖端从侧面穿出。马蹄下有一个男人的尸体，像塑像一样地碎成片片，有着清晰的裂痕，一只手臂伸向画面的左端，另一只手紧抓着一把破碎的剑，这把剑碰到了一朵正在生长的小花。在马的右上方，一个女人的头惊恐地由一扇窗内伸出，她的长手臂提着一盏油灯，几乎碰触到那马的头部，照亮了一个边缘很清楚的区域，包括了那匹马的胸部，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上半身--她半裸着，痛苦地向中央移动，拽在身后的腿伸展到了画面的右边下缘。在那匹马左边的黑暗之中，一只巨大野牛的头部、肩膀，还有一只腿，危险地出现在这光亮地带，同时在牛下方的左边一个蹲踞的女人哀号着，两手之间夹拖着一个垂死的婴儿。她的呼喊受到极右方另一个女人的呼应，那个女人陷在燃烧的瓦砾中，她白色的手臂向上伸展，她白色的头部在同样酷烈的痛苦中向后仰举。那匹野牛威吓性的头部后方，隐隐约约地有一只鸟--鸽子或鸡或鹅，总之是一只家禽在黑暗中向上方哀鸣。
所有的人都同意这幅画基本上是对战争的罪行、残酷、仇恨，对无辜者屠杀等等事情的谴责，但再作进一步地分析，意见上就有了分歧。许多人把《葛尔尼卡》看做是单纯地对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的控诉，但也有些人诽谤它仅仅是一种宣传。这当然是错误的看法，毕加索的确谴责佛朗哥，但在《葛尔尼卡》中他把他的抗议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使它成为对所有战争、对所有压迫的一种激情呼喊。
如果我们相信毕加索自己的解释，把野牛当做是野蛮与不人道，而把马当成人民，那么《葛尔尼卡》的讽喻就涵盖了极广泛的范围。这罪行不再限定于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做的单一事件，而是所有武力的残暴邪恶的愚行，那么这幅画就是对它们所造成的举世磨难的巨大抗议。这画也可以不看做是道德上的谏诤，而视为一个绝望的断言，也就是说不会有胜利，双方都注定要失败，最后将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战场，充满仇恨，完全没有规范、艺术与人性。毕加索在画《葛尔尼卡》的时候做了一些剪贴的试验，他用纸剪了一滴带血的泪，在图上各个角色的脸上移来移去，从一个换到另一个，而在那头野牛的脸上逗留得最久，好像它也应该与其余那些角色受到一样的怜悯。最后他放弃了那滴泪，但还是对诗人荷塞·波加明说：“我们可以把它收在箱子里，至少每个礼拜五把它拿出来一次，贴在野牛的脸上。”
也许艺术跟政治和道德都没有关系，但它却绝对和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分辨有关。在某种层次上，美学的真实与虚假，光明与黑暗的关系是相联属的；当这两者并列在他面前的时候，毕加索会站在哪一边是毋庸置疑的。
